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间文化的实用价值

民间文化属于民众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是由一个特定区域中的广大民众创造的，并在民众中间世代相传，是广大民众生活的最真实的呈现，也是这个区域内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或地区民众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民间文化是必不可少的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要制定对日本的战略方针。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将会干些什么？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就使其投降？美国是否需要轰炸日本皇宫？美国应该怎样做才能减少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和削弱日本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决心？要回答这些问题，美国要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立场和动机，不仅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的统计资料。美国必须知道日本政府可能指望从国民那里得到多少支持。这就必须试图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1887—1948）也参与了这一工作。她没去过日本，战争期间她又不能到日本作实地调查。这样，她只能借助第二手材料，其中日本丰富的民间文化记录资料给她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本尼迪克特运用大量有关日本的民俗和民间文学，甚至是从电影中获取的信息，写成了《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一书。^[30]

本尼迪克特重点研究了日本儿童的养育习俗，以此来说明日本人性格的特征。她写道：“日本的婴孩和中国一样，很早就接受排泄训练……他只感到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必须坚持的例行常规。另外，当母亲抱着婴儿大小便时，必须离开自己身体一段距离，因此她必须抓得很紧。婴儿从这种严格的排泄训练中所学到的东西，为他在成年后能够接受日本文化中复杂奥妙的强迫性要求作好了准备。”日本婴儿的断奶多在一两岁以后，三四岁以前一般同母亲一起入浴洗澡，男孩对于母亲的态度常常是粗鲁而又带有攻击性，“任性撒娇”、“蛮横之极”，这种脾气被认为是三岁至六岁孩子所具有的共同性格。本尼迪克特暗示，这与男孩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性有关，因为，“家庭等级制度中的长幼尊卑是明确的。孩子也知道长者的特权，男人对女人的特权，兄长对弟弟的特权”。

将儿童纳入日本人谨慎生活的模式是从上学后开始的。自入学后，他们要逐步学会约束自己，要刻苦用功获得好成绩；如果他们违反校规或得了坏分数时，就会受到全家人及其亲属的责备和蔑视。此外，他们还会受到高年级学生的欺侮与羞辱，这是日本学校和军队中长期存在的传统。幼时如同小神仙，可以随意发泄自己的寻衅心；而入学后，慎重与“知耻辱”又成为行动的常规，逐步学会绝对服从。“菊花与刀”的民族矛盾性格大概与这种极度反差的养育习惯有些因缘关系吧。这种教养习尚促使日本人的人生观中产生了矛盾性格，造成人格的紧张。这就是所有西方人所描述的日本人性格矛盾的根源，即日本人一方面可以赏樱花、赏月、赏菊、讲究茶道；另一方面，可以手执刀枪进行残酷虐杀或自戕的根源。这说明日本人行为的猛烈摆动并不是自相抵触，而是有其民间文化传统体系为之支撑。本尼迪克特认为，厘清以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或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是一项重要研究。罪恶感文化是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依靠启发社会成员良知的文化；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约束，而不像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反省来行善。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观点，美国文化是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以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日本会承认战败，但会认为这种战败是莫大的耻辱，需要千方百计加以补偿，以达到全民族心理的平衡。因而战后日本迅速转入经济建设之中，以富有竞争力的商品来和美国抗衡。

在这部书中，作者成功地描绘出与欧美民间文化类型不同的日本民间文化。作者认为日本的社会结合，大部分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不像西方是个人之间自由意志的结合。在日本，统治、服从的关系是由报恩义务构成的。报恩的义务是无限的义务，而从义务的这种无限性中产生了人身的服从关系。他们对天皇应是绝对地服从。因此，只要天皇承认战败了，臣民们就会接受这一事实，哪怕是自己剖腹，也不能反对天皇的指令；美国军队在日本会受到欢迎，而不是抵抗。本尼迪克特的观点为美国政府制定对日本的政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而且也得到了验证。通过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民间文化的政治意义和实用价值。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民间文化在重大政治活动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例如，马克思对19世纪德国西里西亚职工起义时的民歌《血腥的屠杀》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在《评普鲁士人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写道：“……如果普鲁士人站到正确的观点上，那他就会看到，法国和英国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职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首先请回忆一下职工的那支歌吧！它是一个勇敢的战斗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31]在马克思提到的这首民歌《血腥的屠杀》中，他肯定了这首歌在工人运动中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的重大政治意义。^[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