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参赛记
夏晓虹[21]
需要先解释一下题目：“北大”在这里不是主语，而是表示场域。本来想以“在北大打比赛”命名，可惜下面写到的赛跑似不宜挪用球类运动专属的“打”字；若在“北大”前冠以“在”，意思倒是很明确，但读来又觉不顺口。因此定了现在这个很大的标题，其实要讲的完全是私人的一点小事。
其次应当说明的是，我并非校队成员。我在北大所有的体育活动仅限于上体育课，并参加过两次以系为单位的比赛。体育课上，我的表现也相当平庸，每项运动都过关，却很少达到优秀。比如游泳，25米为及格，50米为良，100米为优，我也只勉强挣扎到半百。这样就很清楚了，读书期间，我是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参加到层级不高的赛事中。
不过，我那不可能出色的赛场表现，也曾经有幸载入班史。
2009年，为了纪念入学30周年，我们班出版了《文学77级的北大岁月》。班长岑献青在《文学77级纪事》的1980年项下有如下记述：
这段记述固然证实了我的业绩不佳，但何以值得在班级纪事中写上一笔，局外人恐怕还是难以理解。幸好，那时我在留学生楼陪住，时间充裕，每天都留下了详细的日记，正好可以拿来填补记忆的缺失。
依据我的日记，我所参与的中文系运动会是在1980年4月10日举行的，比小岑所记迟了一天。由于是当事人，我相信自己的记录更准确。77级本是春季入学，其时我们正上三年级。
1500米跑：我挣的这一分，到计算总成绩时才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以班级为比赛单位的系运动会，很容易调动全班同学的集体荣誉感与参与意识，大家也确实是各尽所能，积极报名参赛。以致连我这个平日疏懒的人，竟也要参加两个项目，即400米的赛跑和由四人组成的400米接力赛。当然，我有自知之明，赛前已料定，400米绝对拿不到名次。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的积极性，因为当年看重的是参与的态度而非能力。现在已很难想象，比赛前一日，我还专门和同在留学生楼陪住的沈楚瑾一道去操场练习交接棒，以免拉低小组成绩。可见，我很在意为班级争光。
比赛最先进行的是百米跑等三个项目，我也热心去观战：吴北玲这个老腰疼居然跳远达到三米六，小沈推铅球一出手就是七米多，而铅球大王照例非小岑莫属，成绩总在八米开外。就在看王小平跳高时，有“老夫子”之称的朱则杰走过来，与我和宋红交谈。他希望我们在看《李太白全集》时注意两点，他想证明一首诗不是李白所作，因诗中不避“世”字，题目中又出现了“李”。他认为，如果其他诗里都没有这种情况，就说明此诗一定是窜入的别家作品。
朱则杰刚讲完，400米的比赛者已开始在跑道上飞奔，我显然来不及加入了。而当我看清只有四人上场时更是大为后悔，假如我参加的话，最少也能拿到第五名，可惜错过了良机。正因抱着这样的遗憾，才有了后来我的“惊人”之举。
400米结束后，接着就是1500米赛跑。这个项目报名的更少，只有三人。班里同学不免心痒，都在推耐力极好的赵红参赛。此时我也觉得应该将功补过，为班集体的荣誉奋斗一下，于是表示：只要赵红肯上，我愿意奉陪，“就是走三圈半，这分也可以挣到手了”。赵红终于拗不过大家的推遣，和我一起向1500米报名处走去。一边走，我还一边叮嘱赵红：“不要跑得太快了，咱们走也得一起走，不要剩下我一个人太难看。”赵红却反过来和我说：“你别跑得太快了。”这原本不劳吩咐，等下就立见分晓。
这时，新闻二班也跑过来几个女生，准备报名。我赶快劝阻说：“这个项目只取六名，你们只能来一人，否则我们俩就要下去一个。”这其实是很不讲道理的说法，因为没有任何比赛规定，参赛者人数须与录取人次相当。不过，新闻二班同学赶来报名的动机原与我们相同，都想要“捡漏”；又见我虚张声势，似乎胜券在握，于是主动退避，只一名女生添加进来。
一开始起跑，尽管我占据了里侧最好的跑道，但马上就被别人超过，且远远地落在后面。我的鞋也没有换，此时总觉得不跟脚。而赵红早已紧紧追在三位领先者身后，跑到我前面去了。不久，唯一落在我后面的新闻二班女生也超过了我。
第一圈跑完，我已经觉得很累，盘算这一分是稳能到手了，我于是放慢脚步走起来。接下来的每一圈都是如此，在跑道两边的拐弯处，我都会停跑，行走大约100米。站在场地中央的体育老师于是一再向我喊话：“别走哇！我们这是赛跑，这样太不好看。”我却只要跑到距离他比较远的地方，就又开始走。反正在出发线上，我已和他打过招呼：“走下来是不是也有分？”他当然说：“还是慢慢跑吧。”很明显，我把赛跑变成了竞走，已经有违竞技要求。
这时，我们班的男女生都兴奋起来，一齐为我鼓劲。我一边走，一边喝了几口李志红和查建英递过来的茶水，感觉像是在跑马拉松一样。赵小鸣在主席台上也一个劲儿地冲我喊：“瘦瘦！加油！”日后进入《光明日报》且擅拟标题的刘志达更是妙语连珠，一会儿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一会儿喊：“你是中国的脊梁。”梁左也在跑道边习惯性地假咳着，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夏晓虹，你可得坚持住啊！”
