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馨荡漾的年代里
珊伊[12]
留学生楼的文化冲击
我是在1978年秋天进入北大的，那时国家刚刚从长期混乱中稳定下来，人们都在期待着新时代的到来。多年来，北大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神圣的殿堂，我从未想象自己有一天能身在其中。当我提着行李走进校园，如同梦境。然而，不消一会儿，我又回到现实，要与那硬邦邦的学生宿舍和食堂打交道了。
那时，我们常到颐和园后园门游玩。那里的荒凉清寂，今已不复存在。那个时代的北京，还是允许人们坐在某一个角落里，不受干扰，静默沉思，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和做法。记忆中，在未名湖湖心小岛读书是人生的享受，但我也有过难堪。一次，我竟然在此地被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男孩骚扰。还有一次，我在五四运动场的一棵小树下读书，一名路过的青工冲我大喊“小妞”，气得我很想回他一句：“错了，我是老妞！”
在北大最初的两个月，我仍没有感受太多新的风气，人们还是讲“文革”时代的语言，伙食也是工农兵学员时期的包伙制，衣着突出依然招来非议。到了10月底，我突然被指派到留学生女楼陪住，于是生活猛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在那里体会到别人在出国时感受的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
初次接触外国的文化和物质，我的感觉既新鲜又非常美好，就像从沙漠走进了绿洲，我对北大的感觉也浪漫了不少。我的同屋是一位日本留学生，名叫浅井千惠。她是我第一位认真交往的外国人。她带给我数不清的五花八门的外国舶来品，如意识流、卡拉OK、洗发精、山口百惠、迪斯科、摇滚乐、带花边的衬裙、日本成人杂志、时装模特儿、弗洛伊德、咖喱牛肉饭、寿司、生鱼片、干果蛋糕，等等。
我在几个月内将它们一股脑儿全接收下来，好在依然故我，没变到哪儿去。但我很喜欢这些西方杂碎，曾很冲动，要为得到它们出国。我怎么也没想到，20年后中国，这些杂碎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必需品，我当年对它们的憧憬实在是显得可笑了。
我记得，那时北大的校园动态已是西方记者的镜头焦点。学生们稍有动作，就是西方各大报的新闻。在我搬进留学生楼不久，住在留学生女楼的几个中国外国女同学共同举行生日会，一时兴起，跳起了迪斯科舞。中国女同学不会跳，就由外国男同学带着跳。结果，这事成了国际新闻，又上了内参。北大留学生办公室大概因此挨了批评。不管怎么说，这是西方迪斯科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现，那几位女同学算是最早跳迪斯科的勇敢的中国人。
这次舞会后，学校很不高兴，好像是说过一下。
不料，新年前夕，校方突然180度大转弯，又组织我们这些在留学生楼陪住的男女同学突击学习跳舞，规定所有的人都要参加由留学生办公室组织的新年舞会。我们事前学的是老式的交际舞，但到了舞会上，跳着跳着就成了迪斯科。几位非洲男同学把持了舞会的音响，放的全是最撩人的迪斯科舞曲，于是，全场不分中外学生都欢动起来。至今，我仍很怀念那次留学生舞会上无拘无束的气氛，因为当时我玩得非常高兴，如此尽兴的时刻在我一生中真是非常少。
我相信，当时北大欢欣、活跃的校园生活，给许多学子留下的美好印象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一位同班男同学，在许多年后，与我在异国他乡相遇，十分感慨地说，他一辈子的好时光实在太少，只有北大那几年是开心的。仅仅4年后，他就很不情愿地匆匆离开了人世，时年仅44岁。
这位同学姓徐，是个湖南骡子，出自书香门第，相貌、学习都挺不错，曾是北大篮球队的优秀后卫。他当时曾陪住一位瑞士来的留学生。这位留山羊胡子的瑞士嬉皮士，有个中国名字，叫舒东文。我认为徐同学当时对老舒的放荡不羁作风并不接受，好像比较古板。因而以为他对北大的感受不会与我完全相同。万万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北大竟是与我如此的一致。
