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忆，最忆是燕园
田军[13]
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中国大变革时代，一生所经历的变化，或许抵得上此前10代人之总和。时光如雨飘洒无痕，却没有将我们轻易略过，火红的“文革”岁月、青翠欲滴之改革年代以及蔚蓝色的东西方文化交融，都镌刻在这一代人厚重的年轮里。随着岁月积累，对青春记忆格外珍惜，像收藏家对待文物一样，经常在似睡非睡间拿出来把玩一番。而细数我记忆中的奇珍异宝，四载燕园生活无疑最让人魂牵梦萦。
改变人生
1978年9月25日21岁生日之际，我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大大的牛皮纸信封，“北京大学”四个字格外耀眼。起初不敢相信，头晕目眩，几疑梦中。
那时我在太行深山区一座番号为“6410”的军工厂做学徒工。在偏远的小县井陉，6410厂乃人们羡慕的幸福天堂：军委装甲兵直属正师级单位，职工人数过万，厂里有尉官楼、校官楼和将军楼；此前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有朝一日住进这些楼里。
1977年底，邓小平做出划时代决定，恢复高考，由此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1978年7月20—22日，66—78届共计610万中学毕业生携手走进考场。记得6410厂报名者足有五六百人，最终仅有四人考取本科，两人读上中专。我的录取通知书第一个到达，北大享有优先录取权。
世界经济专业是我的第一志愿。理由很简单，“改革开放”是新时代的主旋律，而大学里与之相关度最高的专业就是“世界经济”。我几乎不假思索地依次填报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只在二类院校中选报了河北大学历史系。报名表交上去后，曾被一些“懂行”的人批评很久，说如果北大不为我开绿灯，则只能去河北大学，甚至无学可上。然而，结果是幸运的。
北大是我开始放飞梦想的地方，此前我的世界很狭小、很自然、很物质。北大改变了我的人生，仿佛打开一道大门，思想的疆界骤然宽阔起来。进入燕园，你开始理解“家国情怀”四个字的含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成功的坚定信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赋予学子的另一种重要气质：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崇尚读书人的风骨。独立即不畏权势，不媚流俗；自由指思想不受约束，不受任何因素干扰；而兼容并包，要求我们容纳异见，心怀谦逊，因为在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里，没有霸权，人人平等。这种文化氛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不知不觉间，思想自由会成为你的习惯。
在燕园，你会经常见到如雷贯耳的大师，学习有价值的内容；与此同时亦拉近了与大师的距离，懂得大师也是普通之人，尊重大师不等于盲目崇拜大师。思想自由的种子在内心生根发芽，你会逐步形成不受约束的思维、别具一格的创新力。精神的成长非常独特，它不同于父母繁衍后代之过程，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
未名湖
燕园乃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精巧的亭台楼阁、曲折的水榭回廊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相映生辉、相得益彰，没有哪所大学校园能比她更富有意境。而未名湖是燕园精魂，北大图腾，既凝聚着湖光塔影、钟亭落霞、小桥流水、荷塘映绿的美景，又饱含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灵秀积淀。
1978级新生报到的时间为10月5—6日，已是深秋时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古气磅礴的秋林，一方明净澄澈的天空和一幅凝重深沉的诗篇。未名湖两岸的树冠通体金黄，雍容华贵，层次鲜明，极富立体感。秋风阵阵，阔叶纷纷坠落，漫天飘卷，优雅如舞蹈。燕园中不乏黄栌树和枫叶，霜后呈火焰般鲜红，从燕园到蔚秀园，一直向西北方向延伸，至颐和园、玉泉山和香山，构成首都秋天最美的风景线。
