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哲学》概要
仰海峰[1]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
1.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成果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论》及相关手稿的研究，反思现有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力求实现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解读，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架构，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为我们批判考察现代资本主义提供理论参照。
2.研究方法
（1）力求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的跨学科整合中，实现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重新理解，改变过去仅从单一学科出发来理解《资本论》的状态。
（2）强调“历史性”与“总体性”的方法，即从思想与历史的内在关系中，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尤其是《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展现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之维，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与发展。
（3）将马克思的哲学置于思想史的链条，特别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1.主要内容
《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哲学著作，需要我们对其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本成果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重新理解，力图展现不同于传统研究的解释思路，形成新的理论架构。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点，成果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探讨进入《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在这一部分，主要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之前的哲学理念，特别是自《德意志意识形态》至《资本论》之间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反思《资本论》的现有研究模式，为理解《资本论》做好理论准备。
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现有研究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解释架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扩展论，形成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型，《资本论》被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与证明，这是自第二国际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解释思路。二是将《资本论》与《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差异，从而陷入到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中。三是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主体性解释架构，这是自卢卡奇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导解释架构，关注的是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以及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四是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强调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与早期人本主义著作之间的认识论断裂，强调《资本论》与主体性思想（阿尔都塞称之为人本主义）的对立，认为马克思以《资本论》中的成熟的科学历史理论取代了其早期的意识形态思想。这些解读模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不同理解，揭示了《资本论》中的丰富内涵，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模式并没能从深层上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转变。从共同点上来说，这些模式都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物质生产理论为前提，或者拘泥于从物质生产出发的经济决定论意义，或者从物质生产的主体层面出发，形成了劳动本体论，强调人的主体性，并以此作为《资本论》研究的基础。这意味着，要真正进入《资本论》的哲学意蕴，既要对《资本论》进行新的解读，也要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总体过程进行新的探索。
本成果认为，1845—1846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就哲学本身的逻辑来批判传统哲学；二是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来展示哲学的逻辑建构及其现实含义。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讨论到意识形态的颠倒性时，马克思不仅揭示了青年黑格尔派在哲学理念上对社会历史生活的颠倒性理解，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生活建构中的颠倒性，正是这颠倒性才是意识形态颠倒性的根源。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的基本理念。正是上述两点才将马克思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区别开来。传统哲学主要关注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关注概念之间的运思过程，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逻辑关系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揭示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哲学理念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推进到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批判，并从这种批判中反思形而上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要揭示哲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哲学的历史生成过程，就需要深入到社会历史生活之中，在马克思的时代，就需要深入到对资本的结构、资本的运行过程及其特征的批判分析中。因此，《资本论》虽然是一种带有“理想型”的理论架构，但它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抽象，在理论抽象的背后，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批判理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性存在，这种颠倒性存在才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最终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成为马克思哲学的代表性文本。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离不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为双重逻辑，即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生产逻辑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经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又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中介，在《资本论》中确立了资本逻辑。按照传统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逻辑推广应用到历史领域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特定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明，不具有独特的哲学意义。实际上，随着《哲学的贫困》中“历史性”思想的确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形成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前者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后者以资本的形式化结构为基础。经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阶段，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从物质生产出发并不能真正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从生产逻辑进入到资本逻辑，才能批判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从而确立了资本逻辑，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生产逻辑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但它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是生产逻辑决定资本逻辑，而是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辨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并从资本逻辑出发重新展示《资本论》的哲学。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它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这一维度上，任何能够促进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意义。这也是马克思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标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马克思常常先讨论物质生产的一般模式，并由此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意义。