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半城半乡的地方，既有乡土社会的传统，又邻近城市，时时受到流行风气的影响。记得每到春夏之交，每个家庭都要挑选大太阳的日子，把箱子底翻出来晒一晒。各种质料的衣物在铁丝上晾成一排，五颜六色十分悦目。主要是各种丝绸的棉单服装，也有毛料的各种制服大衣。傍晚的时候收回来，等到热气散尽放凉之后，包上樟脑球，再收到箱子里。这些衣物几乎没有穿的时候，一年中只有这一天见一见天日。后来在张爱玲的书里知道，这是一种风俗，在南方叫作晒霉，是在黄梅雨季之后进行。除了驱除霉味儿防止虫蛀以外，还有一个功能是夸富。而城市里流行的新事物，则很快地被接受。比如，苏联花布做的布拉吉、廉价人造棉、塑料凉鞋、尼绒纱巾、尼绒丝袜，等等，都迅速地取代了传统棉毛麻纱与皮革的制品。那是一个匮乏的年代，新产品的经济实用与简便，是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
我家居住的大院，邻居基本都是家庭妇女。她们都要做大量的针线活，承担着全体家庭成员的衣物与被褥的缝制。小脚的老太太们，完全靠手工，缝制各种衣物之外，还会绣各种的花样。有一个邻居家的大妈，给自己的女婿做了一个烟荷包，黑色的面上用各种花线拉出长长短短的直线，形成大小不等的花朵。解放了脚的中年妇女，则跟上了时代的潮流，都会蹬缝纫机。有的手特别巧，可以根据城市流行的式样，手工剪裁制作出精致的衣物。她们善于持家，利用各种下脚料，做出各种家庭用品。其中的一种是对布的图案，把各种花色的碎布片，剪成三角的形状，调整好对比的颜色并拼成整块的布，在周围用统一颜色布料圈上边，通常是黑或蓝的深色厚布，在里面续上棉花做成椅垫。也可以用其他的花布，掩上荷叶边做成书包。因为没有正式的服装店，她们也承做一些零散的活计，从棉到单、从铺到盖，以及补衣服，等等。记得有一家的老人突然去世，几乎院里所有的主妇都义务地帮助做寿衣。那是一个燠热的夏天，她们坐在房山的阴凉地里，在席子上剪裁黑白两色的布片，并很快地缝成夹袄夹裤。还做了一双尖脚的小鞋，因为来不及绣花，白底上用水彩画出荷花的图案，在对称中显出鲜活的姿态。她们使用的工具，有一些也是自制的。比如，拉线的粉包，是绣着花的圆形小兜里装上白粉，一根细绳从中穿过。绗被子的时候，两个人拉着线的两端，对好被面需绗的位置，用手拉起绳线的中部再放下，嘣的一声，一条白线就出现在被面上。会打毛活的则是比较年轻的人，她们的着装更现代一些，基本不穿中式的衣服，夏天穿裙乃至布拉吉，追赶着城市的潮流。
我称年老的为大妈，称中年的为娘或婶，称年轻的为阿姨。和她们的交往，使我从小就受到做女红的熏陶。尽管比起其他孩子，我受到的训练是不正规的，更多的时候是偷艺，但是从旧到新，也可谓全面。盘纽襻是和一位老大妈学的，她是母亲同事的老伴儿。打毛衣则是和一位年轻的阿姨学的，她是我家的近邻。一些母亲是家庭妇女的孩子，她们做女红的启蒙教育，是从摘线头开始的。夏天的树荫下，她们抱着一堆拆开的旧衣服，顺着针脚的边缘，把上面的线头一根一根地摘下来。还有解乱线的工作，是把从旧棉被和棉袄上拆下来的旧线，从互相纠缠在一起的线团中，一点一点地解开，缕成一把准备以后再用。这不仅是为了废物利用，也是磨炼性情，目的是使女孩子们变得文静，训练成稳重的淑女。然后是搓麻绳，整把的麻擗出两小股，在腿上搓成绳，不时地要在手上啐上一些唾液。还要做的是糊嘎褙，用细的玉米面打好很稀的糊糊，找来大块的木板，至少是案板，把各种没用的破布展开，一层糨糊一层布地贴上去，放在阴凉处晾干以后，揭下来做鞋用。多则五层，用作鞋底；少则三层，用作鞋面。前些年，城市里流行布贴画，大约就是起源于糊嘎褙的工艺原理。