北京秋冬两季连接紧密。连着刮几场秋风，飞雪即到，漫天洁白，昔日粼粼碧波的湖面立刻变成一幅锦绣的白色大舞台。未名湖的严冬对于北大学生来说有着独特价值。四周是冬练的跑道，靠近东操场的湖心部分成为车水马龙的滑冰场；而湖的边缘地带，经常堆有很多积雪，是北大学生堆雪人、打雪仗、恣情纵欲的好地方。记得到燕园后的第一场雪下得很大，78世经班同学雪夜里漫步校园，而第一次见到雪景的福建同学林伯英竟然兴奋地在冰雪上打滚。
未名湖的夏天最美。青草、芦苇和各种颜色的野花交织在一起，像一幅幅油画；夏荷浮在水面，摇曳在丝丝缕缕的清风中；空气纯净，充满着甜醉的气息。湖边石头上、木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人，有的欣赏美景，有的谈情说爱，有的评古论今，也有的沉浸在读书和背单词之中，各得其所，互不干扰，那般宁静、逍遥、欢乐、富有生机。夏天如年轻人，处于自然界野蛮生长的季节。40年前我在燕园曾写下随笔：“很多人讴歌桃红柳绿的春天和硕果累累的秋天，而我却最喜欢夏天，因为她是大自然生长最快的时节。”
我常去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湖畔小山上有一座典雅的建筑，是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先生旧居。临湖轩由冰心命名，横匾题字出自胡适，一草一木皆优雅。庭院后面有一大片空地，可以俯瞰未名湖美景，读书格外幽静，没有一丝干扰，练习太极拳容易入静，随着鸟叫蝉鸣放空自我，进入仙境。从临湖轩正门走出来，向南穿过一片幽静竹林，就是我们经常上课的俄文楼、第一教学楼、图书馆和经济系所在的四院。常有人在燕园拍电影、摄结婚照，每每听到游客称赞未名湖之美，你都会感叹人生幸运，也更加珍惜燕园生活。
像许多北大校友一样，未名湖已融入我们血液。1982年毕业前夕，我们发起捐款活动，在未名湖畔竖起了蔡元培和李大钊两座铜像；表达对前辈崇敬之余，也在心底留下燕园与我们这一代人密切相关的印迹。毕业30周年时，经济系校友、香港《经济导报》主编刘晓东邀请我在杂志上开辟专栏，不由想起在燕园的日子，随即为专栏取名“博雅论道”，接下来找到张健、程向阳、王曙光等10名校友共同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所有文章都使用“未名壶”的笔名发表。我与刘晓东在通信中聊道：未名壶，壶者，湖也，意包容。水予湖以灵气，楚楚动人；亦予壶以生机，让人留恋。希望我们一起恋上未名壶，学会放平心态，开启智慧人生，享受自由、自觉与自然。再后来我们设立了未名壶文化传播公司和“未名壶”自媒体，将传播北大文化作为毕生事业的一部分。
2014年我通过众筹方式发起创立“未名酒庄”，100位校友加盟，共同出资2000万元，打造北大人的精品酒庄和社交平台。随后不久，我又参与发起金融客和若水合投俱乐部，并与两个机构的校友共同创立“北大金融校友会支持基金”，每年为校友会年会提供赞助，从北京到深圳、香港、华尔街，再到成都、上海、武汉、长沙。2017年，我与校友共同发起设立两个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命名为“中视博雅基金”和“香港未名基金”。从内心里讲，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有可能，就将其与燕园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有意义、有价值，才能迸发出为之奋斗的激情。
37号楼
北大学生宿舍密布在燕园最南端，一片灰突突的四五层建筑，多数建于60年代之后，与整个燕园的建筑风格显得不够协调。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男生宿舍沿着学校围墙分布，女生宿舍则靠近校园中心。37号楼是男生楼，与车水马龙的海淀路仅一墙之隔，饱受公交车小喇叭骚扰之苦；大凡住过37号楼的人一定忘不了那个刺耳且经典的声音：“332路从动物园到颐和园，请先下后上。”许多睡眠不佳者经常在清晨被吵醒。
当时37号楼里住着4个不同院系的学生，顶层4楼是国际政治系学生宿舍，3层法律系，2层经济系，78世经班住在一层入口处，再往里是图书馆系。
78世经班共29人，除“五朵金花”外，24名男生分配在4间宿舍里，刚好符合6人一间的标准。我的宿舍在103室，三张上下铺，门口位置放着一个书架和两张小桌子。三位年长同学张健雄（1946年生）、张辛程（1947年生）、李永平（1948年生）住下铺，林伯英（1952年生）、杨亚非（1955年生）和年纪最轻的我只能住上铺。
