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记

本书通过对北京、芝加哥和巴黎的城市保护实践的比较分析，【xxii】来探索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之所以选择这三座城市，是因为它们在制度结构方面差异巨大，而这些制度上的差别对于解释城市保护背后的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普遍认为这三座城市都由强有力的集权式政治体制所主导，但事实上它们的治理结构均呈现碎片化的割据形态。更重要的是，每一座城市都代表一种类型的政治割据：北京主要体现的是功能性割据，芝加哥是地域性割据，而巴黎是层级性割据。因此，这三座城市为研究体制结构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每一座城市，我都选择了单一管辖权和多重管辖权下进行的城市保护工程。这样的研究设计有助于细致地分析管辖权在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本书所选取的案例代表了这三座城市中近些年来最主要的关于城市保护的政策争议，因此可以为读者提供城市保护方面最新的信息。

在案例选择方面，有的读者可能会对三座城市的可比性提出质疑：这些城市分别处在城市保护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决策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工作重心，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城市保护的社会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这三座城市中，巴黎在城市保护方面有着最长的历史，也对保护问题有着相对较高的公众意识。相比之下，北京还处在城市保护实践的初期，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公众才刚刚开始认识到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要性。芝加哥介于两者之间，其城市保护运动始于战后城市更新的动荡时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的城市保护出现在急剧的经济扩张之后，因而，对城市景观的系统性保护就更加困难。

本书不否认“时间”在解释各个城市和国家保护实践差异上的重要性。然而，将这些差异性简单地归结于“时间”或者“历史”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保护措施更容易被执行下去。换句话说，尽管“时间”可以改变公众对于城市保护的认知和意识，但它不能决定整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尽管社会和政治的动态过程需要被放在当【xxiii】地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去揭示这些动态是如何发生的。这三座城市的政治体系分别呈现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割据，因此为解答以上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与此同时，本书并没有舍弃“时间”的维度，而是将“时间”融入对各个城市保护政策的叙事与动机的讨论当中，由此提供了对不同城市背景下城市保护的工具性用途更广泛的理论分析。

对本书案例选择的另一个可能的质疑是，北京和巴黎都是首都，而芝加哥不是。的确，首都的地位对于城市而言相当重要，但是它不应被当作与城市政治系统的其他特征相隔离甚至相对立的因素。相反，首都的地位应该被看作城市整体制度结构的一部分。如果一座城市的首都地位增强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决策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可以通过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加以分析的，因此首都的地位这一因素就被融入城市的整体制度结构当中。相反，如果一座城市的首都地位在其地方政策过程中没有明显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寻找城市中其他更具影响力的制度结构特征。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首都的地位都不可能完全左右一座城市的政策过程。

这三座城市位于三个国家、三个大陆上，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背景和财产所有权制度。尽管这些城市的差异性反映了世界各地都市生活的复杂性，但我的案例选择具有以下共性：三座城市在本国和世界建筑与城市规划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些年来它们的城市景观都在不断地受到威胁，因此城市保护对三座城市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政策议题。尽管城市保护在三座城市的政策议程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这些城市在如何定义城市保护和如何执行保护动议的问题上给出了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