这正是生产逻辑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具体表现。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并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如果说物质生产逻辑具有人类学的意义，那么这是就生产的一般抽象意义来说的，在这种抽象中，物质生产的具体社会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构成物质生产的一般要素和条件，物质生产的结果体现为以有用性为取向的产品。物质生产的这些要素、条件与结果是一切社会物质生产都具有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如果按照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来理解资本逻辑，那么资本就会被还原为具体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时，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就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工人的劳动反而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当资本被还原为物质生产要素时，物质生产过程就离不开资本，如果没有作为资本具体化形态的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生产还如何进行呢？按照这一逻辑，只要生产存在，资本就无法消除，斯密、李嘉图甚至将这一逻辑延伸到了原始社会，从而赋予资本超历史的意义，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根据这一逻辑，得出了不能消灭资本但可以消灭资本家的结论。因此，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将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推广与运用，就可以得出《资本论》中的思想，而是要重新提炼出新的理论逻辑，以此作为理解《资本论》的枢纽，这正是资本逻辑批判的意义。
虽然生产逻辑具有人类学的意义，资本逻辑只是针对特定社会而提出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颠倒，即不是生产逻辑统摄资本逻辑，而是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过程，也就不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过程。因此，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与推广，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理论发展。1845年哲学变革只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及其哲学意义。这一变革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变，没有这一转变，马克思就不可能真正地将视野投向社会历史领域。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其理论的根本主题是要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而一般生产逻辑并不能达及这一目标。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思想进展，不是一种理论的应用与推广，而是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新的质变。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生产逻辑及其相应的理论架构，更要关注资本逻辑及其对生产逻辑的统摄作用，以及从资本逻辑出发的哲学架构，这是我们今天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时需要着力的问题。
在厘清了《资本论》的理论前提后，根据上篇的讨论，从资本逻辑出发，对《资本论》中的哲学理念展开分析，这构成了下篇的主要内容。资本逻辑体现为一个抽象化、形式化与结构化的过程，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化为一个不断更新的总体。对于马克思来说，一方面需要揭示这一逻辑的展开环节，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一逻辑的总体进程及其在各个环节上的表现进行批判。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新的探索，需要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展开，并从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统一中进行历史性的分析。这要求我们，必须将《资本论》中的一些经济学范畴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重新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并通过这些范畴建构新的解释框架。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依据这一总体思路，这些讨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根据马克思的讨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传统相“断裂”的社会，发生这一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获得了普遍化的统治地位。在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商品及其交换，但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只具有局部的意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占主导地位，支配着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过程。在对商品及其交换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揭示出社会存在的抽象化过程，即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过程中，由量化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构成了社会的“本体”，这决定了一切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劳动必须简化为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产品的“质”被还原为“量”，一切有质性内容的东西都被数量化了，并在商品交换的互指性中结成一种抽象的“形式”。虽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的普遍化作为分析的基础，但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商品的普遍化实际是以资本的普遍化为前提的。这也意味着，这种抽象化、形式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展开批判。
（2）资本逻辑视野中的商品、交换、货币、拜物教、劳动力成为商品等的哲学分析与批判。商品、货币与交换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表现这些存在的概念，这就需要对这些存在进行哲学分析，揭示商品交换过程、货币存在方式的哲学意蕴，从而揭示商品普遍化时代的心理与意识结构，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的意义。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出了社会存在形式化、抽象化问题，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商品交换、货币的产生等问题的分析，具体地揭示了这个形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才能最终实现一切存在的形式化，形成一个自组织的抽象系统。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抽象”才是黑格尔哲学中抽象概念统治一切的历史基础，也是阿多诺后来批判同一性哲学的社会基础。商品交换与社会的货币化进程，对社会生活与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商品拜物教体现了商品普遍化社会的最为常见的思想观念。
交换的普遍化只是资本逻辑的表层现象。表面看来，交换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但交换本身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来自生产过程，所以资本逻辑批判需要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是马克思与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从这一理论区分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揭示出西美尔货币哲学中的问题。在这一逻辑过渡中，劳动力转变为商品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马克思关于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才使他真正地与古典经济学和哲学思想区别开来，从资本的现象界进入到资本的本质界。
（3）资本逻辑与时空规划。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时空规划的目的所在。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实现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实现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由协作、分工、机器主导的生产时代进行空间上的重组。相比较而言，前者直接体现为对时间的控制，后者更侧重于对空间的规划。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与空间规划就是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而展开的。这种规划不仅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剩余价值生产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时空规划的核心，体现着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结合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对时间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海德格尔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的时间理论的社会存在基础。海德格尔所说的敉平化的时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即只有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时代才是可能的。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空间规划日益取代时间规划，成为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的主导性策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列菲伏尔、哈维、苏贾等人的现代空间理论，正是以《资本论》为基础，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而提出来的。
