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红与黑

［法］司汤达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先驱。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多菲内省。多菲内原属意大利，1349年划归法国，但与意大利一直有密切的关系。司汤达早年丧母，父亲不善教育子女，他由思想开明的外祖父教养成人。1800年司汤达投奔拿破仑军队，追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波旁王朝复辟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热情赞助意大利爱国人士所从事的反对奥地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开始以司汤达的笔名发表文学作品。

1821年，司汤达回到巴黎。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司汤达发表反对古典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他反对机械照搬古人的古典主义创作方法，主张认真观察、研究、反映时代生活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司汤达在这里所说的浪漫主义其实就是日后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部重要理论著作对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司汤达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巴玛修道院》（1839）、《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未完成，1901）、《拉米埃》（未完成）、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1855）等。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病逝于巴黎，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拟好的碑文：“亨利·贝尔 米兰人 写作过 恋爱过 生活过”。

作品梗概

于连·索莱尔是法国维里埃市一家锯木厂主的儿子，聪明、漂亮、生性敏感、富有激情。他不满于贫贱的出身和平庸的生活，在一个帝政时代老军医的熏陶下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向往拿破仑时代的沸腾生活。他崇拜拿破仑，渴望以拿破仑为榜样，混迹军界，建功立业，但拿破仑的倒台和波旁王朝的复辟彻底断送了他从军界青云直上的希望。为了能出人头地，他只得把崇拜拿破仑的真实情感深藏心底，勤奋地学习拉丁文和神学，耐心地等待时机。

18岁那年，于连经谢朗神父推荐，来到维里埃市市长德·莱纳家里当家庭教师。一踏进上流社会的门槛，于连就感受到了上流社会的虚伪与丑恶，以及来自上流社会的冷落与轻视，特别是市长德·莱纳先生对他的轻慢更是让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于是，出于对市长本人及整个上流社会的报复，他对市长夫人发起了强烈的感情攻势，并大胆地占有了她。正当他与市长夫人频频幽会，品尝着胜利的快感时，他和夫人之间的私情被人写匿名信告发。为躲避风头，于连离开了维里埃，在谢朗神父的建议下，来到省会贝藏松神学院静修神学。

于连本人并不相信上帝，但为了能早日脱离与世隔绝的贝藏松神学院，他压抑住内心的自由思想，表面上装出一副虔诚苦修的样子，把一部拉丁文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以此博得院长彼拉神父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神学课讲师，并得到贝藏松大主教的恩宠。但好景不长，彼拉神父在神学院的内部派系斗争中被打下院长宝座。为免遭迫害，于连随彼拉神父去了巴黎，并被后者介绍到德·拉·木尔侯爵府上做私人秘书。

在木尔侯爵府上，于连工作尽心尽责，十分卖力，颇得侯爵的信任与重用。与此同时，他与众不同的言谈举止激发了不满平庸生活、渴望伟大爱情的侯爵千金玛蒂尔德小姐的兴趣。经过一番相互勾心斗角的爱情游戏后，于连终于征服了玛蒂尔德，并使后者怀上了身孕。玛蒂尔德公开向父亲提出与于连结婚的要求。眼见生米煮成熟饭，木尔侯爵只得应允了女儿的要求。于是，德·拉·伟业骑士的称号、二万零六百法郎年收入的庄园、法兰西陆军中尉的头衔，纷纷落在了于连身上。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正当于连踌躇满志，扶摇直上之时，仇视、妒忌于连平步青云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神职人员狼狈为奸，设下圈套诱骗德·莱纳夫人给木尔侯爵写信，揭发于连是专门引诱良家妇女骗取钱财的骗子。侯爵一怒之下取消了于连和玛蒂尔德之间的婚约。眼见锦绣前程转眼化作泡影，失去理智的于连买了手枪直奔维里埃，向正在教堂祈祷的德·莱纳夫人连开两枪，于连因此被捕入狱。

在狱中，于连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罪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决定以死来对抗这个罪恶的社会。他拒绝了玛蒂尔德的援救，在法庭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激烈演说，勇敢地走上断头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范方俊）

