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筝飞四十弦，音线交绪忆华年

吴刚[15]

一

这几日美东大雪封门，难得工作上暂时清闲下来。哪儿也去不了，干脆躲在家里听听莫扎特，围炉等雪化。

算起来我已在海外度过三十多个冬天了。去国日久，我对很多人和事的印象都渐渐模糊了，但有些年少时的记忆却如同被大脑自动加注了星标，越来越明晰深刻。说来感慨，我生命里有许多的第一次都始于北大，而且或多或少都与音乐相关。即便后来足迹遍布了四大洲，燕园、音乐与我之间如同风、风筝与线，注定要缠绕一生了。

二

我平生第一次听交响乐，是在北大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家。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常常想起那个被击中心脏的下午。

考上北大之前的我，就是个普通的北京中学生。因为家父的一些亲朋好友住在北大，常骑个破自行车进出校园，跟在自己家的大院里一样熟悉自在。

我仍记得那是“文革”后期的某天下午，和平常一样，我又骑车去冯家串门。当时的阳光明明很亮，可能因为门前有三颗大松树的遮挡，燕南园平房里的光线却很昏暗，甚至不得不开着灯。冯友兰先生的孙子冯岱是我的好朋友，他很随意地跟我说起亲戚刚从海外带回一张唱片，要不要一起听听。我懵懵懂懂地从椅子里抬头望向他，说好。

音乐一起，我便再也回不去从前了。

那从唱片机里流淌出来如泣如诉的究竟是什么？是音乐吗？我这样一个不安分的少年，听着样板戏和革命歌曲长大，我接触的所谓音乐不过如此。虽然在“文革”中跟小伙伴们一起偷偷唱过《外国民歌200首》，基本都是些苏俄的民间小调，哪里见识过这样的宽广！

那是100多年前德沃夏克写下的《自新大陆》，首先飘进我耳朵的偏偏还是整首乐曲里最著名的第二乐章《念故乡》。管乐器首先吹出阴郁的和弦，接着是英国管，言说着德沃夏克极尽哀伤的乡愁，对捷克伏尔塔瓦河畔故乡的无限思恋。

原来，音乐也可以直接“触摸”人的心灵啊！虽然德沃夏克的原意是想表现新大陆虽精彩，但思乡之情更甚。当时给我的震撼，却几乎全在于前者。遥远的地域仿佛存在着一片光明，让迷茫度日的我油然神往。哪里是我的“新大陆”？我该去往什么方向？

读书、交友、游荡。在我懵懂的青春里，本来并没有出国的人生选项。我从小在部队及国防工业的大院长大，1966年上小学，“文革”结束时高中毕业，几乎没有受过完整的系统教育。像那时候许多追求做“精神贵族”的年轻人一样，我也想尽一切办法冲破藩篱追求新知识，通过阅读完成自我教育，误打误撞地野蛮成长起来。

小时候因为父母在北京古天象台附近的学部（现在的社科院）文学所的朋友，我得以偷偷跑进贴着封条的文学所图书馆，每周借出书来看，满足自己，也造福同学。还记得有一次我借到了杰克·伦敦的《海狼》，小伙伴们连夜一个一个传着读。因为太过喜爱，又有归还期限，我还手抄过整本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及整本的普希金诗选，现在想来也是有点儿疯狂。

直到今天书里有句诗我还一直记着：“心，永远向往着未来，而现实却往往是阴沉。”在孤身闯荡海外的漫长岁月里，困境常有，勇气也须常有，这句话一直在给我莫大的鼓励和慰藉。

未来在哪里？我看不清楚，也想不明白。年少的我在当时并没有看到任何实现自我的途径。

德沃夏克的音乐停止了。燕南园那间昏暗的小屋不知何时好像已经亮堂起来，我的心也被照亮了，满溢着阳光。当时只觉着激动，并不知道那个时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人生的音乐情结自此肇始，我仿佛冥冥中受着指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一定要出去看一看。

从那天起，“看世界”便成为我追寻一生的生命密码。

三

虽然我一直对文科很感兴趣，但考大学的时候，饱经“文革”风霜的父母觉得学文科太危险，非逼着我考理科。一直用那句名言劝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父亲的专业是数学，母亲是学化学的。我叛逆劲儿一上来，不肯走他们的老路，于是选了物理，考进北大78级地球物理系，读的是大气物理专业。