我是通过徐同学认识老舒的。那时住在留学生楼的中国女同学与外国男同学单独交往的并不少，当然让校方十分不满。我记得，有几个女孩子在交往中真的动了感情，闹得学校和家长都干涉了。有一位北京的女孩子，属于现在所说的阳光少女型，健美秀丽，是中外同学公认的美女，被一位来自美国的中美混血男孩迷上了。他们的相爱确实很美，但结局十分不幸，在校方和家长共同干预下，俩人被迫分手。男孩子提前回国，女孩子也搬离了留学生楼。除此以外，还有几起闹得很大的中外婚恋事件。
至于我和老舒的交往则是异数。因为我们那时年纪都比较大，思想成熟。他当时已32岁，与中国所谓老高三同届，我是28岁。他吸引我的，是他对艺术的造诣和兴趣。我当时是如饥似渴要吸收西方艺术的养分，虽然自己并无任何天分。至于老舒为何愿意教我这个笨学生，我也说不清楚。从一开始，我就将与老舒的来往设定在艺术交流上，政治与爱情免谈。
然而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首先，我周围的中国同学就不能理解我们的关系，他们怀疑的眼光和小心翼翼的试探使我非常不舒服。我和他从来没有约会。但我在校园散步时，有好几次与他不期而遇，于是同行的人，常常是浅井千惠，便知趣地将我留给了他。
这种不是约会的约会让我很为难，两人走在校园里，不碰上熟人几乎不可能。他很高兴，但我却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此外，老舒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很有西方男人的多情，与女人交往，没有挑逗等于生活里没有了盐。那时的我刚从“文革”走出来，父母挨整、上山下乡、丧父、失恋弄得我心凉。
我实在没有精神准备回应老舒的多情。我在外界压力和老舒的情感攻击下显得无奈难堪，幸亏自己也算是在老丹炉里炼过的孙猴子，临危不乱，化险为夷。最后，我如愿以偿，与这位喜欢穿蓝色中山装的瑞士学生一直维持没有爱情的良好关系，直至他离开中国。
但是，当时我这么做确实伤害了他。所以，后来我们虽仍有来往，却没有开始时的直截了当，老舒在我面前变得很拘谨，少了许多风趣和幽默。我记得，他有一次气不过，在我面前发作过。他痛斥中国人（包括我）的莫名其妙，明明是女人，却拒绝男人献殷勤。
奇怪的是，我从不动情。大概是我从开始就设了防，再往后，要改也难。我至今仍非常感念老舒这位西方男子对女士的宽宏大量，他容纳了我，从没有伤害我，其实我们在一起有过许多快乐时光。
他曾问我，为什么你和其他中国女孩子不一样，是不是你们家庭与别人不一样。我好像没有告诉他我自己家庭的真实背景。不过，老舒很坚信他的猜想。他曾很认真地说过，我要记住你，过了很久，还会记住你。
老舒的文化修养很高，精通音乐和美术。他是摄影高手，在中国拍了许多照片，把1970年代末的中国表达得淋漓尽致。盛宴必散。老舒尽管在中国待得很有收获，不要说在瑞士，在欧洲像他这样泡在中国的西方学者也是少有的，但5年毕竟太长，他终于决定回国了。我也觉得老舒在中国的时间太长，早该回去了。
那时，好像很少听说留学生有留在中国工作的。只记得有一位名叫吉米的菲律宾男生，受马科斯政府驱逐，在北京住了许多年。老舒离开中国，感情非常难舍。他在中国结交的好友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并不鸳鸯蝴蝶派。他深爱中国的老百姓。
老舒回国后，返回中国工作时，我见过他一次，他显得不那么开心。为了让他高兴，我许诺他再来中国时，我还会来看他。但他郁郁地说，你要结婚的，你丈夫会同意你来看我吗？我语塞，不再言语。此后，我没有再见过他。确实，我没有刻意与他联络，连他的瑞士文姓名都没留，更别说地址。
我刚进北大时，女同学们的衣着仍是“文革”味十足，主流是蓝褂子和军装。1979年春夏，校园里很少人穿裙子。我因为从南方来，再加上一点小叛逆，穿着一条产地上海的咖啡大圆点半腰裙，上身是自制的白地淡黄紫相间的小格子短袖衬衣，走在校园里，居然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后来，浅井送给了我几件洋服，弄得好多女孩子都羡慕。图书馆系的张亭同学，出了名的爱漂亮，看上了我的一件咖啡与黄灰色相间的毛衣，先是借，后来干脆送她了。张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充满精力，活泼好动。没想她人刚到中年，就丧失了宝贵的健康，令人叹惜不已。
1979年后，北大校园里的女孩子开始讲究衣着，向留学生楼里的外国女同学看齐，却又苦于在商店里买不到合适的衣服。有不少人都自己动手缝制衣服。我自己就做过好几条夏天的裙子，虽然做工粗糙，但很出格，心理上十分满足。记得一次我在宿舍里扯着长线缝裙子，同班的一位老夫子上门拜访，他十分惊奇，张口发呆说不出话来。