作品赏析

这部小说原名《于连》，后由作者改为颇具象征意义的《红与黑》，使作品的哲理与审美意义更加深化。小说问世一百多年来，仅仅关于这个题目就有无数种诠释。譬如说，“红”与“黑”分别象征红色的军服和黑色的教袍，即拿破仑的光荣和教会仕途；红色象征着爱情、荣誉、幸福、英勇，代表于连对真善美的追求，黑色象征阴谋、野心、罪恶、伪善，指代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风气；“红”象征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的英雄时代，“黑”则象征贵族重新上台的复辟黑暗时代……作者赋予“红”与“黑”以深刻含义，使人无法穷尽其意。更有人说，这是“面纱后面美丽的双眼”在“观察着人类的心灵”。司汤达开西方文学“向内转”之先风，人们总能从“红”与“黑”中读出自己的人生体味。

《红与黑》的众多读者都不免要为于连之死扼腕叹息。有人感叹他的生不逢时，有人惋惜他一时冲动而自毁前程，更有人诅咒腐朽社会对一个平民英雄的不容。但事实上，于连的悲剧是由社会和个人的多种因素共同筑就，不可一而化之。他最终选择了死亡，未尝不是以肉体的终结换取心灵的永恒宁静。这里将试图对于连悲剧的动因进行三重分析。

于连的幼年在光荣与梦想的拿破仑时代度过。老军医的教诲是对他智慧和理想的启蒙；拿破仑的大军公报汇编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成为他“最珍贵的经典”；当看到拿破仑的骑兵从意大利归来，他“兴奋得发狂”；拿破仑的远征故事又使他“热血沸腾”。他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像拿破仑一样，凭借自己的才能，从一个“卑微又贫困”的下等兵士，一跃成为“世界的主人”。对拿破仑的崇敬和对未尽战事的痛惜投射到书中便为于连的生命之曲定下了一个基调，使他对拿破仑的崇敬和追忆贯穿全书。

拿破仑的英雄神话在那个时代曾激起一代青年，尤其是平民青年的英雄幻想，包括作者司汤达这个拿破仑真正的“龙骑兵”在内。当法军从莫斯科溃败时，他曾流泪道：“拿破仑和我一起垮台了！”于连的生命战歌并没有奏响。倘若他早生30年，无疑会成为拿破仑式的英雄，但可悲的是，当他的成年到来时，波旁王朝随着“神圣同盟”的铁蹄卷土重来，不仅是一个于连，成千上万个于连的梦想就此破灭。打破了等级门第的拿破仑式的晋升之路走到了尽头。然而那个“致命的回忆”却像一块烙印永远地留在了于连心底。当一人独处时，他不由自主地注视天上的雄鹰，羡慕“它的这种力量、他的这种孤独”。这是拿破仑的命运，也是他自己的命运。

英雄梦想虽然破灭，但才貌出众、天性叛逆的于连却不甘于过父亲一样的平庸生活。小城教堂的富丽、雄伟以及神父们诱人的薪俸启发了他。于是他走上了一条曲折实现梦想的道路——从事神职。而这也是当时的上流社会向平民青年开放的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正当他洋洋自得于“自己的聪明”、“选择了这个时代的军装”时，却没有意识到在这条路上，不是以卑鄙的手段用他人的鲜血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就是成为卑鄙手段的牺牲品而死于非命，二者之间绝无中间道路可行。于连灵魂的实质使他不能向福利莱一样走上第一条路，因此他就注定成为第二条路上的冤魂。他曾幻想着在教士之路上既保全灵魂又飞黄腾达，但无论一个平民多有才干，当时的上流社会不会给他这样一个两全的机会。因此，当于连带着走中间道路的幻想上路时，就已向死神预约了命运。

是什么使得他不能走上第一条道路呢？这就需要深入于连灵魂的内核探究。于连的自尊是他灵魂本质所在，正是这一承自平民意识的品质为他赢得了尊重和爱情，也为他招来了敌视和不幸。当时的上流社会并不完全排斥平民青年跻身其中，福利莱和瓦勒诺便是“成功”的模范。但这种“成功”的代价便是出卖灵魂，不择手段的倾轧和奴颜婢膝的谄媚使人最终成为卑贱不堪的“摇尾狗”。当他们最终跻身上流社会时，灵魂和良心也丧失殆尽。但这套路数在于连却行不通。他不够卑鄙而过于自尊，既不能屈尊成为贵族们彻头彻尾的奴隶，也不愿以他人的鲜血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他所向往的是“不属于任何客厅、任何党派”，而完全靠个人奋斗来实现理想。对于谄媚，他更不在行，“那些谄媚的情形，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自己是失败者”。即使是跻身于巴黎最高级的秘密会议，仍能看出他的内心活动与那些大人们多么格格不入，他暗地诅咒他们是“有勇气而没头脑的傻瓜”，自嘲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当他的“恩人”德·拉·木尔侯爵的责骂伤害了他的自尊时，他愤然离去，老奸巨猾的侯爵因此看出这个年轻人“性格根本处有可怕的地方”。因此，于连的自尊成为他不见容于贵族阶级的本质原因。

