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革”对于女红的冲击是剧烈的，先是各种奇装异服被取缔，连发式都要统一。接着是革命的观念艺术盛行，随之而来的是以俭朴为美的时尚。各种旧的风俗都在批判之列，更不用说对阶级成分的过分强调。夸富的晒衣不再盛行，代之而起的是装穷。穿打补丁的衣裤很时髦，近于十几年以前域外流行的乞丐装。即使是新的裤子，也要把裤脚挽上，类似牛仔服的故意做旧。政治的禁忌也越来越多，当年批判的电影中有一部六十年代拍的《巧媳妇儿》，因为教人们套裁省布料的方法，而获“污蔑社会主义”的罪名。女红的范围急剧缩小，只有红太阳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而且形式也发生了革命，简单为美的潮流影响着技术的简化。双色木刻的图案、塑料窗纱上的十字绣，最复杂的也就是用多种颜色的丝线在缝纫机上轧，还有用红纸刻，用多种谷物豆类的颜色拼凑粘贴，唯一的主题是红太阳。我着实疯过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就烦了。对于单调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兴致，而对于各种工艺则生出好奇。这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老是为了细节而忘记主题。我尝试过各种工艺的制作，首先明白了木刻的基本原理，刻纸的技术也大有长进，绣十字花的针法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后来在东京，看见卖扎染的铺子里，有专门的工匠当场制作，顾客花一点钱就可以实习。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不仅生财有道，也普及了艺术的工艺技术。
中学的同学不少来自镇上，男男女女都精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我们这些所谓文化家庭出来的孩子大不一样。他们在混乱的教室里，大谈家常菜的做法，各种话题涉及姓氏、民族、风俗和两性关系，等等，拥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女同学更是在革命的热潮中，坚信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厚道，比如本分，比如整洁，等等。各种文化规范更是渗透在方言中，“张巴儿”是形容一个人好咋呼，“显奇儿”则是形容喜欢表现与众不同，两个词合起来连读，前者变成主语，主谓结构指涉好出风头的人。在女同学的私下谈话中，更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一个女孩子对我说，有钱吃了谁知道，要是穿在身上多体面。还有一个女同学嘲笑另一个女同学说，你看她表面穿得流光水滑的，里边的毛裤都秃噜得少了半条腿。她们穿的衣服都是手工家做的，整整齐齐非常合适，估计家里没有缝纫机。还有各种俗语，更是体现着民间的价值观念。比如，“买得起马配不起鞍”，是说用大钱慷慨用小钱吝啬。
有一段时间，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我基本上穿的是母亲的箱子底。棉袍剪掉下摆，缭上边就是棉袄。春夏秋三季的衣服，则连改都不用改。记得有一件绿色大花图案的府绸棉布长袖衬衣，一件白底小绿花图案的套头衫，一件湖绿色暗花纺绸短袖，还有一件白丝的短袖，上面有深浅不同的菱角图案。一个当地的同学说，你们家真有钱，有这么多的好衣裳。这让我愕然，这些衣服布料都不结实，在经常性的学工学农劳动中，很快就都破了。母亲的箱子底也空了，只好把一些早就淘汰了的衣服翻出来穿，记得有一件打着补丁的黑色列宁装，穿到学校以后，一个老师开玩笑说，这是哪个时代的衣服呀？家境稍微好了一些之后，母亲立即张罗给我们做新衣。因为找不到裁缝，都是请人帮助裁，然后自己用缝纫机轧出来。母亲的同事的学生，经常到家里来用缝纫机，这给我的偷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看着她们熟练地工作，默默地记下各种程序。政治风潮稍微平静了一点之后，母亲又开始她的淑女教育，而且变得严厉。有一次，她疾声说，如果不学着做，冬天就别穿棉袄。没有办法，我只好又开始做各种针线活，主要是缝缝补补，没有做成过一件衣服。但是关于服装制作的种种经验之谈，却是记住了不少，比如“裤长不过寸，衣长不过分”。裁剪中式便服的领口，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口诀是“女枣核儿，男柿子”，意思是说，女人的领口要裁成枣核的形状，男人的领口要裁成柿子的形状。
