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路断了险些又断

何剑[3]

1976年，我所在的单位——北京市交通局——推选末代工农兵大学生，是北大哲学系，师傅们推选了我。可是因为我正“以工代干”，替各级领导起草各种总结、报告，是个相当出活儿的劳动力；加上出身不大好，属黑五类外围，故单位领导把我的名额给了局团委副书记。

我和进北大读书的机会失之交臂。

那年咱们党已经开始整顿党风。记得上边还来人找我谈过话，问是否在推选过程中有走后门现象。那位团委副书记和我私人关系不错，我也不想自己去不成再拉个垫背的，就向来人汇报说，问题是有的，属于本位主义，不存在走后门现象。后来，团委副书记如愿以偿，我则去找男朋友，也就是我后来的先生，大哭了一场，认定此生与北大无缘。

1977年恢复高考。作为一个“文革”中刚上初中的学生，中学阶段基本全在抓革命中度过，自知希望不大。但我的人生哲学是“宁可失败，不能后悔”，所以也报了名。单位领导一开始仍是不批，并许愿说要将我列入第三梯队培养。后来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加上1976年那次有愧于我，拖到1977年秋，终于同意让我报考，那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当时的本职工作尚是“以工”阶段，到交通队去开出租车，三班倒。每天八小时，一公里收费两毛，每日定额27元人民币。我们的候车点一是北京站，一是和平里。开票的师傅得知我正在备考，尽量派给我一些拉往返的活儿，这样等客人的时候还能看点书。结果有一次等客人时，因为看书太专心，客人居然脚底抹油——溜了，害得我自己倒贴了几块钱，只好算在考大学的投资成本里了。

虽然中学的学业因“文革”而荒废，但因从小喜欢读各类杂书，文科方面还差强人意。唯有数学，差距甚大。男朋友“文革”前就是清华工物系的学生了，当我的数学老师绰绰有余。周末从房山石化总厂回城给我恶补，倒也颇有成效。

1977年是恢复高考头一届，全国各省自行命题，考试时间也略有先后。离北京的考期还有三天的时候，传来了南方的考试题目，数学不仅有解方程，还有几何三角。那时候，我只知道有糖三角，哪懂数学的三角？这艰巨的任务就又落在了男朋友的身上。

临考前，先生把三角公式抄了一遍，让我死记硬背，考场上我把三角公式的正负符号忘了，就在纸上推演，监考老师站在我前面，脸上是让我捉摸不定的笑意，可能在纳闷儿：“就这水平也敢来考？”或者是同情我，想帮一把，也说不定。

后来，先生告诉我，考数学的那一天，临出门我撂下一句话：“考不好赖你！”让他紧张兮兮了一整天。

高考过后，听了我的描述，全家人一致认为“没戏”。男朋友家里意见：“试也试了，没啥希望，就赶紧结婚吧。”我念在先生辅导尽心尽力，就同意了。高考结束后不久，我们就领了结婚证。

人生真的很奇妙，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和先生结婚两个月后，居然接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在单位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是三步并作一步跑回家的。从那以后，再也没对老前辈范进有过嘲讽的言行。怎么说？理解呗。

记得到北大报到，每人要填张表，上有“婚姻状况”一栏。我如实填了“已婚”。第二天系里董文俊老师找我谈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考试前确实是未婚，没有欺骗学校。但北大有北大的规定，就是已婚男生可以录取，女生不予录取。

这话要放现在，就凭性别歧视这一条就能猛敲北大一大笔。那时候哪有那觉悟？不过，董老师说，我们既然录取了你，也不想把你退回去。但有一条，你得保证，在校期间不生小孩。

说来还真后怕，要不是系里通融，我的北大之路又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