翌年张健雄考取社科院研究生，填补其空位的吴德辉依然是1946年生人。张健雄和吴德辉入学时已满32周岁，与经济系同届年纪最轻的杨文艳（1963年生）相差17岁，两代人的感觉。记得北大校刊曾专题报道过78级的三名14岁新生，其中一位在图书馆系，即来自河南农村的李书磊，也住在37号楼一层。当年他战战兢兢地到我们宿舍串门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然而时间会改变一切，40年后的李书磊已经成为大名鼎鼎的中纪委副书记，尽管在许多同学眼中他依然保持着清纯的娃娃脸。
40年后回望，当时住在37号楼的学生中真出了不少牛人，包括总理李克强、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文化部部长蔡武、国家食药监局局长毕井泉、宁夏党委书记石泰峰、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与彭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务院副秘书长丘小雄，前后两任掌管国家外汇储备的中投公司总经理李克平与屠光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兼深圳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还有上面提到的小同学也是文学评论家李书磊和曾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海子。
此时，我不免想起《陋室铭》之佳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我们经历了向“四人帮讨回青春”的年代，身居方寸，伏案读书，如饥似渴。在月白风清之夜，围着柔和的灯光，就着香茗慢慢品味；或在北风呼啸的冬日，听着雨雪声敲击窗棂，拥着热烘烘的暖气片细细研读。
37号楼位于北大南门和西南门之间，学生们却更多地使用后者。马路对面的“长征食堂”被称作北大学六食堂；穿过长征食堂旁的小胡同前面一条街叫作“老虎洞”，有实用的储蓄所、文具店、服装店和日用杂货店等。老虎洞西头连接着南北走向的海淀大街，有学生们钟爱的新华书店和专门卖旧书的中国书店，还有“红艺照相馆”，曾为我们见证青春。而街道尽头的综合食品商场，是放假回家前给父母买北京风味食品和礼品的地方。
为了写回忆录，我专程回到燕园，发现37号楼不知何年被推倒重建，一座七层的新37号楼取而代之，依然是灰突突的风格。旧时的37号楼为“一字型板楼”，而新建的37号楼与36号楼连为一体，成“单边工字楼”状，有点像旧时的28号楼，但厚度与高度都大一号。
为修建交通干道北四环路，海淀路以南区域被拆得一塌糊涂；老虎洞和海淀大街均不见踪影，中关村曾经的科学家摇篮“中科院大院”已进入历史的时光隧道，仅存保福寺桥边两栋旧楼作为遗物见证历史；陈景润的后继者们住进摩登的大楼里，不知道灵感是否依旧在？形状各异的车辆呼啸在宽阔的四环路上，无情地将历史的痕迹碾压在车轮之下；海淀大街的新华书店和中国书店已踪影全无，然由于校区尚在，图书市场传承下来，进驻北四环路南的图书城里。
北大食堂
民以食为天。那个年代生活清贫，学生填饱肚子乃头等大事。到北大后的第一个惊喜是发现男生定量每月38斤，在粮食计划供给的年代，此待遇十分优厚！不知应该感谢谁？教育部、财政部、商业部、北京市或北大领导，还是决定恢复高考的邓小平先生？北京市粮食供应管理十分细致，分为米、面、粮三类。每月米票8斤，买大米（饭）专用；面票16斤，称作“细粮”，用来买面条、馒头、花卷等面粉制品；还有14斤粗粮，买玉米粥、小米粥以及绿豆、高粱米等。粮票没有标价，然而计划内外粮价差异显著，剩余的粮票可以有价转让，至今清晰地记着北大校园里小贩叫喊用鸡蛋和日用品换粮票的声音。
经济系学生被指定在学一食堂就餐。70年代末期燕园有四个学生食堂，后又增加了“学五”，而“学一”的地理位置最为便利。透过理科生宿舍42号楼拱形弧，正对着学校西南门，隔壁是学生大浴室。一日苦读之后，伴着夕阳在五四操场狂奔至精疲力竭，到浴池冲刷掉厚厚的尘土与浓烈的汗味；用大号的搪瓷盆打满米饭，加一份红烧排骨或肉末白菜粉，再盛上一碗免费的蛋花汤。或在谈天说地间大口吞咽，或捧着“红与黑”静静咀嚼。天下苦愁食为先，汤足饭饱赛神仙。
70年代的特点是低工资、低物价。学生食堂普通炒菜为1角或1.5角一份，最便宜的仅5分，而2角以上就属于高档的“小炒”。一般学生每月10元饭钱就足够了。
