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旨在针对2003年以后出现的农民工流动地点变化的显著现象，寻找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并对农民工流动的一些影响进行分析。目前，虽然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一些定性和定量分析，但从整体上说缺乏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系统性实证检验。我们利用几个微观数据库，适当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资料，提出并验证几个我们认为可能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假说，意在弥补当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不足，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书共由九个章节构成，分别为一个基本情况介绍部分、七个对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的检验部分和一个农民工流动影响章节。由于认清当前总体农民工供给能力和农民工生存环境是最基本的研究前提，我们在第一部分利用几个微观调查数据库，总结2003年以后几年农民工生存条件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剩余量估计。由于本课题研究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变动趋势的成因，我们也观察不同地区的区别。总体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所有工作天数在222~230天之间，2003—2006年间变化不大。如果去掉因为各种原因不工作的劳动力（约占每年劳动力的10%），其余劳动力每年全部工作时间平均在260天左右，这比去除所有节假日后的理论工作时间要多，即这个数字也比正常的城市劳动者年工作时间要多。而且这一数字在2003—2006年同样保持稳定。这可能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供给已经达到一定的瓶颈阶段（当然，审慎的结论需要进一步考虑10% 不工作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可能提供进一步的潜在供给）。另外，由于农村总人口减少，而数据库中显示农村可用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在2004年达到峰值（64.02%）后一直在减少，到2006年下降到62.79%，意味着农村总劳动力数量也在减少。以上事实意味着有限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分布，供给已经趋于极限。从数据统计结果看，内陆地区外出劳动力到省外务工比例2003年以后趋于稳定，且到2006年比以往有所下降，这和农民工少量回流的趋势一致。而宏观数据统计显示，中东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水平相差微乎其微，且差距越来越小。这能够解释为何中西部农民工会返乡就业。收入收敛的背后可能是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也可能来自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此外，2003年以后实行的很多政策都可能对农民工流动产生影响。比如，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虽然有较大提高，但绝对水平还很低。由于农村医疗保险在户籍所在地，2003年以后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也可能对农民工流动产生影响。同样，2003年以后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可能对农民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新迁移经济学提出的本村内收入不平等对外出务工的促进作用，以及近年日渐受到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健康问题都可能是农民工流动变化的原因。作为案例分析，我利用本班同学假期调研的机会，调查了沿海地区四家船舶企业使用农民工情况，特别关心金融危机冲击后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特点，以此案例，反推一些可能的农民工流动变动规律。以上基本统计结果和事实是我们产生农民工流动成因待检验假说的思想来源和大体分析内容。
从第二部分开始，我们就几个可能对2003年以后劳动力流动有解释力的角度展开验证。这些验证部分采用宏观数据，大部分采用微观数据，也有根据自己组织的学生调研数据进行的分析。通过微观数据分析和相应计量方法的使用，本课题对于认识中国2003年以后的农民工流动提出了一些新的视角，也对一些传统认识进行了再检验。
第二章到第八章分别从七个角度结合宏观和微观数据解释可能的农民工流动地点变动原因。它们的内容和结论简要说明如下：
第二章，我们验证地区收入收敛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当前劳动力市场呈现了劳动力向中西部回流的趋势，虽然已有各种解释，但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吸引力和吸纳能力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本部分，我们证实：（1）近年来各地区总体呈现出人均收入收敛的趋势，虽然绝对差距拉大，但相对差距毫无疑问地在缩小。（2）经济增长是影响就业的最主要因素，而工资增长对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综合来看，第二、三产业的就业量相对增多，而第一产业的就业量相对减少，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增多，而东部地区相对减少。本章证明了，经济增长、地区间收敛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
第三章对我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年龄结构不匹配进行定量分析。我们结合托达罗生命周期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影响行业对不同年龄劳动者需求的因素。我们也利用全国省际面板数据，针对第二产业各行业对不同年龄段劳动力需求量进行回归分析，利用回归结果分析江浙沿海等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建筑业对劳动者年龄结构的需求，与实际劳动者供给年龄情况进行对比，从而证明制造业与建筑行业是导致我国劳动力年龄供需结构失衡的主要因素。这也是理解农民工回流的一个解释，即东部产业结构对流动劳动力的年龄需求和供给不匹配导致的一些被动回流。
