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刑法修正案（九）》视角下刑法与反恐法的衔接[1]

近年来，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重点防范的非传统安全主要威胁之一，其本土化、分散化、网络化、常态化特点日益突出。[2]我国作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之一，面临较为严峻的反恐形势。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有法可依成了反恐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201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月公布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以下简称《反恐法（草案）》）。前者于2015年8月29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后者于2015年12月27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共十章97条，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后者是我国反恐工作领域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法律，而前者也有多处涉及反恐刑事立法的完善。作为反恐领域最为重要的两部法律，二者是否有效衔接以及如何有效衔接都是值得学界关注的。[3]

刑法与反恐法的衔接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一是立法模式的衔接；二是立法空间的衔接，即两法应当明确各自的立法空间，在此基础上确定衔接处；三是法“意”的衔接，即两法的宗旨、目的的衔接；四是法“语”的衔接，即法律用语的协调一致；五是管辖的衔接，即两法在恐怖主义犯罪刑事管辖权方面的规定的衔接；六是罪名体系的衔接，即两法在具体罪名设置上的衔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下简称《反恐法》）施行之前，我国在反恐工作方面主要的专门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就如何实现两法衔接，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因此仍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