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国学者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无论是通过经济理论分析，还是借助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无论是正面阐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推动，还是反面论证滞后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拖累，都试图表明我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限于篇幅，在此按照时间先后介绍其中的五篇论文（其余参见周一星（1982），许经勇（1999），杨开忠（2001），郭克莎（2002），钟水映和李晶（2002），胡鞍钢（2003），陈淑清（2003），顾朝林（2004），周一星（2006），陈明星、叶超、付承伟（2007），刘婧、赵民（2008），张立（2010），章征涛、李世龙（2011），施建刚、王哲（2012），陈明、王凯（2013），李浩（2013），陈明星、唐志鹏、白永平（2013）等）。
一、王小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根据王小鲁在中国科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的论文《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指出[1]，与绝大多数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大中城市过少。其根源是我国很长时间实行的较为严格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以及限制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的城市政策。曾经对我国经济增长起过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其实质是“农村工业化”，是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典型体现，也是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大城市发展政策的产物。根据该论文的测算，1978—1997年，乡镇企业产出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乡镇企业在改善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贡献，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净提高了1.5个百分点。[2]那么，是不是可以绕开城市化，通过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来实现我国经济的增长呢？
该论文认为，一方面，从城市化来看，劳动力、资本等资源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本身就是资源优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如果限制城市化的发展，那么就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限制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从农村工业化来看，虽然乡镇企业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是，受到生产规模、人才、市场、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等条件的限制，其竞争力已经开始下降，发展势头明显减弱。而乡镇企业的劣势，恰好可以用城市化来弥补。因此，城市化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该论文分析了城市经济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城市经济的正面效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城市提供了聚集效应，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现象。因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可以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更完善的服务。其二，城市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市场。其三，城市具有技术、知识、信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城市经济的负面效应主要有居住拥挤、交通阻塞、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以及城市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增加投入等。基于对城市经济负面效应的顾虑以及资金短缺的现实，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倾向于限制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如果只强调负面效应而不考虑正面效应，并因此限制城市发展，牺牲城市的规模收益，牺牲优化资源配置的机会，那么这是一个代价非常高的政策，显然是不全面的”[3]。
为了综合权衡城市经济的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该论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城市经济模型，该模型包含两个函数：一个是城市规模收益函数，假定收益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边际收益递减，这就意味着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另一个是城市外部成本函数，假定外部成本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且边际成本递增。城市净规模收益是城市规模收益函数与城市外部成本函数的差，用（Yu-Xu）表示，其中Yu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增加了与城市规模有关的部分），Xu是城市的总外部成本函数，包括由政府负担的城市外部成本和由居民负担的城市外部成本。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按照市区非农业人口计算，那么城市规模约为200万人时，城市净规模收益最大；在100万至400万的人口规模区间内，城市净规模收益都足够大，大约占城市GDP的17%—19%，因而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城市规模区间。在现实经济中，我国城市的平均规模约为30万人，按这一规模计算，我国城市净规模收益只约占城市GDP的8%—9%。
基于此，该论文主张适当调整我国鼓励小城镇发展的城市政策，因为我国的小城镇平均规模只有8千至1万人，在此规模下无法实现城市净规模收益。相反，应重视发展大中城市，特别是100万—2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使其发挥核心地带的作用，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该论文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对城乡劳动力转移，从以限制为主转向以服务、引导为主；在城市化过程中把市场机制作为最主要的调节机制；作为政府，应当有意识地、主动地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使其能够迅速发展成一两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将城市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的转移结合起来进行。该论文最后预测，如果适时改变城市政策，加速城市化进程，那么，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可以达到3.6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也会由6%以下提高到7%以上，之后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城市化完全可以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二、张颖、赵民——《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张颖、赵民的论文《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副标题为“对钱纳里研究成果的辨析与延伸”，主要涉及四个问题：其一，对钱纳里模型进行评析；其二，探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其三，对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分析；其四，评述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其一，对钱纳里模型进行评析。霍利斯·钱纳里1975年与莫伊斯·赛尔昆共同创作了《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该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总结了各国发展的一致性特点，得出了所谓的“一般发展型式”，另一部分分析了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偏离一般发展型式的原因。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钱纳里运用模型，提出了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一般对应关系。该论文对钱纳里模型进行了评析，认为钱纳里模型是两个基本跨国回归模型，是基于27个变量与人均GDP的对应关系的一般模型，并非仅基于城市化率与人均GDP这一对变量的对应关系的模型。同时，钱纳里模型将国家人口规模作为一个连续性变量纳入回归方程，鉴于人口规模对城市化率的影响不是线性的，因此，这种做法是不甚妥当的。该论文在考虑通胀与世界财富增加的基础上，将1964年美元换算为2001年美元值，并运用钱纳里模型按各国当期人口规模计算出了与不同人均GDP相对应的城市化率。其得出的结论是2001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900美元，相对应的城市化率约为37.7%，如果不做换算，完全采纳钱纳里模型的结论，那么我国的城市化率应为62.2%，该论文因此说“这也解释了为何众多文章引用钱纳里的论述均得出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结论……简单套用钱纳里的说法并不等同于正确应用钱纳里的研究成果”[4]。
