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xiii】
城市保护的悖论
尽管城市不能讲述自己的过去，但它的历史像掌纹一样藏在掌心中。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2005年夏天，北京启动了两项大型的城市保护工程。第一项是永定门城楼的复建。永定门始建于1553年，是北京外城的正门，位于旧城中轴线的最南端。20世纪50年代，永定门连同北京的城墙和其他十三座城门一起，在改造北京的浪潮中被拆除。复建工程的规划始于2003年，就在北京当选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之后。该项工程是北京《“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一部分。参与此项目的文物专家对档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以确保新建的永定门和已被拆除的旧城门一模一样。这项工程历时两年，耗资超过1900万元人民币。地方官员和新闻媒体对复建的永定门城楼予以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复建的永定门使得北京的中轴线即世界上最长的城市中轴线有了完整的格局，从而提升了北京的文化重要性。同时，奥林匹克公园恰好位于中轴线北部的延长线上，南端复建的永定门对于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有着特别的意义。当地的报纸这样写道：“复建后的永定门为老北京拥抱未来提供了新的起点。”
沿着中轴线向北，离复建的永定门城楼不远的地方，另一项城市保护项目正在老北京的商业中心——前门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xiv】这片地区的主要街道是前门大街，两旁商铺和餐馆林立。其中有些是享誉全国的百年老店，并且物美价廉，满足着工薪阶层消费者的需要。这项保护工程以20世纪初前门大街的老照片为蓝图，整修了沿街建筑立面，使其融合了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建筑风格。很多商铺和餐馆在改建工程完成后因为租金上涨而不得不离开前门大街。然而，当地官员并不为租户流失而担心，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吸引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要将前门大街变为另一条香榭丽舍大道”。与此同时，前门大街周边一大片有上百年历史的胡同四合院在推土机的隆隆作响中化为瓦砾。当地政府的计划是用二至六层、高端商住两用仿古建筑取代传统的四合院。而这个地区的老住户则将被迫搬迁。
在新世纪伊始，北京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城市保护的复杂性。面对复建的城门、翻修的商业街和崭新的仿古住宅，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城市保护？
在任何一本关于城市保护的历史或理论著作中，“城市保护”都有着严格的定义。它指一种旨在维护历史建筑或遗址的现有形态、完整性及其所用建筑材料的行为或过程（Murtagh 2006）。文物保护专业人士的基本信条是尽可能完整地保持文物古迹的原始形态。同时，历史告诉我们，城市保护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城市保护的举措最早可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历史建筑会被小心地保护起来，目的是给子孙后代提供一种与祖先的真实联系（Riegl 1982 ［1903］）。在工业化时代，当历史古城受到城市更新的威胁时，城市保护的范围从单体的历史建筑扩展到城区住宅，甚至是整个街区，这些保护对象也就是所谓的“城市肌理”（urban fabric）。城市保护范围的扩大使当地居民免于被迫迁到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居住，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现代化过程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
从理论上讲，城市保护的本质是保护建筑的完整性和城市社会【xv】维度的可持续性。然而，在现实中，城市保护已经涵盖了各种行为。其中有些行为与城市保护的本意相矛盾，从而向城市保护这一个概念中所包含的人文关怀的意涵提出了挑战。谈到城市保护实践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北京并非个例。在东西方城市当中，城市保护的实践都愈发复杂。本书试图解释现代城市保护实践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由此揭示城市保护中的政治。本书将具体解答如下问题：第一，为什么各地政府对于城市保护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为什么它们对于保护什么、如何保护持有截然不同的答案？第二，各地政府如何执行各种城市保护的动议？为什么有的动议更容易被执行下去？
本书通过比较北京、芝加哥和巴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城市保护实践，来探索城市保护中的政治。作为三座伟大的城市，它们在世界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领域地位非凡。同时，这些城市在不断遭受着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威胁。尽管城市保护在三座城市中都被视为重要的政策议题，但它们各自的保护实践大不相同。面对这三座城市保护实践中的差异性，本书指出，城市保护已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和社会行为体的一种战略手段，被用来实现这些行为体的不同目标，这些目标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尽管保护动议的内容由不同行为体的利益与偏好决定，但这些动议的实施则受到城市中割据的权力结构的限制。政治割据（political fragmentation）就如同一个过滤器（filter），它既可以加速处于单一行政辖区内的城市保护动议的实施，也可以阻碍在多重辖区内的保护动议的执行。对于跨多重行政辖区的保护动议，不同类型的政治割据对应不同的政策过程，从而导致不同模式的城市保护。
