《社会偏好理论与社会合作机制研究：基于公共品博弈实验的视角》概要
周业安[1]
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谈判、打击恐怖主义等国际性事务的妥善解决，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协同创新等发展新模式的兴起扩散等，无一能离开合作。合作如此重要，它为什么会发生？发生之后又如何维系？这无疑都是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有鉴于此，在诸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成果尝试以偏好的微观结构为基础和源头，通过一系列具有乡土文化背景特征的实验室实验研究，探讨偏好的微观结构对社会合作的影响，以及外在的制度安排、内在的制度演变和群体选择对社会的影响，并据此提出走出“社会困境”的思路和建议。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
传统经济学分析社会合作问题主要是基于非合作博弈分析，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在于，社会成员是理性经济人，在集体决策时会选择“免费乘车”，从而导致合作无法达成。诸如公地的悲剧、公共品自愿供给难题、外部性问题等等，都可归结为社会困境问题。为了寻找社会困境的诱因，探索走出困境的机制，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分别从制度路径、演化路径、行为路径三个视角，构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制度路径强调通过制度或机制的设计来解决合作难题；演化路径把合作看作是一个类似生物进化的演化过程；而行为路径则从人的认知和社会心理出发，探讨社会合作的成因和演变。
本成果在总结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行为路径为基础，融入制度路径和演化路径的有益思想，尝试对这三种研究路径进行一个初步的综合。本成果的理论逻辑的出发点在于，社会是由具有社会性的个体构成，个体的偏好由自利偏好（新古典范式）和社会偏好（行为范式）共同组成——本成果称之为“偏好的微观结构”；这两种偏好相互作用，各自以及共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个体具有“搭便车”动机，同时又具有合作倾向，即在个体身上表现出了既自利又合作的复杂行为模型。本成果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研究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的关系。
本成果试图在三个方面做出初步贡献。首先，本成果试图在一个不确定环境下探讨偏好的微观结构及其对社会合作的影响问题；其次，本成果试图在一个乡土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社会合作的跨文化研究；最后，本成果试图把制度路径、演化路径和行为路径初步做一个结合尝试，探讨给定个体偏好的微观结构下，外在的制度安排、内在的制度演变以及群体选择对社会合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提出好的问题至关重要，选择适当方法也非常重要。由于社会合作可观察但难以刻画，所以通常的理论建模、统计分析以及大数据计量经济学分析就显得力不从心。所幸近几十年兴起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提供了恰当的解决之道。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经济学实验方法，这一方法通过在一个可控环境下研究个体、组织决策和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个体之间、组织之间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实验方法包括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两大类。这些方法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新分支——实验经济学。社会合作问题通常都通过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类型的博弈来刻画，而检验博弈模型的最好方法就是实验室实验。本成果将采用这一方法。实验室实验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控制变量的设计，可以分离出纯粹的社会合作行为，并清晰展示偏好以及环境因素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本成果研究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的关系，在实验设计中就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对被试社会偏好以及偏好的微观结构的研究，本成果把社会偏好分成利他、互惠和不平等厌恶三种类别进行研究，连同风险偏好的研究，共有四个实验；另一个是对被试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的研究，本成果按照博弈顺序区分了标准型和序贯型两种博弈，共有两类公共品博弈实验。前者包含风险偏好与各种社会偏好的测度；后者包含公共品博弈实验。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1.主要内容
本成果借助公共品博弈等实验环境，重点从社会偏好的视角探讨了社会合作问题。成果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1）详尽梳理了相关研究成果。
本成果在第1章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核心概念、文章结构、研究思路和方法之后，在第2章围绕三个主题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综述。一是对社会偏好、风险偏好以及社会偏好异质性相关研究的综述。这部分在广泛讨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中涉及个体偏好微观结构的相关证据后，重点概述了其中有关社会偏好和风险偏好的研究成果。二是对社会偏好如何影响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相关研究的综述。这部分概述了代表性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的一般性结论，讨论了基于社会偏好理论的多种可能性解释及其稳健性证据，并进一步聚焦于不平等条件下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的主要结论及原因解释。三是对提高且维系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的有效机制的综述。这部分在列出了关于公共品自愿供给合作脆弱性的若干解释后，重点讨论了能够稳定提高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的相关机制，包括群体类型选择机制、惩罚和奖励机制、声誉机制。