当时校园中有一批学生贵族，即带薪读书者。为广纳人才，鼓励老三届学生报名，国家在决定恢复高考时规定，允许满5年工龄者带薪读书。薪酬一般为每月30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不低的待遇。遗憾的是我不够带薪条件，插队时间不算工龄。作为家中首个大学生，父母每月给20元生活津贴，算是厚待。1979年初传来喜讯，鉴于许多下乡知青投诉，国家决定将插队时间作为参考工龄，即插队与工作时间合在一起满5年者，可享受最高标准的助学金，每月22.5元。于是乎，我每月实收达42.5元，进入学生贵族行列；进而成为班里第一个购买“砖头式录音机”（220元）和海鸥4B120双反照相机（200元）的学生。
1980年后北大开始引入学生食堂间竞争机制，学一到学五饭票通用，于是我们开始拎着饭袋子四处奔波。然而，数月后兴奋点过去，感觉各食堂饭菜品质与价格大同小异；而五个食堂窜一遍的做法浪费时间，利少弊多，因此重归学一。毕竟本系多数同学集中在这里，就餐时间的交流更为重要。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大饭厅，它由南北向和东西向两个部分构成。南北向部分是食堂，俗称“学三”；东西方向部分称作“学四”，主要功能是礼堂，用于举行大型会议、放电影、文艺汇演和舞会。大饭厅东侧有个不小的舞台，放电影时幕布就悬于上面，学生举行舞会时经常有乐队在舞台上伴奏。
大饭厅外有一片空地，种着上百棵柿子树，俗称“柿子林”。前面不远就是著名的“三角地”，在很长时间里乃北大象征之一。大饭厅目睹过无数北大人的青春岁月，成为那段历史中校园文化的缩影。1997年6月大饭厅被拆除，一座新的“世纪大讲堂”在旧址上拔地而起，于1998年完工迎接北大百年校庆。若干年后，这座建筑成为凤凰卫视经典栏目《世纪大讲堂》的名称和拍摄地。
对于七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而言，“长征食堂”几乎无人不晓。其实长征食堂并不属于学校，它坐落在北大西南校门外海淀路对面，距离学生宿舍很近。经营者把北大学生作为重要客源，刻意取名为“食堂”。就价格而言，长征食堂对于学生来说还是偏贵，但早餐3分钱一个油饼、一碗豆浆，还颇具竞争力；手头宽裕的学生将豆浆换成豆腐脑，8分钱，与校园食堂玉米糊、窝头配咸菜相比要诱人得多。到了周末，特别是考试结束时，带薪族经常去长征食堂改善生活，AA制，每人1元凑在一起，一顿不错的晚餐。记得当时炒菜价格为：熘肝尖，0.69元；溜两样，0.72元；最贵的大众菜滑溜里脊，0.82元。每人一菜一汤，一碗米饭，其余的钱买成散装啤酒，颇为惬意。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长征食堂已更名为“长征饭庄”，据说中间经历过“长征饭馆”和“长征饭店”时代，总之是靠赚北大学生的钱发的家，当然也为大学生们带来便利与欢乐。回忆至此，我惊讶于自己对那么久远的事情记得如此清楚，终究分不清是自己记性好，还是贫困年代饭菜在脑子里印象过深。其实，生活最好的人，不是天天大鱼大肉的人，也不是寿命最长的人，而是最能感受生活的人。
外字号专业
1978年全国统考，文理科分别测试5科内容，文科为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考生则将后两科改为物理与化学。当时还测试了第6科即外语，但成绩不计入总分，主要是兼顾全国各地外语教学参差不齐的状况。将外语列入参考分，一方面便于有关专业选拔人才，同时告诫各地中学重视外语教学。随后几年，外语在高考中分量逐步加大：1979年高考外语成绩按照10%折合计入总分，1980年提高到30%，1981年50%，1982年100%。
北大新生的外语程度千差万别。有人高考前担任专业翻译，入学时可以用英文流利地讲故事；有人则要从26个英文字母学起。学校为了照顾不同水平学生的需求，设计出一套“外字号专业”统一教学的方法，将所有对外语有较高要求的院系学生（外语系本科生除外）集中起来，按照入学成绩分成快、中、慢班安排课程，统一使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材教学。
纳入外字号专业的有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历史和图书馆，1979年又加入国际法。据说图书馆专业“文革”前属3年制大专设置，1978年迎来第一批新生时，竟排不出4年的课程来，随即决定列入外字号专业，面向世界培养情报信息人才。外字号有两个英语快班，分别以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学生为主；世界历史学生多数在中班；图书馆系学生外语基础差，构成慢班的主力阵容。记得78世经有4位佼佼者，高考英文成绩超过80分，入学后经测试允许免修英语，由曾经留美的老先生用英文辅导读文献，一同上课的还有来自台湾的研究生林毅夫。