三座城市的经历展示了政治机制如何与不同的利益及政策倾向交织在一起，从根本上塑造了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在北京，城市保护成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和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工具。在备战奥运的过程中，很多历史建筑都被作为文化地标而被保护和重建；然而，市政部门间的功能性割据（functional fragmentation）阻【xvi】碍了历史街区的有效保护。随着旧城的拆毁和新的仿古建筑的修建，北京的城市保护越来越流于形式，形成了符号式的保护。在芝加哥，城市保护以房地产增值和社区振兴为目标，而这些保护动机常常和种族不平等、绅士化（gentrification）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同时，以选区边界为界限的地域性割据（territorial fragmentation）使得城市保护成为市议员的特权，并阻碍了跨选区的保护动议的实施。因此，历史保护区大多位于单一选区内，城市保护呈现一种马赛克式的形态。在巴黎，城市保护给中央政府和市政府提供了争夺城市空间控制权的“舞台”。前者将文化遗产看作法兰西民族认同感的象征，并长期垄断城市保护的权力，而后者则在分权改革的过程中自主决策权不断扩大，并开始提出平衡城市保护和城市发展的新的政策目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层级性割据（intergovernmental fragmentation）催生出了一种不同级别政府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治理模式，促成了对于文化遗产的联合式保护。
城市保护对于每个城市而言都是重要的政策领域。尽管古建筑内在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足以值得人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题目，但城市保护不仅限于针对个别建筑或区域的维护，它为我们探索更广阔的城市经济和社会议题提供了一扇窗。从刘易斯·芒福德（Mumford 1961）和简·雅各布斯（Jacobs 1961）的研究开始，城市研究学者已经认识到城市保护对于城市发展轨迹和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有重要的影响。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经历着空前规模的经济结构重组和空间建构重塑，因此，城市保护在营造健康的城市环境和加固社会文化根基方面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无论是从探索城市发展变化的研究兴趣出发，还是从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的真挚愿望出发，我们都应该给予城市保护问题更多的关注。鉴于城市保护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不仅包括社会科学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城市保护和城市规划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包括居住在城市中并关心城市的人们。
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和价值观。然而，政治学家却很少关注这一领域。虽然一些城市研究学者和城市保护的实践者已经认识到政治博弈在城市保护政策成败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几乎没有就政治如何影响城市保护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1]本书将政治学的理论、方法与城市保护的研究相结合，揭示出城市保护中的政治博弈。它将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增进我们对于城市保护问题的理解。第一，通过解答以下几个问题对现有的城市保护研究【xvii】提出挑战：为什么对于“什么是城市保护”这一问题存在多重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是怎样产生的，又是如何被利用成为政治博弈的一部分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揭示政府行为背后的政治根源。第二，政治割据理论从制度主义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城市保护的动议更容易被执行。通过展示不同的政治割据类型如何以可预测的方式影响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该理论可以被应用于本书三个城市以外的案例，它还为不同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第三，本书内容是基于对三座城市的大量实地考察。这三座城市分别位于亚洲、北美、欧洲大陆，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因此，书中采用的比较研究方法不仅对于理论框架的论证与检验极为重要，同时还绘制了一幅关于不同城市在空间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丰富画卷。
这是一本关于城市保护的书，同时也是关于政策过程和空间治理的书。它揭示出各种政治行为体如何通过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运用大规模公共政策来改变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本书理论上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政策话语、政治机制以及政策过程之间的联系。它表明，要充分理解一个政策过程，我们必须同时了解政策动议的内容和机制。前者涉及政策动议的具体内容，以及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动议；后者解释这些政策动议是如何被实施的，以及执行成功与否的原因。以上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政策分析都是不完整的。本书第一章将通过对城市中割据的权力结构的具体分析，来讨论城市保护动议的机制。接下来，本章将通过研究不同时期和地区城市保护背后的主要动机来探讨城市保护动议的内容。然后，我将简要回顾北京、芝加哥和巴黎在城市保护方面的具体实践。最后，我将介绍本书的研究方法，并概述其余章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