其二，探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论文分三步完成了这一研究。第一步，相关分析。该论文考察了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国家人口、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差额、商品和劳务的出口总额、特大城市人口比重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商品和劳务的出口总额以及特大城市人口比重之间存在相关性。该论文还对与城市化率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进行了自相关与偏相关分析。第二步，确定回归模型。根据对数据散点图的观察，确定了模型函数曲线，得出了度量城市化与经济产出一般关系的两个基本模型，模型采取对数形式，模型一的因变量为城市化率，自变量为人均GDP，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了百万以上城市人口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自变量。带入实际数据后，得出回归方程如下：ULR=-0.31 469+0.11 552lnG（方程一），ULR=0.033 6+0.092 3lnG+0.090 6lnB（方程二），式中ULR、G、B分别代表城市化率、人均GDP、百万以上城市人口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第三步，修正时间因素。时间因素体现了经济环境、技术水平、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变化，该论文采用虚拟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来研究时间变化对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的横截面关系形式是否发生影响。结果表明，在不同时间阶段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的截面曲线关系会有一定的位移变化，后来的时间阶段会相对于以往的时间阶段产生向上的位移效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兴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
其三，对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分析。该论文通过分析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散点图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的城市化率由相似的起点向差异较大的收敛状态演变，若以人均GDP为标准，则可将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初期阶段（人均GDP200—500美元），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显著相关；起飞阶段（人均GDP500—2000美元），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混乱状态，两者的相关关系不显著；高峰阶段（人均GDP2000—10000美元），城市化率与人均GDP重新恢复到高度相关的关系；后期阶段（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相关性不再显著。考虑到大国与小国可能存在不同的发展型式，该论文将样本国家进行分组，各自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是大国的城市化水平受特大城市人口比重的影响更为明显。[5]
其四，评述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该论文认为与模型的标准值相比，2001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偏低约9—10个百分点，属于起飞阶段的通常情况。“可以认为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并不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是稍低于‘正常区间’值。”[6]
三、吉昱华、蔡跃洲、杨克泉——《中国城市集聚效益实证分析》
吉昱华、蔡跃洲、杨克泉的《中国城市集聚效益实证分析》，试图解决在中国导致城市生产率提高的集聚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那么大小如何的问题。该论文提到了测度城市集聚效益的三篇经典论文，一篇是斯维考斯卡斯（Sveikauskas，1975）的《城市的生产力》，一篇是辛格（Segal，1976）的《城市规模中存在规模收益么？》，以及对这两篇论文进行评价的穆莫（Moomow，1981）的《生产力与城市规模：对有关依据的批评》。
同是基于对美国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s）的实证分析，斯维考斯卡斯的研究结论是城市规模对生产率有显著影响，即城市规模每翻一番，城市生产率大约提高6.39%，而辛格的结论是城市产出对城市规模的弹性系数为0.08左右。[7]尽管两位学者测度城市集聚效应时，一个是分行业进行，一个是以整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一个运用CES生产函数，一个采取C-D生产函数，但是，所得结论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存在导致城市生产率提高或城市产出增加的集聚效应，并且从数值上看，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的影响程度在两人的研究中相差不大。然而，根据吉昱华等学者的介绍，穆莫对斯维考斯卡斯和辛格的研究都给予了一定的批评，认为两人对影响效应的估计数值都偏高，经过完善修正之后，实际数值应当大约为2%。[8]
吉昱华等学者以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基础CD生产函数为出发点，在原函数的基础上增加了表示市场化改革水平和表示直辖市特性的两个虚拟变量，并借助于希克斯中性的集聚效应因子，考察了我国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即我国城市集聚效应的存在性与大小。该论文的最终结论是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集聚对其效率并没有明确而显著的影响，换句话说，城市规模（在该论文中是以就业人口来表示的）的扩大并不能使城市内整个工业部门的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原因在于，不同行业的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显著程度是不同的[9]，有的行业地方化经济显著，有的行业则城市化经济显著。地方化经济显著的行业在中小城市集聚，一方面获得了集聚的好处，另一方面避开了集聚不经济，因而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城市化经济显著的行业在大城市集聚更有利于提高效率。所以，该论文最终得出不同规模城市平行发展，整个城市体系不断扩大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该论文还考察了第二、三产业的集聚效应，结果显示，城市第二、三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鉴于该论文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即城市规模扩大不会显著地提高工业部门的效率，可以断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第三产业的效率会显著提高。
四、沈坤荣、蒋锐——《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沈坤荣、蒋锐的《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计量经济模型：lny=c0+c1lnk+c2E+c3lnd+c4STR+μ，把经济增长（y）看成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E）、知识资本（d）、产业结构（STR）以及其他制度、技术、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论文分别运用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1978—2002年29个省、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首先检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相关。用人均产出的自然对数形式对城市化率进行回归，经过高阶自相关校正消除自相关之后，发现城市化率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0.076，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该论文接着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得到包含k、E、d、STR四个变量的回归方程[10]，在逐步回归添加解释变量的过程中，该论文发现人均产出对人均物质资本的回归效果最理想，在此基础上依次添加人均知识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产业结构，经过高阶自相关校正，最终得到通过检验的回归方程，表明我国在此期间的经济增长的确主要依靠这样四个方面的力量。在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方面，该论文分别就lnk、E、lnd、STR以及μ对城市化率进行了回归估计，在统计上消除自相关后，得出了城市化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以及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