78世经也有两位落伍者——来自浙江的王大新和我，被安插在以图书馆系学生为主的慢班中。其实，混合编班方法不乏益处，除针对性地安排教学外，还使得我们有机会接触不同院系的学生；开阔眼界之余，更有熟人带路跨系听课。我和王大新英文基础虽差，但数学却都很好，成为班里仅有的两位拿到“数理统计”学分的学生，还经常跑到数学系听课。
我个人喜欢历史，与世界史的陈广乾成为好友；多年后他从海尔高级副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与我一起合作创业。
尽管与王大新同时进入慢班，然而我的英语基础更差一些，不折不扣的从零出发。初中时学过半年俄语，10年后高考时已忘得精光。填写报名表外语一栏时，愁眉苦脸的我躺在床上不知所措，突然看到床围子上的日文报纸，感觉模模糊糊地可以看懂些许，无奈中耍了个小聪明。距离高考一个月时，5门主科内容温习一遍，不得不面对日文测试。
恰巧6410厂资料室有位日文翻译，曾做过日文教师，听了我报考日文的理由，笑得前仰后合，最后还是给出三点建议：1.强背五十音图，熟记300个常用词的片假名，2.填词环节，将所有的空格统统填入一个类似英语中“of”功能的符号，3.日译汉技巧。“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句中国老话很灵验。我用一周时间学习日文，高考竟然得了13分。入学后，负责河北招生的刘文泉老师告诉我，如果没有这13分，我或许无缘世界经济专业。
承担着被迫转专业的压力，同宿舍的张健雄告诫我“从单词学起太慢，要整段地背诵英文句子”，不懂得单词发音的我直接背诵句子，谈何容易？尴尬与苦闷可想而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强迫自己每天记忆20个单词。清晨起床一边健身一边念念有词地背诵，晚上躺在床上一遍遍地过单词表，去图书馆的路上，食堂里买饭排队时，甚至放假回家探亲的火车上，只要有时间就不放过。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我在单位食堂买饭排队时依然拿着单词本，视其他同事为草芥。直到有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说有人反映我“刻意表现学习欲望”；无奈解释后，终于放下单词本。
谈话告诫归告诫，当单位迎来外宾访问时，领导还是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于是开始做兼职翻译，1988年又成为单位第一个被公派出国的学者。其后在英伦三岛生活11余载，拿到博士学位，进入伦敦金融城投资银行界，后又出任中国经济学会（英国）主席、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富地石油控股”CEO。这一切要感谢北大，感谢外字号专业训练打下的功底。
大师之园
大学的精魂是大师。北大诞生于清末百日维新流产之际，在社会动荡、烽火连天的岁月铸就辉煌，你不得不称赞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这些大师级办学者和教育家高瞻远瞩、励精图治的精神和对于大学精神与文化之弘扬。其中最令人敬佩的无疑是蔡元培先生，他受命于北京大学最困难的时期，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卓越的管理才华、先进的办学理念化腐朽为神奇，将一个官宦、纨绔子弟充斥的旧式学校改造成顶尖学者云集、学术自由、思想开放、兼容并包的现代学府。难怪杜威这样说：拿世界名校校长与北大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哈佛、哥伦比亚、柏林、巴黎校长在某些学术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但以校长身份，领导一所学校，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者，除蔡元培，恐怕没有第二人。