对于于连在神学院的伪善以及在巴黎给贵族帮凶，与其说是他的蜕变，不如说是不自觉地为保全其内心世界而进行的尝试和妥协。黑色教袍只是他的伪装。生活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诚和激情。只有在孤独一人时，才是真正的他。真正的于连是藏在弗朗什—孔泰山洞里的于连，享受着自由的幸福。真正的于连还是死囚室里叩问着灵魂的于连。身陷囹圄之后，他方才意识到这“自由的幸福”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无从实现的。强烈的自尊已融入他的血液，使他无法屈从于福利莱、瓦勒诺之流；而碌碌无为的苟活又让他感到生不如死。在残酷的现实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宿命，于是在陈述了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骄傲后，于连带着一颗仍旧完整的灵魂坦然就死。

枪杀德·莱纳夫人成为于连命运的转折点，一个青云直上的平民青年转瞬跌落万丈深渊。而他竟采取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方式——在盛大的周日弥撒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这绝望的复仇。作者仅用短短一页篇幅，没有描写，也没有他擅长的心理分析，除了于连买枪时几句答非所问的对话之外，简直像一部由一连串茫然动作组成的无声短片。使人感到于连是在梦游般的丧失理智的情况下向德·莱纳夫人开了一枪。

情节的急转直下以及描写手法的突变使得这一部分内容一度成为读者质疑的焦点。但于连的行为轨迹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突然爆发的复仇冲动已不止一次。如前所述，于连的自尊心是不可侵犯的，而一旦被激怒，他的冲动又是一刻也无法遏制的。早在维里埃，于连误以为德·莱纳夫人对他故意冷淡，就曾以“痛苦、傲慢、凶猛的神情”使对方浑身战栗。而在侯爵府的图书室里，于连盛怒之下用剑刺伤玛蒂尔德小姐的举动则是更加明显的例证。可见，冲动易怒的特质足以使于连转眼间便凶猛得如一头狮子。

于连对于他生命中这两个最重要的女人，显然怀有截然不同情感。与德·莱纳夫人之间的爱，虽然充满了重重阻隔和忏悔，甚至直接导致了于连的落难，却是他惟一的真爱。正因为伤害和背叛来自最爱的人，才使得于连夹杂着自尊的愤怒不顾一切地喷涌而出。德·莱纳夫人的天真、无私和善良能让于连感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尤其在于连入狱之后，一切的激情沉淀下来，真爱便浮出水面。死前能见到德·莱纳夫人是他最大的愿望，每当想到她，于连便处于远离死亡恐惧的安详之中。比较而言，于连与玛蒂尔德小姐的感情不是绵长悠久的相守，而是激烈刺激的征服。这两个本质上相似的叛逆者对对方的追求都带着各自的野心，于连得到玛蒂尔德小姐的同时也宣告着他对贵族子弟的胜利，而玛蒂尔德小姐则有意无意地想在于连身上实现她英雄式的爱情，于是她才敢于在于连死后抱着他的头颅并亲手埋葬，正如她的祖先所为。

综上所述，时代、品质和性格三重动因同时并存、相互激发，铸成了于连的悲剧。社会现实不断挑衅他的自尊、助长他的野心，而强烈自尊所带来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激情又使他一次次地“自毁前程”，并终于消减了野心，唤回了灵魂的复苏。于连之死在人们看来似乎是时代和个人的悲剧，生于当时，平静地选择死亡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归宿，而这也是他告别内心无休止的躁动而保全灵魂的惟一出路。

司汤达一生文名寂寞，《红与黑》在发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颇受冷落，但他仍坚信自己的作品超越了“时人的理解水平”。最终司汤达成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始祖，他的杰作赢得了20世纪读者的喜爱，其原因主要在于主人公那种种超越现实的努力奋斗具有人类不断追求自由的美学价值。

（王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