我的母亲是一个职业妇女，而且生长于南方，她家乡的风气是请裁缝做衣服，女红除了缝补之外，主要是刺绣，所以她不擅长针线。但是，她一心要把我培养成革命淑女，向我灌输各种革命理论，还教我绘画绣花。记得她为我买了一尺宽幅的漂白布，对裁成一对枕头面。还为我买了一缕紫红的变色丝线，教我绣枕头。她用圆珠笔把图案画在白布上，一幅画的是一枝梅花，斜依在一角；另一幅是一支羽毛球拍子，把儿上有蝴蝶结系着花束。她把布绷在竹子的花绷子上，教给我用不同的针法绣不同的东西。第一幅比较简单，针法没有什么变化，第二幅则用了至少三种以上的针法。花瓣是平绣，花叶是用长短针插绣让出筋脉，羽毛球的拍子先用结珠的方法勾出轮廓，再用拉线织出网的效果。那是我一生做过的最艺术的女红，可惜做成枕头套以后，早就用烂了。母亲的审美观念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这使我觉得很奇怪。
少年时代最经常做的针线活是补袜子，把木头的袜楦子装进破了的袜子里，找出碎布对照着破洞的形状剪出来，先用线绷上，再一针一针地把布边缝起来，最后一道工序，是在上面纳上一圈儿一圈儿的针脚，使布与袜子紧紧地连在一起。那时候的袜子都是粗线织的，加上补丁就更厚了。好在鞋也多是宽松的布鞋，穿起来也方便。后来有了呢绒袜子，穿破了的时候，就经常把一双最破的剪开，补其他袜子的破洞。再后来，有了呢绒丝的袜子，它的好处是特别结实，几乎穿不破，只是容易缩水，越穿越小。织袜子也是当年做得最多的活，先是用缝衣服的棉线织，两股合在一起，用铁制的针打。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不能熟练掌握线的松紧，铁针把手指扎得很疼。后来换成竹子的针就好得多，那多半是用竹批子削出来的，用玻璃片刮光，再把针头在砖头上磨秃。有的时候，也用从旧的袜筒上拆下来的线织。后来有了机器拧的粗棉线，那是为平原地区女人纳鞋底生产的，因为土路省鞋，用不着麻那样结实的线，大大降低了成本。买一两粗棉线，缠在线拐子上放松，擗出三股，用来织冬天穿的线袜。后来又出产了一种呢绒绳，可以擗成许多股，也是用来织袜子。一直到旧毛衣拆出来的线，也是织袜子的原料。织袜子的技术在袜跟和袜尖，都是和邻居家的大姐姐学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打毛衣。
有了缝纫机以后，所有的女孩子迅速地学会了蹬缝纫机。从轧鞋垫开始，把嘎褙剪好，垫在最便宜的原白布上，压在机器上，针脚挨着针脚，密密麻麻布满所有的地方，然后剪下来。一开始是轧直线，学会了拐弯则转着圈地轧。各家的鞋垫几乎都出自孩子们之手，这种自制的鞋垫比买来的要结实得多。我对缝纫机的迷恋一度近于狂热，经常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把能拆的零件一件一件地拆下来，再试着安上去。顺便打扫了里面的灰尘，慢慢悟到它的原理，在后来远离城市的山居生活中，一些小的故障便可以自己排除，居然还有人求我修理缝纫机，应该说是童年的好奇带来的意外收获。缝纫机大概是六十年代财富的象征，同时也引领着女红的潮流。记得曾经到一个当地的女同学家串门，看见她的外婆用手工缝出机器的针脚，当时惊叹不已。
我的小学同学不少来自农村，加上支农劳动很多，经常有机会去农村，可以看见当地女红的特色。婴儿穿的红兜肚上绣着黄花绿叶，女孩子的鞋上绣着各种颜色的花草，有的是蝎子一类具有避邪作用的毒虫，还有的是四季的各种蔬菜的花朵。用色丰富与随意，当时只是觉得新鲜，不懂得这是民间艺术的特点。三十岁以后，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这种艺术的想象力。特别是接触了西方现代派的美术作品之后，也格外地欣赏这种纯粹的民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