浅井看我自己动手做衣，大受启发，用面口袋做了一条连衣裙，把面粉商标放在胸前，又是一件别出心裁的服装。那时，中文系的一位女才子，来自江南小城，爱穿下摆镶阔荷叶边的连衣裙，让好些北京城里的姑娘们看不上。我倒觉得，她这么穿很有特点，十足江南秀女的味道。
再后来，深圳开放，许多服装舶来品由香港流入中国。女孩子又穿开了从广州和深圳买来的百褶裙、喇叭裤和T恤。那时还不兴跑单帮，广州的同学度完假回校，行李中都夹着不少为同学义务代买的衣物。我也充当过圣诞老人的角色，为别人带过衣物，甚至还有录音机。
我毕业离开北大时，校园一片色彩斑斓，女孩子们的服饰已是今非昔比。诚然，也有不少女同学继续坚守蓝绿本色。同系的一位老三届女同学，4年里坚持穿蓝色中式对襟小袄或是白衬衣。还有一位青岛小同学，坚持穿了4年的绿军装。她对我不很满意，因为我穿着时髦。她给了我一个外号“美加净”。
除了穿衣，女孩子们也开始注意头发。最初几乎所有的女同学都留着短直发或梳着辫子走进北大。我当时没有梳辫子，而是烫了头发尾巴，再扎两把刷子，已很引人注目。据一位男同学说，当我拖着行李走进学一食堂报到，他就在人丛中看到了我。我记得，校园里先是时兴烫发。我曾用街上买来的烫发剂，为几位从没烫过头发的女孩子卷过头发。
烫过头发，女孩子们又兴起用护发素。我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她拍了大腿、咬了牙，才买下一瓶两块多的护发素。不过，最后还是披肩长发在校园里扎了根。其实，那时的北大风气很自由，每个人按自己的风格行事、穿衣，并未感觉校方有什么干预。所以，同学们毕业后，分配到工作单位，才发现衣着与当时社会不协调。一位同系的女同学被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她的牛仔裤和披肩发被单位领导命令改正，才允许上班。
我的中国同学
记得，刚听说我被北京大学录取，真是高兴莫名。一直到提着行李到北大的31楼女生宿舍，我还沉浸在幻觉的世界里。然而，冷冰冰的学生宿舍让我马上回到了现实里。三个将我迎进宿舍的女同学，全是北京人，小婴、安娜和简看着我，讷讷地，不知说些什么好。我觉得我比她们都年长，便摆出一副老成的样子，请她们吃广州带来的特产。不料，她们客气得很，与我推让起来。我向来不善客气，也就不坚持了，自顾自地坐在一边吃了起来。后来，这几个家伙向我坦白，其实她们可想吃我的东西了，就是不好意思接下来。
晚饭时，我跟着她们到学一食堂就餐。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当时北大食堂的晚饭就是玉米糊糊、咸菜加馒头。我虽然祖籍是北方人，但在广州生活多年，习惯了三菜一汤加米饭的晚餐。面对残酷的现实，我心中暗暗叫苦，这天天晚上啃咸菜馒头的苦难何时能了。我们把晚饭打回宿舍，草草用完饭，我开始收拾床铺。
不知何故，熄灯以后，我和那几个北京女孩子忽然没了初次见面的生疏，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小婴的男朋友青说过，同住一屋的女孩子过了12点，相互间就一定会说实话。也许，还真是那样。原来，她们中的简比我大，是师大女附中的老高二，当下，我就代表我母亲与她认了校友。小婴是景山学校的小四生，到过东北兵团。安娜那时才19岁，是应届的高中生。她年纪虽小，但经历好像很不一般，出生在香港，长在北京。她们一致认为我的阅历最广，因为我教过书，当晚就把我封为老侯。
入睡前，大家约定好，明天一早，一块跑步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果然都没有失约，早早起床，在北大的校园里跑了一大圈。事后，我才明白，我们这群人中，哪个都不是能坚持天天出早操的人。初次见面，大家都不知如何表现是好。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有人提议，其他人都跟着含糊其词地应下来，生怕被别人见外。不出一月，大家回归本性，再也没有人提议出早操了。
可能是有缘，我很快就和班上的北京女同学打成一片。我刚到北京时，正值秋高气爽，是爬香山看红叶的季节。我记不得是到北京的第几天，就由简和小婴带着我上了香山，那时，大家已像老朋友一般的热络。