我平生第一次被演讲震慑是在地球物理系为我们78级新生举行的迎新大会上，系副主任邢骏上得台来，瘦瘦高高的他，鼻梁上架了副眼镜，乍看起来并不显眼，但一开口便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道：“你们这一代人是喝着狼奶、在血泊中长大的。现在进了北大，你们要脱胎换骨，你们要奋勇直击！未来就在你们手里，你们要创造一个新时代出来！这样你们才能挺直腰板告诉后人，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当时的我在现场听得血脉贲张，直到今天，我和很多同学对这些话还都记忆犹新，一旦想起便激动如昨。

那时的北大，真是一个创造历史的神奇地方。我第一次在校园里举着火把通宵游行是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逆转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世界杯参赛权。说起来其实事出偶然，电视里的现场直播因为中央电视台卫星租用到期信号中断了，焦虑等待结果的同学们从收音机里得知中国队转败为胜，激动得无以言表，半夜都冲到了校园里，连夜欢庆。我们点着笤帚当火把，敲着脸盆当锣鼓，连夜游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著名的口号就是那时候叫出来的。

这个看起来有点幼稚的即兴事件，成为当时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时代契机。国内一批作曲家瞿希贤、谷建芬等来到北大采风，创作新曲，北大和中央电视台联手举行了一场名为“五月的鲜花”校园音乐会，并拍成音乐纪录片在电视台播放。有一段歌词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是黄河的儿女，脚下的土地是我们的家。要在这里举起旗帜，要在这里奋勇进发，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首歌写出了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洋溢，写出了要去拥抱世界的年轻冲动。

我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也是因为北大，作为北大爱乐者合唱团的一员，我参与了北京高校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后来我去过无数剧院，但人民大会堂的音响效果到现在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演出前一天，我们去走台。平时坐满观众的万人大礼堂，此刻仅有寥寥几个工作人员，显得十分空旷。当那炫烂的五星顶灯亮起，杨鸿年手中的指挥棒轻轻滑下，又猛然一收，我们这些年轻合唱队员的第一个合声“啊”，在空旷的大厅中回响。那个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音犹在耳。

在学校、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唱不过瘾，又到大自然中去狂欢。于是便有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涮夜”。叫上我一个高中同学（他手风琴拉得不错），及中文系、计算机系、物理系、经济系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圆明园废墟上点着篝火彻夜歌舞。我们还去北大200号纵情山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爬上未经修缮的古长城。面对断壁残垣、清风皓月，我们纵情诵诗、放声歌唱，让青春的荷尔蒙尽情流淌。当年经常唱的一首俄罗斯民歌《让我们举杯》，到现在我还能完整地唱下来。我们要去拥抱世界，我们要在时代的大潮中追波逐浪。是的，作为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冲浪”是当时很多北大人共有的想法和特征。同学们都觉得自己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总是面向着未来，不能被时代所抛弃，而是追求站在浪尖上。

现在想来，我们这代人后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跟中国一起成长，大家合力把中国从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变成今天全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虽然我们现在年华已逝，但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的确确是在我们这代人的青春里实现的。

北大学生的生活可不是夜夜笙歌的。那时候校园里学习气氛浓厚，同学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专业功课上，大多过着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但兴趣的火种是压抑不住的，我的文科情怀不但没有消散，反而变本加厉，既参加了合唱团，还是经常参加当时五四文学社活动的为数不多的理科生之一。文科生的冲动和理科生的理智，让我一生的性格都在二者之间摇摆纠结。而正是这些不务正业的课余爱好，让我体会到生命中别样的豪情与遐思。

我第一次看大海，也是在北大读书期间。

1980年夏天，北京市团委组织了一次夏令营。北大去了十几个学生，由中文系77级孟晓苏带队，我也有幸位列其中。在夏令营里我跟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的学生刘克清、王宪生结为好友，一起在北戴河海边逐浪放歌。当时唱的是歌剧《波西米亚人》里男主人公鲁道夫的咏叹调《多么冰凉的小手》，引得同团的女生们频频侧目，那是三个年轻人得意张扬的青春时刻。