1978年我们来到燕园时，北大依然是大师如云，包括冯友兰、江泽涵、周培源、王竹溪、黄昆、黄子卿、徐光宪、傅鹰、朱光潜、王力、游国恩、冯至、季羡林、张岱年、曹靖华、李赋宁、谢冕、侯仁之；而经济系有陈岱孙、赵逎抟、陈振汉、罗志如、樊弘、严仁赓、张友仁、胡代光、闵庆全、赵靖、杜度，还有曾经的系主任马寅初老先生。这些博学高雅的大师之非凡气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人一生受益无穷；乃至他们的生活轶事，都十分令人震撼。
名目繁多的讲座是北大的招牌之一，非常诱人，使得学生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不同领域的大师。除去学校著名教授之外，还常有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学者登台授业。我的燕园笔记和脑子里至少记载着如下内容：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大师介绍其译著《沙恭达罗》，俄语系主任曹靖华讲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社科院宗教所赵复生先生像布道一样宣讲基督教的产生与传播历史；社科院马列所苏绍智评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中文系教授谢冕谈论诗歌创作与鉴赏；中文系教授佘树森放歌散文的意境；经济系陆卓明阐述世界经济地理与战争的关系；西语系主任李赋宁讲解“如何跳出死记硬背的圈子，生动地学习英语”。有三位来自美国的知名学者：经济学会会长加尔布雷斯介绍他的《制度经济学》一书，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诠释“经济增长与农业的关系”，著名学者托宾讲解他的投资组合理论和那句“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名言；也有三位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均来自社科院经济所：刘国光——评价“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董辅礽——争鸣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改革；孙尚清——讲解日本战后奇迹对我国的启示；其他讲座者还包括墨西哥总统，南斯拉夫一位自称“小经济学家”的教授，社科院一位研究伊斯兰教的专家等等。
在北大期间，我曾经与美学大师朱光潜一起研习气功，成为忘年交。我年纪轻，记忆力好，经常帮助朱先生回忆、复习气功师郭林讲授的内容；而朱先生对我的帮助更大，指导我如何放松自我，达到入静的境界。
1981年秋，我和张健同学根据江浙社会调查情况撰写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校刊上。此时恰逢辛亥革命70周年，于是想写一篇文章，介绍清朝官员在朗润园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为了查找相关史料，两位年轻的学生未经预约便敲开了陈岱孙先生（经济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东语系主任）和侯仁之先生（地理系主任）的家门，三位大师不仅不生气，反而异乎寻常地和蔼可亲，了解来意后立刻工作起来，像平时做学问一样认真，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核对史实。
经济系老师们对我们的影响最大。陈岱孙先生乃整个燕园之楷模，他早年赴美，取得博士学位回国时曾被邀请到国民政府财政部担任要职，而他却选择到大学当老师，70年如一日教书育人。罗志如教授自1920年代留学美国时开始写有关美国和英国的日记，从不间断；几十年的积累成就了他与厉以宁合写的不朽专著《英国病》。20年代留美博士赵逎抟在“反右”中受到冲击，被剥夺讲课权，但他拒绝沉沦，以一己之力、30年之功编写出长达400万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披沙录》。厉以宁、洪君彦、萧灼基、晏智杰等青年讲师，敢于冒大不韪讲授颇具争议却十分前沿的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令人大开眼界。他们不仅课讲得精彩，更与学生情同手足，帮助弟子们报考研究生、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提供许多有益的人生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