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与四个解释变量都存在正相关关系，经过校正后，城市化率对人均物质资本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人均人力资本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人均知识资本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该论文最终得出结论：“……这说明物质资本并不是城市化影响人均产出的重要渠道，或者说我国城市化对于物质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因而可以认为人力资本是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比较重要的渠道。”[11]
五、陈明星、陆大道、查良松——《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
该论文认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结论，但是，对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判断却存在严重分歧，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城市化严重滞后论、基本协调论、隐性超城市化论，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该论文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118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基于象限图法，总结了世界城市化的经验与特征，探讨了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在世界格局中的动态演变过程。该论文使用的象限图法是指，如果以人均GDP为X轴，以城市化率为Y轴，那么，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根据象限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Ⅰ象限——高级协调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水平同步；第Ⅱ象限——城市化过度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城市化水平较高；第Ⅲ象限——低级协调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也较低；第Ⅳ象限——城市化滞后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水平不高。在操作上，该论文对世界多国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根据处理之后的新变量数据，运用象限图法来分析世界和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就世界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来说，主要有以下结论。第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对数关系。第二，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主要在第Ⅰ象限，发展中国家多在第Ⅱ、Ⅲ象限。以2005年为例，处于第Ⅰ象限的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人均GDP平均达到23833美元，城市化率平均达到79.79%。处在第Ⅱ象限的主要是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人均GDP平均为3398美元，城市化率平均达到70.35%。位于第Ⅲ象限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人均GDP平均仅为958美元，城市化率平均为35.71%。第三，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总体态势是城市化水平仍将继续提高，城市人口也将不断增加，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在持续下降。该论文还从样本选取和时间选取两个角度质疑了“世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观点，并对世界城市化水平提升速度的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就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来说，该论文在对1965年、1975年、1985年、1995年、200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发现，基于象限图法的分类方法，我国这些年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处于第Ⅲ象限，即低级协调型，总体格局呈双低状态。同时，通过观察演变路径可直观地看出，1965—1975年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均呈下滑趋势，城市化水平下降幅度是经济发展水平下降幅度的1.91倍；1975—1995年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均稳步上升，前10年城市化增速快于经济发展速度，后10年城市化增速略慢于经济发展速度；1995—200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上升，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有限，城市化增速比经济发展水平增速高6.87倍。
该论文总结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有多高，速度应该有多快，一直是学术界和建设者非常关心的大问题。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城市化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世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二是认为‘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将世界城市化规律的一般性和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相结合，深刻理解两者之间的动态演变过程与规律，寻找适合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模式。”[12]
注释
[1]参见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 推动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1999（9）。
[2]王小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1）。
[3]王小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1）。
[4]张颖、赵民：《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对钱纳里研究成果的辨析与延伸》，载《城市规划汇刊》，2003（4）。
[5]特大城市人口比重是衡量城市集中度的一个指标，该论文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城市化与特大城市人口比重的关系，并将特大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指标，而是反映了城市体系的发育程度、经济发展的地理特征等综合表征”的高度。
[6]张颖、赵民：《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对钱纳里研究成果的辨析与延伸》，载《城市规划汇刊》，2003（4）。
[7]参见吉昱华、蔡跃洲、杨克泉：《中国城市集聚效益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04（3）。
[8]所以，吉昱华等在该论文中说“从对这两种不同方法的评价中我们意外地得出了一个较为可信的结论：美国城市人口规模每翻一番，纯粹由规模带来的生产率上升约为2%”。
[9]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这两个术语相对应，该论文中使用的是“部门经济性”与“城域经济性”。
[10]其中k、E、d、STR的具体指标分别为人均物质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知识资本（人均R&D经费支出）、第三产业比重。
[11]沈坤荣、蒋锐：《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载《统计研究》，2007（6）。
[12]陈明星、陆大道、查良松：《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载《地理研究》，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