多年以后，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聆听中国著名指挥汤沐海指挥的罗西尼歌剧《奥赛罗》，在演出结束后的酒会上我竟与刘克清不期而遇。谈起当年北戴河的海风、白浪和放歌，我俩都是唏嘘不已。风筝以为自己脱离母体日久，追求自由飘荡，殊不知那根隐形的线犹在，才牵绊出人生的种种因缘际会。

有关夏令营还有一件有趣的小事。从北戴河回来以后，我和中文系的李椿当时构思了一部题目叫“归来”的小说。故事大概是当时的一个红卫兵追求世界革命，从云南跑到金三角去参加游击队，后来漂泊到了美国。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了，他又回国效力。当时的我还没出国，全凭幻想，写作时有点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滋味。没想到5年之后，我真就踏上了去美国科罗拉多读书的征程，转眼就待到了现在。

四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校园里也变得活泼时髦起来。在北大大饭厅，我第一次跳起了交谊舞。

当时吃饭的大饭厅（现在的百年大讲堂旧址）没有桌子，我们都是蹲在地上吃。所以有个谜语叫“蹲一地”，打北大一个地名，指的就是大饭厅。还有一个谜语叫“第二校徽”，谜底是玉米糊，因为我们当时早饭都喝玉米糊，经常弄到胸前的衣服上，画面不忍卒视。一到周末，大饭厅空出来了，大家就在那里跳当时流行的三步四步舞曲。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中，蓝衣蓝裤的少男少女，戴着标志性的第二校微翩翩起舞，现在想来也是饶有情趣。

同学中开始有人穿喇叭裤，听上了邓丽君，但我听的更多的还是古典乐。自燕南园的德沃夏克启蒙以后，我就找一切机会接触古典乐。考进北大以后我住在41楼的5层，跟系里几个爱乐的同学，比如张启东、谭晓光都交往甚密。我们几个手头略微攒点钱，就跑去王府井八面槽买原版磁带，商量好分别买不同的，回来互相交换着听。磁带5元一盘，父亲每月给我25元生活费，每一两个月能攒出一盘磁带来。我买了个120元的小砖头录音机放在宿舍里，一遍一遍听得如痴如醉。张启东那时候痴迷指挥，经常晚上对着录音机练习，仿佛面前是齐整的乐团，等待他发号施令。后来他如愿成为北大爱乐者合唱团的指挥之一，也不枉心中梦想。

我第一次听国际著名交响乐团的演出也是在北大期间。1979年，小泽征尔携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红塔礼堂演出，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挖空心思到处去搞票，费了半天力气也一无所获。于是早早就在红塔礼堂门外痴痴地等退票，最后居然等着了。票拿在手里，心怦怦直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天的音乐更让人难忘。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在小泽征尔那魔幻的指挥棒下，被演绎得深沉而绝望。悲剧才能美到极致，尤其大号的声音，在我耳边绕梁三日。有位作家形容，看过小泽征尔的演出之后：“当你从红塔礼堂进来可能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但是出来时你已是一个新人。”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

北大南门外有一个名为“长征食堂”的小饭店，缺油少盐的我们常去那里打牙祭。早上来一张油饼（5分钱）、一碗豆腐脑（多加辣油），一天都会幸福无比。晚上结伴去红塔礼堂听一场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音乐会，结束后骑着自行车，男男女女欢声笑语，一路高歌骑回北大。若赶上长征食堂还没关门，来三两米饭，点一个熘肝尖（5毛钱），再来几两二锅头。世上最美妙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

现在回头看北大的四年生活，我觉得就四个字——青春无悔。随心而动，知行合一，虽然自己不是站在这段历史舞台最前面的明星人物，却也一直蓄势待发，识朋结友，纳精储华，对得起那精彩年代里的美好韶华。

77、78级的北大人里出了太多精英，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各自的印迹。他们当中很多人为了理想抛弃升官发财，坚持终生以使命感行事。作为北大77、78的一分子，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也一直是跟着自己的心在走，一刻未敢松懈，为中国人能在软件行业走向世界而竭尽努力。