我是后来才和蕾熟悉起来的。她也是北京女同学，和简一样，都是师大女附中的高中生。蕾入学时已结婚，平时不经常在学校住。后来，她不幸患病，在校时间更少了。我和蕾也非常投契。我们班上女同学不多，除了四个北京姑娘外，还有三个外地女同学，髦毛、绮和我。髦毛是上海人，绮是杭州姑娘，她们比安娜还小，也许都是来自江南，漆黑的眼睛又大又亮，脸色红润红润的，说话带有特别的嗲腔，很招人疼爱。
现代的俏皮话，说是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我到北京后，也有类似的感觉。进了北大，我真觉得自己再平凡不过。论家世，北大的名人之后多如牛毛；论才气，入北大前已成名的明星学生数不胜数。很快，我就得知同班的几个北京女同学都出身不凡。小婴的母亲是著名的“九叶”诗人之一，也是中国首位将《巴黎圣母院》翻译为中文的作家。简的父母都曾留学欧洲，其父是中国林学界的专家。安娜的父亲是李宗仁的秘书，在1965年，回归祖国。髦毛说是上海来的，其实她妈妈已在北京工作，是中国计划生育研究所的专家，时任中国派驻联合国卫生组织的代表。唯有绮出身于普通的工人家庭。蕾和我差不多，出身于小干部家庭。
起初，我感觉挺那个的，没想到进北大读书，一不小心掉进了这么个名人坑里。那个年代的人们就是思想单纯，不太有攀龙附凤的俗人之举。我对这些意外遭遇，很注意保持平常心态，不愿让别人看低了。再说，我和几位北京姑娘要好时，并不知道她们的父母是谁哩！
很自然地，我和小婴、简、安娜等人的交往逐步扩大到与她们父母的交往。以致在1983年，我和丈夫到北京旅行结婚时，像回娘家那样到各家转了一圈，丈夫受到了新姑爷般的礼遇。当然，其中我们也少不了要到妮妮家见她的父母。妮妮虽然与我不是一个班的同学，但我们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很喜欢妮妮的父亲，他当年作为中国新华社外派记者到埃及工作这段经历令我非常景仰。我记得，我在小学年代，在家里翻看旧的《新观察》杂志，就看到有关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回的报道。我从来没问过妮妮的父亲，他是否报道过这些新闻，但在心中默默地认定是他。妮妮父亲一直升官，名气很大。不想，他晚年得了和我父亲一样的绝症，竟然看的是同一个医生，也是不治而亡。
妮妮的父亲很有幽默感。妮妮邀请我和丈夫到她家玩，几个女孩子聊天开心了，就躲进了妮妮房间里，把丈夫冷落在客厅。妮妮的父亲看见，就大叫妮妮：你们怎么把新郎给忘了。妮妮说，她父亲丑得像李文华。我觉得他的幽默感胜过李文华。
小婴的妈妈敬容阿姨，在那时其实和我现在的年龄相仿，不显老。我觉得她还有着强烈的诗人的浪漫，有时你想象不出，敬容阿姨许多清丽飘逸的诗句是在非常艰苦的处境中完成的。“文革”给她的生活带来许多不幸，母女俩挤在狭小的住所里，小婴在东北一待就是七、八年。我们上大一的时候，敬容阿姨分配到一套新房，我们闹着要帮她搬家。我和同班的两个男同学一块骑自行车赶到宣武门大街帮忙。那天，初春天气，我在头上扎了根白底彩色圆点纱巾，一路骑车，纱巾一路地飘。
小婴搬家后，住房条件好了些，便常邀请我去她家解馋。我和敬容阿姨越来越熟悉。小婴和青交朋友后，我去她家才比较少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敬容阿姨，是在1987年。她和我谈了对小婴与青的婚姻的不满和担忧。大概是在一年后，青拿着一把鲜花突然到广州我家中拜访。我问他，小婴好吗？他顿了顿回答说，好啊，谢谢。我不疑有它，继续谈笑风生。事后，我才知道，那时他已与小婴离婚了，气得我直说他们不把我当朋友看，出这么大事也不跟我打招呼。
我也常去简的家里玩。简的父母都曾留学欧洲，虽然洋气，却又很国粹派。简全家都是京剧迷，家里人多了，就要清唱上几段。有一次，简的小妹要到瑞士留学，请了同班的几个同学到家为小妹送行。我们开心了一下午，直至晚上九点多钟。记得，我们后来都表演了自己的拿手绝活。简清唱了一段《杨门女将》的南梆子，高亢激昂，与她平日那文质彬彬的读书妹范儿判若两人。最后，她在小弟、小妹的鼓动下，跳了个幼儿园时代的“朝鲜舞”，彻底颠覆了她平时留给我们的大姐形象。我们那个乐呀，笑声怎么都收不住。湖南来的男生河从来就没见过如此阵仗，开心之余还有点惊讶。那时，我们都认为开心的时光将来还会有很多。然而，这已是高潮，盛筵过后，留给人的是无限的怅然。