（2）全面评述了实验室实验方法。
针对国内学术界至今对实验研究方法仍不熟悉甚至存在一些怀疑和排斥的现状，再考虑到本成果的研究全部都基于实验室实验方法，第3章对经济学研究中的实验室实验方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和评价。一是简要回顾了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并讨论了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发展完善做出的贡献。二是介绍了实验室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特别是诱导价值原理和并行原理，这也是实验室实验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依据。三是讨论了使用学生被试这一实验室实验研究中备受争议的做法。这部分在梳理了支持和反对这一做法的两方面声音及实验证据后，通过大量相关证据表明，至少就本成果的研究主题而言，使用学生被试的做法是有效的。四是总结了针对实验室实验方法的各种批评意见，包括被试自选择问题、特定情景的关注偏差、文化差异等。这部分对这些批评意见，特别是关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方面的争议，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和看法。总的看，本成果认为，实验方法包括实验室实验方法尽管存在较大争议，但作为一项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大有裨益，也为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认知现实世界和真实的人提供了更多依据和有益启发。
（3）识别测度了个体偏好的微观结构。
第4章在风险决策、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这五个最基本的实验室实验环境中，研究刻画了个体偏好的微观结构。借助实验数据，一是研究了风险偏好的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年龄、性别、城乡、家庭收入等诸多变量对被试风险偏好的影响；二是测度了被试的利他偏好、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互惠偏好这三种典型的社会偏好，并逐一研究了其与被试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
（4）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偏好的微观结构对社会合作行为的影响。
第5~7章是一个系列研究，递进式地讨论偏好微观结构对公共品自愿供给问题的影响。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收入不平等环境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第5章在一个典型的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环境中，以我国现实存在的收入差距状况为参数设置主要依据，分别讨论了由被试初始禀赋不平等、个体投资公共品的边际收益（MPCR）不平等、出场费不平等体现的三种形式的收入不平等对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的多方面影响，并研究了决定被试行为的动机因素。这部分采用的实验环境也是后续3章的基准。
二是社会偏好的异质性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第6章在风险决策、修正型的独裁者博弈、带策略性的公共品博弈这三种实验环境中，详细分析测度了被试多种类型的社会偏好，依据被试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特征研究了异质性的分布特征和可能来源，然后重点讨论了社会偏好异质性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
三是不同类型的内部惩罚机制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考虑到社会成员几乎都生活在某种不确定环境下的现实情况，本成果继续研究了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如何诱发社会合作。第7章通过一系列实验的对比研究，重点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社会偏好作用所体现的合作行为或决策的社会影响下，是否会挤出风险偏好对人们合作行为或决策的影响；第二，在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的竞争中，哪一种在人们的合作行为或决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三，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在合作行为或决策中的互动效应。
（5）细致分析了制度对社会合作行为的作用。
第8、9章在第5章的基准实验环境中，引入了制度变量，具体表现为内生惩罚制度和外生奖惩制度，考察这些制度变量对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和效率的影响。第8章增加了被试可以对其他被试的公共品捐赠行为施加有成本的惩罚这一设计。据此，在继续分析收入不平等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了有无内部惩罚机制以及不同内部惩罚机制对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和效率的影响，分析了被试选择是否惩罚及不同惩罚力度的表现，并从社会偏好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第9章则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外部奖惩机制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在第5章的基准实验环境中，增加了外部施加的根据被试公共品捐赠行为进行奖惩这一设计。据此，在继续分析收入不平等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了有无外部奖惩机制以及不同外部奖惩机制对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和效率的影响，分析了被试在这些设计中的行为表现，并从社会偏好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6）对比研究了基于社会偏好的自发合作行为。