第四章检验2003年以后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我们验证了一个代表性制度改革即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地点变动的影响。户籍制度曾经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巨大障碍，近年对户籍制度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大量永久移民即城市户籍人口的形成，这是得到公认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缺乏研究，而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在1998年中央政府明确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改革目标后，户籍制度改革是否起到了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从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需要用数据分析。由于落后地区城市户籍相对发达地区缺乏吸引力，因此改革力度相对较大，而这可能吸引农民工的流动。本章研究主要对2003—2006年期间发生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一般统计学和添加控制变量的双差回归方法在户改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以及向大中城市而不是省会等特大城市流动的替代效应方面进行定量研究，并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我们发现在此期间，很少有证据证明这些不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作用有限。另外，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第五章，我们验证新迁移经济学对中国农民工迁移的解释作用。传统观点都认为劳动力的流动改变了收入分配状况，但以Stark等人为代表的新迁移经济学用收入不平等解释农民工流动。结合Frank等人对行为经济理论的研究，我们验证小范围内收入差距，即我们数据库中的行政村内收入差距对村内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地点和时间的影响。本章使用农业部大样本定点调查数据，验证了两种常用的相对贫困指标对是否外出务工、外出务工人数比例和外出务工时间的影响，从验证内容、指标设计和计量方法角度全面改进了已有对中国农村相关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村内的相对贫困状态对外出务工产生了全面且显著的影响。在满足基本的外出所需资金之后，相对收入地位较差的家庭都会倾向于外出务工，包括到外省去打工。本研究还发现：通过外出务工，我国农村小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内陆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可能是农民工不再选择到较远地区工作的原因。
第六章，我们通过学生假期调查，分析留守儿童与农民工流动的互动作用。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出对留守儿童学习状况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现有研究在调查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上存在一些不足。鉴于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对研究方法作了一些改进，不仅实地调查了父母外出务工后留守儿童在学习辅导、学习监督、学习时间、学习支出和学习动机等方面的变化，而且用计量方法重点分析了留守状况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得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以往研究大多强调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学习的不利影响，但我们发现还存在有利影响：父母外出务工增加了留守子女的学习支出并强化了子女学习的主观动机。另外，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父母外出没有改变留守子女的学习辅导状况，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也不显著。这些研究证明了留守儿童可能并不限制农民工外出务工，反而可能促进农民工外出务工。
第七章，我们研究健康与外出务工地点选择间的关系。农民工从内地到沿海务工，面临离乡背井的经济文化冲突和缺乏家人照顾的心理孤单，加上从事的工作多半是较辛苦的体力劳动，可能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因此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选择返乡。但是，内地到沿海务工，对健康也可能有正面影响，比如，相对于原来农村地区较好的卫生条件甚至居住条件，也可能有较好的饮食条件，从而对健康产生正面影响。我们研究发现，健康状况较好的个体倾向于外出，特别是到外省务工，但外出到省外显著造成农民工健康状况恶化，从而可能抑制进一步跨省流动，这可能是外出务工地点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八章，我们结合金融危机后农民工返乡的问题，通过组织学生假期调查，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也研究重新返回沿海就业农民工的特点。研究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沿海制造业的冲击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对劳动的引致需求，对农民工的就业形成压力。经济回暖后，一部分农民工受到企业返聘，这造成了近年农民工反复流动的特点。被返聘的农民工由于不同的个体特征，所获得的工资水平也呈现较大差异。我们基于对舟山沿海4家船舶修造企业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认为，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网络对其返聘（获取工作）可能性有很大影响，且显著影响其返聘后的工资水平。
最后一章研究农民工流动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以往很多研究提到农民工流动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可能负面影响，但我们通过跟踪数据和更科学的方法发现，农民工流动对留守儿童健康的总体效应并不显著。
综合以上结果，我们认为经济收敛、产业结构变化、小范围内收入差距、人口特点转变、健康效应和社会网络以及一些农村收入提高的措施可能造成了农民工流动的变化。这些原因可能共同作用，对2003年以后农民工流动变化产生影响。并且，农民工流动的一些可能负面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