五

冬去暑来，三十余年过去了，这些种在青春里的音乐萌芽，非但没有在俗世中消逝，我对音乐的热情反而燃烧得越来越火热。现在有能力到金字塔尖去全球追星了，但我仍像那个在燕南园斗室里偷听唱片的懵懂少年，不时为受到音乐的“触摸”而颤抖惊喜。美国电影《第五元素》里有一场令人惊艳的火星歌剧，有朋友开玩笑问我：“如果火星上有音乐会，你去不去？”我说：“去！打着宇宙飞船也要去！”当然这还只是梦想，可能在我们孙子辈才会实现。但是有目标浪漫如此，我也毕生无憾了。

今天，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仍然片面，整体而言中国文化在海外还是未入主流。音乐是个宣扬中国文化很智慧的切入口，毋庸讳言，我们以及下一代留学生都肩负着传播国风的重任。现在的我工作之余，正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在中国音乐的海外推广上。

这些年我一直在支持一位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他是一个传奇人物，被多明戈誉为“近年来罕见的男高音”。2014年5月，作为主要赞助人之一，我策划了范竞马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国风雅歌”音乐会。中国人唱西方歌剧多年，为了在全世界展现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情怀的音乐，范竞马一直在推广“国风雅歌”，意图用一种中西合璧的方式，演唱高格调的中国艺术歌曲。由作曲家邹野用西方古典音乐的表现手法改编，经范竞马用纯正的美声唱出，让许许多多的欧美观众感到新奇和震撼。

我很认同他的观点和使命感。我相信在每个北大人的心里，“使命感”这三个字一点都不假大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融化在了成长的血液里。爱音乐的心不老，使命在肩的信念不改，我和年轻人一样，热切企盼着新时代的到来。

这种使命也是一种“报恩”。在我遇难受挫、孤单思乡之时，音乐一次次如上帝之手，抚慰我敏感的心灵，在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之刻，音乐如天上流淌过来的一汪清泉，使我清醒，给我愉悦。它的宽广，它的包容，它的蓬勃，它的力量，任何一种心灵鸡汤都无法与之相比。我时常为人类能创造出如此圣奇之物而骄傲不已，为自己能在北大遇到它而庆幸万分。

因为爱乐，我这一生交到的朋友数不胜数。有一年去台湾，一个朋友带我去台北101大楼的诚品书店参观。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也喜欢旅游，专门推荐了一本叫《音符上的奥地利》的书给我，讲的是古典音乐及相关音乐人和奥地利人文地理的关系，我很喜欢，当时就记住了作者名字叫刘雪枫。后来我随范竞马的国风雅歌团队去欧洲巡演，在奥地利林茨的多瑙河畔，我见到了国风雅歌艺术总监刘雪枫，突然想起那本书的作者名字，一问才知果然就是本人。原来刘雪枫是北大79级历史系校友，只是我俩在学校时并不认识。越说越近，就此结为好友。

后来跟随刘雪枫的脚步，我们一起在德国拜罗伊特聆听瓦格纳，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小山村参加舒伯特音乐节，在奥地利湖边探访马勒的小屋，在俄罗斯的白桦林中探寻柴可夫斯基的踪迹。离开北大30年后，为了同一个梦想，两个风筝在风中相遇，也真可谓奇妙的缘分。

歌唱家田浩江，多年前在科罗拉多就和我相识了，他现在在教外国人唱中国艺术歌曲，社交媒体上传播得很广泛。（他们演唱的曲目将亮相2018年CCTV的春节联欢晚会，此文发表的时候也许他们的节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多年来我和纽约爱乐的北大校友们一起在为他呼号奔走。2005年谭盾和张艺谋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合作了一场由多明戈主演的歌剧《秦始皇》，策划排演的过程我也参与其中。和许许多多的北大爱乐人一样，在维也纳，在纽约，在普林斯顿，在耶鲁，在休斯敦，在柏林，在德累斯顿……在世界各个地方，为将中国的音乐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朋友，我们作为幕后推手，尽己所能奉献着心力。

风起，筝飞，因北大而在。一生都能与音乐同行，与北大结缘，幸甚至哉。

2018年1月6日一稿于普林斯顿

2018年1月31日二稿于北京

2018年2月6日三稿于云南抚仙湖

2018年2月22日定稿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