前述研究分析阐明了以下三层含义：社会合作行为的产生根植于社会偏好；如果社会成员除决定自己是否合作外什么都做不了，社会合作水平在长期中可能出现下降趋势，即社会合作表现出脆弱性；通过一些内在或外在的制度安排，社会合作水平可以持续稳定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那么，假设没有这些内在或外在的制度安排，但给予社会成员较大的自发行动空间，社会合作行为将呈现出何种态势？为此，本成果的第10章、第11章进一步探讨了基于社会偏好的自发合作行为。
第10章在第5章的基准实验环境中，引入序贯公共品博弈框架，增加了被试固定匹配的实验局并将之与随机匹配做对比。据此，考察了源自稳定合作关系的合作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动态过程及其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分析了不同类型个体偏好对于先行动者和后行动者的动态影响。
第11章在第4章、第5章的基准实验环境中，增加了能够显示被试偏好类别信息和允许被试自主选择合作群体类别的实验设计。据此，考察了群体外生和内生选择机制的合作效应，并分不同实验情景研究了这两种机制的差异性合作效果，然后对这些机制下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给予了基于社会偏好的相关解释。
最后，本成果还总结了我们这个实验经济学研究团队多年来在国内从事实验室实验研究过程中的诸多感悟。
2.重要观点
概括来看，本成果形成的重要观点可表述为“1+1+8”，即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形成了一个核心认识，得出了八个重要结论。
（1）一个研究框架：从偏好的微观结构到实现社会合作。
本成果基于社会合作的行为路径，把社会合作看作是代表社会困境的公共品困境问题，合作行为表现为公共品博弈中的自愿捐赠。本成果的核心思想在于：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性，在偏好层面上表现为社会偏好；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及风险偏好（不确定条件下）构成了个体的偏好微观结构，给定这一偏好结构，个体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体的，这与传统经济学中纯粹的理性自利个体假定和完全的社会人假定区别开来；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以及风险偏好会相互作用，或者挤入（正向作用），或者挤出（负向作用），这种互动关系会影响社会成员的合作行为；社会成员的偏好微观结构会诱发内在的制度生成和演变，比如惩罚、声誉以及群体选择机制等，这些机制会和社会偏好一起对合作行为产生作用；给定社会成员的偏好微观结构，外生的制度设计也会对成员合作行为起重要影响。由此，我们可以从偏好的微观结构出发，理解和探求现实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合作与非合作现象。
在这一主要思路基础上，本成果从公共品博弈实验出发，研究具体的社会合作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首先，本成果建立一个基准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考察社会成员在实验室状态下的社会合作行为，这可以从被试公共品自愿供给（也就是公共账户捐赠）的结果加以分析和推断。然后从两条主线出发，深入探讨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之复杂关系。第一条主线是制度的作用。引入制度路径的思想，制度影响行为。在公共品实验设计中，通过外生的奖惩制度来约束被试的行为，从外生的奖惩制度对被试自愿捐赠的影响推断其合作行为的性质；同时引入制度路径和演化路径的思想，从内生的惩罚制度出发，探讨被试在实验中自发的惩罚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种内生惩罚如何影响被试的自愿捐赠（合作）。第二条主线是偏好的作用。探讨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被试自愿捐赠的影响，由此分析偏好的微观结构及其对社会成员合作行为的作用；同时把行为路径与演化路径结合起来，分析声誉、群体选择机制等对被试自愿捐赠的影响，这种分析同样在一个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完成。具体参见图1。
图1 本成果的研究框架——偏好的微观结构和社会合作
（2）一个核心认识：社会合作行为根植于社会偏好。
社会合作行为表现得多种多样。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在一个公共品博弈实验情景中，通过考察被试的自愿捐赠行为，来分析社会合作问题。如前所述，公共品自愿供给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的社会合作，只有当社会成员相互合作，才能有效提供公共品。而在这一博弈当中，由于社会成员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利动机，会出现“免费乘车”现象，所以作为自愿供给的社会合作是无法形成的。传统经济学仅仅强调被试的自利偏好，因而无法解释社会现实当中普遍存在的自愿合作现象。本成果通过公共品博弈等一系列实验研究发现，如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所反复强调的，社会成员其实具有一个偏好的微观结构，即个体不仅具有自利偏好，还具有社会偏好，而这一社会偏好是促使个体自愿合作的关键。
（3）八个重要结论：关于偏好异质性、制度约束、自发演进以及不平等和不确定环境的具体影响。
一是个体的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都呈现出异质性。研究发现，个体的风险偏好分布有一定规律可循，大部分都是风险厌恶的，少部分是风险中性的，极少部分是风险爱好的。利他偏好具有异质性，利他程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经济学类专业及具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的个体表现出更低程度的利他偏好。不平等厌恶偏好具有异质性，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受是否是学生干部和父母最高学历因素的影响，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受是否是经济学专业、是否成长于单亲家庭以及是否有过不愉快经历这些因素的影响。互惠偏好具有异质性，大部分的个体都是强互惠者，而且个体的互惠偏好受性别、年龄、民族、城乡以及是否成长于单亲家庭这些因素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偏好之间通常具有内在关联性。
二是公共品自愿供给在收入不平等环境下依然显著存在。实验结果表明，尽管存在“期数效应”，但公共品自愿供给在三种收入不平等环境下都显著存在。这说明，即使处于收入不平等环境，由于在偏好的微观结构中社会偏好会挤出自利偏好，个体包括处于相对劣势的个体仍会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合作行为。研究还发现，高初始禀赋被试的公共品捐赠比例显著较低，高MPCR被试的公共品捐赠数量显著较高，而出场费则没有显著影响；被试的公共品捐赠行为具有跨期延续性，互惠和不平等厌恶理论可以部分解释这种行为，而纯粹利他和光热效应理论则不具解释力；仅有出场费不平等情况能够显著提高公共品投资效率。
