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章总结

在城市经济学家看来，如果一个地理区域内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那么这一区域就被称为城市地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普遍的看法是农业先于城市而存在，生产力的区域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以及生产的规模经济，在理论上解释了城市的形成。无论出于防卫目的还是出于宗教目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城市的出现，背后都体现了规模经济的要求。早期雅典和罗马的对比，表明城市的发展是与自愿贸易而非强迫支付相联系的。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和影响，工业革命对世界城市化的巨大影响是通过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加以传导的。美国城市化的历史昭示出，在一个国家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制造业的大幅增长是城市化的最大动力，因此，工业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国历史上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对巴尔的摩、波士顿的超越，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从美国城市化的历史中还能看出，1850—197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上升约0.5个百分点，1970—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约0.18个百分点。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低速平稳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由此可知，城市化速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城市化水平的要求应当是不同的。

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来说，存在不同的划分方式。本书之所以选择1949—1957年、1958—1978年、1979年之后这样三个阶段，一方面是基于城镇化率指标的变动规律，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三个阶段城镇化水平的走势可以分别概括为第一阶段平稳发展、第二阶段起伏波折、第三阶段不断上升。在第一阶段中，城市建设服务于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因此，城市的区位选择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是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大跃进”时期的错误路线、精简城镇人口和职工的严格政策、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和对城市建设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的整顿使经济回升等众多原因，造成了第二阶段城镇化水平的三起两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加上城市发展战略和方针的调整，使我国的城镇化率在1979年至1995年之间平均每年提高0.63个百分点，最近20年间更是以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一速度的合理性，探究导致城镇化率高速增长的各方面原因。

本书提出了我国城镇化研究中通常不被重视的几个发现。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较快，而城市人口增加速度却偏慢。第二，我国的城镇化具有突出的地方化特征，人口跨省流动数量相对偏少，跨省流动人口约为流动人口总数的1/3。第三，“过少的人，过多的城市”形象地描述了我国分散的城镇化特征。第四，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以及县级市这些称谓，充分体现出我国的城市体系具有明显的行政等级特色。第五，2013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值为66.87%，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值为44.23%，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具有较为突出的地区差异性。

刘易斯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1979年发表的《再论二元经济》堪称二元经济理论中的经典。所以，本章详细介绍了这两篇文章的思想。在1954年的论文中，刘易斯认为，在大多数国家，如果支付劳动力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那么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其主要来自农民、临时工、小商贩、门客、家庭妇女，以及人口增长。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主义部门把剩余用来再投资，创造新资本，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本部门就业。而资本主义部门与维持生计部门的并存，就是现代化大城市与乡村的并存，因为资本主义部门都集中在城市，而维持生计部门则集中在农村。在1979年的论文中，刘易斯认为，现代部门的扩张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间贸易四种方式使传统部门获益，然而，每种方式又都包含对传统部门不利的方面，因此，现代部门的扩张并不必然导致传统部门受益。针对这一点，刘易斯提出，政策制定者不应仰仗现代部门的渗透机制来使传统部门受益，而应直接去解决传统部门中存在的问题。

卢卡斯1988年发表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它是指个体的一般技术水平，具有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前者指个体人力资本对自身生产率的效应，后者指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建立两种资本，解释了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为了进一步解释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或一国不同时期增长率的差异，又建立了一个包含两种商品的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解释了各国之间收入和增长率的差异，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至于城市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卢卡斯非常认同雅各布斯关于区域是知识中心的命题，认为城市之于经济生活的作用，就像人力资本外部效应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城市视为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一个适当载体，如果说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那么，城市就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谈到新经济地理模型时，本章以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为代表，介绍了两部门的中心—外围模型以及与城市区位相关的三个主要模型。中心—外围模型表明，当运输成本较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足够大时，制造业集中分布在一个地区能够保持均衡状态，经济体因此分化为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城市区位时，侧重如下内容：新的城市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存在规模不同的城市？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城市分布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模型1“由单中心城市到同质的多城市”模型中，提出了离心力和向心力的概念，工业品差异化程度与人口数量决定了两种力量的对比结果，两种力量的对比最终决定了经济地理是单中心的还是多中心的。模型2“城市层级模型”证明了城市会自然趋向于在空间和行业结构上形成层级，不同行业的规模经济或运输成本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形成不同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对比，从而形成不同的城市层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认为高等级城市，特别是最高等级城市人口增长，会通过制造业商品种类的增加来带动经济增长。模型3的结论是港口或交通枢纽在城市区位中具有催化作用，从而为城市带来利益。

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出版于1969年的《城市经济》一书，不仅历史性地颠覆了农村和农村经济先于城市和城市经济的定论，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开拓性的观点。例如，重复性生产的高效率并不等于开发研究和新产品生产的高效率，就城市经济而言，这两种效率不能并存，因此，重复性生产效率高的城市未必能够发展得很好。再如，人们通常都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引发并加剧了诸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公共服务设施紧张等城市负外部性问题，因此提出限制城市规模的主张。然而，在雅各布斯看来，这些大城市病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城市发展受到阻碍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经济的停滞，而非城市规模过大。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运行理论可以称为“往复式系统”，包括用来描述城市出口产生进程的简单的往复式系统，以及用来说明进口置换的动态往复式系统。前者是指城市经济由商品和服务出口以及服务于这些出口的地方产业所组成，如果出口业停止出口产品，或者原有地方产业转变为出口业之后，新的地方产业没有能够及时出现，那么整个系统都将会停止运转。后者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用新的本地产品去置换其进口品，城市经济会因为生产过去的进口品而得到增长。雅各布斯认为进口置换过程可能是经济扩张的主要原因，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要想获得发展和繁荣，必须依靠城市的进口置换。

本章最后简要介绍了五篇国内学者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王小鲁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张颖、赵民的《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吉昱华、蔡跃洲、杨克泉的《中国城市集聚效益实证分析》；沈坤荣、蒋锐的《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陈明星、陆大道、查良松的《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