简常跟我们说，她母亲一生无事不糊涂，唯一不糊涂是选择了简的父亲为终身伴侣。简的母亲一辈子都很爱漂亮，涂脂抹粉从来没停，高跟鞋更是不离脚。“文革”前经常赴舞会，许多人都知道她舞艺高超。她上舞场前，都要化化妆，来不及时，就划根火柴，用烧焦的棍头在眉毛上描画一下。当然，她没有高跟鞋，是绝不登舞场的。我很喜欢简的母亲，她很真实，不装模作样，对我是真好。她和简的父亲恩爱终生，生儿育女，没有出去工作过。简的母亲离开人世时，走得很急。老朋友来访，她忙了一天，在与朋友握手告别时，突然倒地而亡。母亲去世后，简的父亲寂寞了几年，也去了。那天，和我们一块开心的男生河，后来也在加拿大去世。
初见安娜时，她满口老北京的胡同腔儿，让我无法想象她出生在香港。不过知道了她的身世，我也就不奇怪了。安娜的父母都是推动历史的人物，父亲是程思远先生，母亲是石泓女士。程先生当年的壮举经媒体报道，广为国人所知。而安娜母亲石泓女士的事迹却鲜为人知。前不久我到加州探访安娜，她送了我一本程家子女为纪念去世多年的母亲出版的一本小书。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当年周总理为了感谢石泓女士的贡献，曾特地宴请她，请了当年三军统帅的夫人们作陪。据程先生回忆，在宴会上，周总理说：“我们和三军首长经常见面，但同他们的夫人欢宴一堂并不常有，就我个人记忆，这还是第一次。”此事足可以说明安娜母亲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女性。
二十多年前，安娜家住在北京东城一个四合院里。第一次，我去她家，找了很久。那天，安娜的父母对我很客气，令我受宠若惊。后来，我常去她家走访。去安娜家时，我除了在安娜房间与她说笑开心，有时也和她的父亲用广东话聊聊天。程先生一生阅历很广，在大陆香港两地、甚至美国都生活过，与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打过交道。正因为如此，他对人对事都显得异常平和，甚至对女儿的同学也非常平易近人。在当时，像他这样认识时世的人恐怕不多。我到北大后的第一个暑假，曾跟随着安娜全家到北戴河的别墅住过几天。安娜的父亲程先生很有意思，为了各方面的方便，总对别人说我是他老朋友的女儿。在北戴河，跟着程伯伯，我见到了许多当时的大人物，真是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我出国前，在广州见到安娜的父母。看到我那两个穿着小花裙子的双胞胎女儿，安娜母亲直说我，有这么好的孩子，你还出什么国？那时，由于国事活动频繁，她的衣着比80年代初讲究许多，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安娜告诉我，她母亲是个操心的人，家中事无巨细，都要认真办理。老头子越风光，她就越累，最后，她还是被拖垮了，过世已有多年。我看过安娜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的漂亮是带着忧郁的那种，让人觉得她很高贵。安娜的相貌虽然也很出众，但她是幸福儿童，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安娜家是美女频出，她同父异母的大明星姐姐和亲生姐姐都很漂亮。据说，安娜的父亲曾劝过她的明星姐姐，要她有思想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事业低潮。但是，她没听进去，后来她自杀了，也是不出预料。
安娜的父亲对人生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一生做了一般人不会做或是不敢做的事情。他有时会和子女们谈自己的人生经验。在子女中，安娜最充分地吸纳了父亲的经验。她在二十几岁时，放弃优越的家庭生活，跑到美国留学，一切从零开始。现在，安娜在美国不但有事业，还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程伯伯和石阿姨在九泉之下相会后，应该为她感到欣慰。
我不是北大老先生们期望的好学生，当然，我也不是一无所获。收获之一，认识了一些可以交一辈子的朋友；收获之二，听了一些国宝名师的课；收获之三，在严师手把手的教导下，学会了用中国语言文字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学会依据时间、地点、人物三大要素表述某件事情。
如果，没有北大的经历，我会是怎样？许多年来，我反复问自己，永远没有答案。也许，北大就是属于我们所有北大人的，因为我们的灵魂都是在北大铸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