三是个体的社会偏好异质性显著影响其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实验结果表明，依据在策略性博弈环境下捐赠特征的差异，可以把个体划分为条件性合作者、搭便车者、倒U形合作者以及其他类型合作者，这些不同社会偏好类型的个体在公共品自愿捐赠水平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上述结论事实上说明，个体偏好在微观结构层面是具有异质性的，而这一异质性会影响到个体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也就是说，会影响到个体的社会合作行为。从这个角度讲，个体的社会合作源自其内在的社会偏好；而在现实社会中个体表现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合作行为，则源自社会偏好的异质性。
四是风险偏好显著影响强社会偏好个体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实验结果表明，首先，互惠偏好显著影响个体在基准实验环境中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利他偏好和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则不显著；不平等厌恶偏好对个体在序贯公共品供给环境中捐赠行为的影响也不显著。其次，风险偏好只对个体在基准实验环境中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并且其作用要小于互惠偏好。最后，互惠偏好程度为强互惠者的风险偏好，对其在基准实验环境和序贯公共品供给环境中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利他偏好类别为强利他者的风险偏好，对其在序贯公共品供给环境中自愿捐赠行为的作用显著。总的看，这说明强社会偏好者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会受到风险偏好的显著影响，而在自私者和社会偏好程度较轻者中则不存在这一特征模式。
五是内在惩罚机制的引入能够显著且稳定地提高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实验结果表明，不论是引入基于个体决策的还是基于多数同意原则的惩罚机制，都能够将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稳定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状态上。这个结果实际上进一步证明了社会合作行为根植于社会偏好这个核心认识，因为惩罚机制的引入可被看作是个体展示其社会偏好的又一次机会，而自利的个体不会选择惩罚。研究还发现，高MPCR被试的公共品捐赠数量显著较高；被试是否惩罚的决策和惩罚力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自己的MPCR值、目标被试公共品捐赠与自己之间的差异这两个因素；两种惩罚机制都降低了公共品投资效率。
六是外部奖惩机制的引入能够显著且稳定地提高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实验结果表明，外部奖励、外部惩罚、同时存在外部奖惩这三种机制的引入，都能够将自愿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稳定地维持在一个很高的状态上，甚至在实验后期出现被试将全部禀赋捐赠于公共品的现象。这说明，仅仅依赖社会成员自身的偏好力量来自觉进行社会合作是不够的，需要一定的外部机制来约束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好的制度设计可以和社会偏好相互促进从而强化社会合作。研究还发现，MPCR仍会显著影响被试的公共品捐赠行为；存在这些外部机制时，被试的公共品捐赠数量都会向着上一期组内捐赠最高值调整。
七是声誉机制有助于解决公共品自愿供给脆弱性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在一个序贯公共品博弈环境中，相比随机匹配无法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情况，在固定匹配能够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公共品供给水平显著较高并且大体上可以保持稳定。这说明，如果能够寻找到适当的声誉形成机制，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一些社会合作表现出的脆弱性问题，将社会合作维持在一个合意水平上。研究还发现，先行动者的公共品捐赠水平主要受其互惠预期的影响，而这个捐赠水平还会显著影响后行动者的决策；正是互惠预期的差异性以及先行动者据此选择的公共品捐赠水平，最终决定了两种匹配状态下的公共品供给水平。
八是群体选择机制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取决于实验情境。实验结果表明，群体外生的信号显示机制以及群体内生的内生选择机制这两者合作效果孰高孰低取决于不同的实验情境，在无实验情境时前者优于后者，而在有实验情境时则正好相反。研究还发现，不平等厌恶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个体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而不平等厌恶偏好也对群体类型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群体类型是个体偏好影响公共品自愿捐赠水平的一个中介，它与个体的不平等厌恶偏好一起交叉地影响并决定了个体在两种不同机制条件下和实验情景下的公共品捐赠行为。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1.学术创新
总的看，本成果在方法、内容、设计以及结论上都有所创新，特别是在国内首次如此系统地在实证层面上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了社会合作问题，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具体来看，本成果的创新之处可简要概括如下：
一是详尽梳理了关于公共品博弈、社会偏好、风险偏好的实验研究成果，总结了有关偏好异质性的文献，为国内研究者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架梯”的作用。