（4）资本逻辑与技术问题。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涉及技术在资本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随着劳动生产时间的压缩，要想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佳方式就是发展科学与技术。可以说，资本的本性必须要发展科学技术，并以此论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会相应地加重不变资本的比重，降低利润率，这决定了资本的本性又必须压抑技术，保证自身的竞争优势。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出发，马克思通过对协作、分工、机器等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解释的新路向。
在马克思时代，技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福特制的普遍化，技术支配与控制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就是对此的反映。在卢卡奇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当代的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都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问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今天关于技术讨论的语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既体现了理论思维方式的变化，又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这更需要我们深入讨论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出发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从而审视当代思潮。
（5）资本逻辑与人的解放。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为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体现为全人类的自由发展。从历史辩证法出发，马克思一方面揭示资本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即它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揭示资本逻辑的结构化、形式化的特征，这决定了人的解放必须要冲破这一牢笼。但在资本逻辑不断结构化的状态下，工人与资本家都只是资本逻辑的载体，工人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都被吸纳到这个不断结构化的形式体系中，如何真正地将他们从这个体系中解放出来，这是《资本论》中还未深入探讨的课题。《资本论》第三卷以“阶级”作为结尾，但如何理解“阶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并没有展开。在这个维度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建构，必须要重新讨论资本逻辑与主体问题。这个讨论同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的实践唯物主义与主体性问题讨论相关，但又有着根本不同的维度。那时的讨论，关注的是生产逻辑（实践）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根本的问题恰恰是资本逻辑中的主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一讨论中，我们才能真实地讨论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同时研究当代国外思潮的理论主题及其现实指向，从而重构主体解放理论。
（6）《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逻辑对立。在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与《资本论》之间具有连续性，是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结论。在认可这种连续性的研究中，一般都聚焦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强调马克思的这两个文本在经济学理念上的连续性，如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流通等方面的理论关联。《资本论》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大纲》中找到论述，只是在系统性和用语的精确性上，《大纲》还存在着不足。从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说，学界一般都认为自1845—1846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所做的就是将这一科学的历史理论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意味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后面的工作就是如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实际问题，即使是强调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存在着“认识论断裂”的阿尔都塞，也同样认为在《大纲》与《资本论》间存在着思想的连续性。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上，不少学者还强调二者的重大差异，那么在《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坚持两者的同质性。但如果深入到这两个文本的哲学逻辑，我们就可以发现，支撑这两个文本的是两种不同的认知型，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基础。《大纲》中存在着双重架构：一是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性的架构；一是以资本的形式化为基础的架构。而在《资本论》中，劳动本体论消解了，资本逻辑成为主导一切的逻辑。在前者那里，主体性具有本体论的根据，而在后者这里，过去所论证的主体成为资本逻辑结构化中的工具。两个重要文本之间的这种根本性的差异，更加展现出资本逻辑的不同于过去所解释的哲学意义。
2.重要观点
第一，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生产逻辑，但将生产逻辑推广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直接得出《资本论》的结论，倒有可能得出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经过《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中介，在《资本论》中确立了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并统摄生产逻辑，这是进入《资本论》的理论前提。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讨论，需要围绕资本逻辑来展开。
第二，资本逻辑体现出一种形式化、结构化的特征，它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不断地解构自身又建构自身，从而将一切都统摄其中，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中，我们才能理解抽象的形式对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影响，才能揭示抽象的理性思维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当黑格尔说抽象统治一切时，实际上是对这个社会的颠倒反映。从这个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颠倒性的原因。
第三，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这不仅使马克思从资本的现象界进入到资本的本质界，清晰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也使马克思摆脱了近代以来思想中以劳动为本体的哲学思维方式，体现了他的思想与近代以来思想的重要差别。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反思自卢卡奇以来，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来解读《资本论》的理论逻辑。
第四，重新思考《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逻辑关系，特别是《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内在关系。在过去的研究中，基本上将这两个文本看作是同质性的文本，本成果认为，从哲学逻辑上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后者以形式化、结构化的资本逻辑为基础，这是不同的认知型。这也意味着，不能简单地以推广论来研究《资本论》，也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与黑格尔进行比较，需要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来探索马克思哲学的新架构。
三、成果的学术创新和社会影响
1.学术创新
（1）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整体性关联上去理解《资本论》，打破了从单学科出发理解这一文本的局限。
（2）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及其内在关系，以及双重逻辑在《资本论》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形成了对《资本论》的独创性理解。
（3）在研究视野上，将对《资本论》的研究置于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总体架构中，并通过批判分析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与局限，提出了新的解释架构，具有较为开阔的理论视野。
2.社会影响
本成果的内容都已在国内公开发表。其中有2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有5篇发表于《哲学研究》，其他部分发表于《哲学动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等报刊，其中有12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注释
[1]仰海峰，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