而我的落伍，从我还未跑到最后一圈，第一名已多跑完400米，赶到了我的前面，即可知差距之大。如此也不难想见，偌大的操场上，最后只剩下我一人，在众目睽睽下跑跑走走，毫不愧怍，也并不放弃，场面确实奇特。
当还剩下最后100多米时，小岑特意过来为我带跑，我也相当配合地做出冲刺状。新闻班的同学很有专业意识，此时也赶来抢拍镜头，可惜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我一直没看到。总算抵达了终点，尽管其间有一圈左右是在走路，但完成了1500米的运动量，人还是觉得非常累，所以下面的接力赛不能跑了。原准备由我顶替的李志红虽然抱病，也还要上阵，并且四人配合默契，应该比我在场的战绩更好。
而我挣的这一分，到计算总成绩时才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女生总分最高的是文学专业78级，为七十多分；第二名就是我们班，四十多分，只比第三名的新闻二班多了一分。刘志达于是郑重宣布：“今天我们班是以一分之差取得胜利的。这一分是哪儿来的？就是夏晓虹得的那一分。”大家立刻叫好赞同。我想到的却是新闻二班同学的不平，那两位被我劝退的女生如果上场，每个人肯定都比我强，我们两班的名次也将随之对调。但显然，这一回幸运之神有意眷顾文学77，男生也是以一分之差险胜第三名，我们班因此以总分第二，获得了一副羽毛球拍的奖品。至于在我心中留下最深印痕的，则是这次运动会上全班同学表现出的团结友爱与齐心协力。
排球赛：总共两次触球，一发不中，再发出界，可我们照样得胜而归
接下来我要叙述的第二件赛事已经到了研究生阶段。这次没有日记或其他资料提供支持，只能凭借个人记忆还原现场。
时间先就无法准确认定，很可能是在1984年5月，但也不排除1983年的9、10月间。因为与79级同学有关，而她们是1983年9月开始读研，我则在1984年7月硕士毕业，加上比赛通常分春、秋两季举办，故有此推定。当时是各系研究生分别组队进行排球赛。此事本来也和我不相干，以致赛程过半，我连现场都没有去过。
虽然并未与闻其事，我却清楚了解中文系研究生女队的实力。此前在本科阶段屡战屡胜、获得过全国大学生赛冠军的北大女排，其中的主力队员一半在中文系。同班的沈楚瑾算一个，更重要的是女排队长兼主攻手孟悦与二传手靳玮，分别为文学78级与79级的同学。关于孟悦，传言她原为北京女排主力，假如不是得肾炎提前退役，就没有郎平今日的风光。靳玮也出身崇文区业余体校，受到过相当专业的训练。二人此时已先后升入研究生，既然校队最重要的两名球员在此，中文系的取胜可谓毫无悬念。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意外地受邀参赛。原因是，主力队员中有人手腕受伤，唯一一位79级的替补队员却又在场边观战时，被飞来的球砸中，受到惊吓，无论如何不愿上场。这时有人想到了我，个子够高，弹跳力也不错，应该可以补缺。而我虽然在体育课上摸过排球，也见过老师示范基本的动作要领，却还是完全未入门，连如何站队、每人的角色以及作用都搞不清。所以先是推辞，后经晓以大义，特别是明白了自己在场上只是滥竽充数，这才应承下来。
我参加的这场已是决赛。对手为法律系研究生女队，其中主攻手兰晓梅在学校运动会上一直是明星式的人物，曾囊括多项竞赛冠亚军。其他队员也都有基本的实力，绝对没有我这样毫无基础的“白丁”。不过，我自觉我的上场还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本队不足六人，比赛也无法进行。
根本上我是认为，这个队有三个人就够了：一传垫一下球，传给靳玮，靳玮再托送给孟悦，便可以一锤定音。只是，对方发球过来的落点不同，所以还是需要多两个一传手跑动接球。当然，靳玮与孟悦的搭档，一个是稳准的递球，一个是大力的扣杀，已经保证了我队的必胜无疑。我在场上，正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多余人。
比赛总共进行了两场。按照事先的约定，孟悦把我排在了轮换发球的最末位（很遗憾，我至今都没搞清我的站位）。第一场打得很顺畅，基本是如上所说的一个来回就结束，甚至还没有轮到我摸球，我方已经以悬殊的比分取胜。由于这场赛事我完全不须出力，虽置身赛场，却悠游自在，像个局外人一般走来走去地踱步，只是遵照队友的指示，转换位置而已，孟悦因此戏称我为“场上指导”。
第二场情况有点改变，对方开始适应孟悦的进攻，组织了好几次成功的反击，一度形成拉锯之势，比分也咬得很紧，交错上升。我自然无法像上一场那般悠闲。先是轮到了发球，感觉已经用了很大的力道，然而，没过网。接着，对方发来的球落在了我面前，旁边的队友有意相让，给我一个过瘾的机会，我也毫不犹豫地出手一垫，球飞了。尽管两次失手，证明我的球艺的确很烂，同队诸人却只觉得好玩，并无一句抱怨或责备。我也一再把这当作日后吹嘘战果的笑料：总共两次触球，一发不中，再发出界，可我们照样得胜而归。
作为冠军队成员，事后我得到了毛巾、香皂一类的奖励，颇有无功受禄之感。不过，这还是小意思。经此一役，和其他班同学结下的战斗友谊，已成为我心底温暖的记忆，无论何时想起，都觉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