二是在国内首次从方法论角度全面梳理和评价了实验室实验方法，特别是深入讨论了该方法中几个备受争议的核心问题。这些内容既有助于国内研究者更好地把握实验经济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也有利于理解实验室实验方法在本成果研究主题中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三是对实验设计进行了多类别综合和本土化拓展。一方面，本成果综合采用了公共品博弈、风险偏好测度、最后通牒、独裁者博弈等多种被广为使用的实验设计，力图比现有同类研究更为系统深入地研究相关问题。这也有利于验证本成果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本成果强调实验室实验方法的有效性，秉承史密斯所强调的“并行原理”，在实验设计中添加了不确定环境和不平等环境这两个关键设计。这都使本成果能在一个更精确模拟国内被试日常真实环境的基础上研究社会合作问题，有利于提高实验结果的有效性，也给今后的同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是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发现，个体偏好远没有新古典范式所认为的那么简单，个体在偏好层面上会表现出自利偏好之外的其他偏好，特别是社会偏好。社会偏好理论的提出是近年来经济学的一大进步，也是把经济学研究推向微观化的关键一环。本成果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把经济学有关偏好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整合起来。从这一微观结构理论出发，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许多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关于人的复杂和多样化的行为。本成果对偏好的微观结构的论述是一大创新，比迄今有关偏好的分析和研究更为合理和清晰。
五是从偏好的微观结构角度重新解释了社会成员的合作行为。本成果的研究发现，公共品自愿捐赠不仅与个体的社会偏好有关，而且与社会偏好和风险偏好的互动有关。这说明，只有承认人的偏好的多元化，承认善恶的共存和交战，才能准确理解人的行为的多面性，也才能正确认识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本成果从偏好的微观结构出发，通过分析自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内在冲突，推断合作行为的真实决定。尽管本成果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但的确给现有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是一大创新。
六是在结合行为、演化、制度路径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各种机制对社会合作的影响。本成果的研究结果说明，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要让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系，首先是必须建立法治等基本制度，并且按制度行事。而且，社会合作的发生及维系，并不是依靠某个单一的制度或机制，而是众多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研究基本上都只关心其中某一种类型的机制，而本成果对所有这些重要的机制都进行了系统研究，覆盖面更广，也得出了一些有新意的结果。
2.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本成果是纯理论研究，从中得出的不少结论对我们更好地把握规律、更好地开展实践都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
一是为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更好地推动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从国际上看，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生根，我国都需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关系。从国内来看，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阶段性目标，也需要整个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强化协同、实现共享。总的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进一步加强合作都是必由之路。本成果的研究从个体偏好推演到社会合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乃至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产生和维系，而这在一个更加强调合作的时代尤为重要。
二是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基础。公共政策，是联系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的重要纽带。公共政策的制定水平和执行效果，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水平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暴露出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政策效果的预估与实际结果之间有时会出现较大偏差，这也导致政策经常出现反复。造成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政策制定者对社会成员如何认知、理解、执行政策的复杂过程做了简单化处理，从一个错误的假定出发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本成果提出的个体偏好结构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的反应机制和行为特征，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性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创新性思路。比如，我国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突出表现为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按照传统的思路，由于个体都是完全自利的，这些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但本成果的研究发现，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可以扮演多重角色而非仅仅是直接提供者，政府可以通过提供适当的制度或机制来激发个体的社会偏好，从而以较低成本实现同样品质的公共品供给水平。这种思路，随着广大居民对公共服务供给要求的增加以及政府财政收入增幅的放缓，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注释
[1]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