后来，家搬到了山区，生活更加不方便。武斗刚过，当地的学校还没有恢复，无学可上。母亲去搞“斗批改”，我和弟弟妹妹们自己管理自己。洗衣做饭、拾柴搂草、赶集上店、买粮做煤，都要大家一件一件地去做。连弟弟们的头发都是我用推子理，发式自然是不成样子。邻居家经常有农村来的亲戚，半大不小的女孩子，针线活都做得特别好。有一个平原农家的女孩子，穿着一身崭新的紫红色的花条绒，玫瑰红的新方头巾系在下巴颏上，肤色白嫩，脸蛋红扑扑的，浓眉毛，小肉眼，噘噘嘴，煞是可爱。她来伺候姨妈坐月子，一有空闲就出来和我们玩儿，手里永远拿着活儿，一边说话一边做。她纳鞋底和当地山区的女人不一样，不用锥子也不用麻绳，只用顶针顶着粗针，带着棉线穿过薄薄的鞋底，针法也复杂，能够把线缠着纳出富于变化的花结。她纳鞋垫是把两只对在一起缝，用红红绿绿的棉线纳出各种几何图形，然后用薄刃的小刀从中割开，两只鞋垫图案对称，产生毛茸茸的效果。她告诉我说，这叫割绒，在俺们那可时兴了。在风气的影响之下，我也开始学着做鞋。按从小看来的程序，从糊嘎褙开始到绱鞋，一道一道工序地做起来。只做了一双圆口的布鞋，弟弟穿了没几天就烂了，因为材料的简陋，大约也不太跟脚。冬天快到的时候，以前的邻居阿姨看我难，主动帮助我把弟弟的棉袄做起来。我在冰凉的井水中洗被单，手冻得通红发麻。那些小脚的大妈走过，感慨地称赞，十几岁就可以顶门立户挑家过日子了！这让我感到自信。这是生活逼迫的结果，也是母亲淑女教育的点滴成就，更是环境带给我的影响。
做女红的实惠贯穿了我的一生，帮助我渡过种种难关。在乡下的时候，许多女工的针线活都很出色，一块补丁也要缝得平平展展。就连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做鞋的水平也很高。手工做出的布鞋，穿着确实比买来的鞋舒服得多。那里的棉花好且便宜，在风气的影响之下，我托人买了一些给自己做了两床被子。因为不会絮棉花，就和当地的一个女工换工，她给我做棉被，我给她打了一件线衣。由此带给我更深的影响，是毕生对于技术与工匠的尊敬。后来在一本内部参考的苏联小说中，看到一句话，“要么艺术，要么技术”，立即产生强烈的共鸣。在“文革”后期，因为不愿意求人，我摸索着做过各种东西。在断断续续的偷艺与偶尔向女伴儿的请教中，我已经可以做大件的全活儿。从裁剪到锁扣眼，从棉活到毛活基本都可以独自完成。只是需要做的东西太多，经济又不充裕，活计比较糙。耳闻北京一些正经做活的人，要准备一根针，把尖磨秃了，专门用来拆活用，可见专业水平精细的程度。记得有一次，为远方的家人做衣服，因为要赶着让人带去，一个星期做了七件，白天还要上班。有一段时间，我做衣服的兴致近于狂热，父母的衣服、兄弟姐妹的衣服、自己的衣服和朋友们的衣服，全都做过。而且对于服装样式的简单变化也非常敏感，看一看就可以琢磨着做出来。至于打毛衣，更是驾轻就熟，走路也打，看书也打，简单的针法连看都不用看，一个冬天打七八件毛活是经常的事情。而且那时候打毛衣主要是用旧线，拼拼凑凑加上一点新线，尽可能地艺术一点。父亲有一件银灰色的旧毛衣，我把它拆开为弟弟打了一件毛衣，在流行的大鸡心领上织出黑色的宽窄条纹。他穿着出去，不少人问，这么漂亮的毛衣是哪买的。就是考上大学最初的时期，还把毛活带到学校里打。放假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把全家的被褥拆洗一遍再做上，连弟弟的游泳裤都是借了别人的样子，比量着做成的。在时间和精力都有余裕的时候，我还绣枕头套。那时流行的图案和针法都是简单的，以单一的花色平绣，为了有立体感，先用粗白线绷上芯，最后用金、银线乱针缝，有一种简朴的雅致。而抽纱一类的精细技术，我在山沟里是无从学习的，补花的做法受到原料的限制也没有尝试过。还有一个遗憾，是我不会钩花。在一个思想没有空间的时代，技术便是智慧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而做女红兼有实用与艺术的双重性质，也使女人的精神得以舒展。
世道是混乱的，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我暗暗打定主意，如果有一天没有了饭辙，就可以做女红养活自己。上了大学以后，由文论课懂得，“艺术”的希腊语词根就是技术的意思。突然明白对于技术的推崇其实是具有人类性的，而艺术与技术原本也是分不开的。做女红最直接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就难怪著名的女作家残雪，原来是一个熟练的裁缝。对于布料的全面规划与对于生活的整体把握，大概有着相通之处；而寓言式的整合能力更显示着剪裁技术的完美，细节的丰富也和工艺的细致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