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知识 驾驭命运
刘海林[8]
在西安第85中上初中时，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已经下乡插队了，我妈妈随大学在“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下“战备疏散”到农村了。他们分散在陕西不同的县区。我父亲随中共中央的部分干部到了陕西延安金盆湾五七干校。该校校址就是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开荒时著名的359旅旅部所在地。
那时候，我父亲为了让我能在西安继续读书，特地通过西北局留守处与学校联系，允许我继续留在学校念书。学校那时由工宣队领导，起初工宣队是同意的，但没过两周，工宣队领导又找我谈话，告诉我不允许我来学校上课，因为我家里人都被“疏散”了，我也必须“疏散”，这是执行“最高指示”。我不得不离开学校，在家一个人待着。不能上学，但我不愿意放弃学习。我要一个学习好又与我关系好的同学每天把上课的内容复述给我。我记得有一天他说学校开英语课了，我特别新奇和高兴。我要他把在课堂上学的都教给我。我此生学的第一句英语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我在西安待不下去了。经济上没了来源，吃饭都是问题。那时候西北局的机关食堂还开伙，但我没有饭票，是我同学们的爸爸妈妈给我一些饭票，让我勉强度日。但那时候，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老是靠别人接济不是长久之计。我于是自拿主意跑到西北局机关留守处，要他们把我户口迁出来，我要去陕北五七干校。负责办理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干部，我记得长得很漂亮（后来听说她是陕北米脂人，难怪呢！“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她非常惊诧地看着我说：“你这个小孩子，转户口这么大的事，你跟爸妈说了吗？这转出去就回不来了啊？”我瞅她一眼，没有犹豫地说：“我知道，你办吧。”之后，我自己跑到机关车队，打听到近期有车去干校，我就回家把自己的衣物收拾好，在一个冬天寒冷的早晨，爬上了装满杂物的卡车，经过两天盘山公路的颠簸，一路的尘土已使自己变成土人，挺过饥寒，来到陕北金盆湾五七干校。
见到我父亲时，他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看到我惊愕得下巴都快掉了，好半天没说出话来。当他知道我把户口都转出来了，一只手举向空中向我劈来。但最后，他叹了口气说：“你真不懂事，干校的政策是就地消化，你把户口转到这里，你一辈子只能待在这山沟里出不去了！”我哪管那么多，只要今天有吃的，能跟我哥们儿在一起，就行了！
“九一三”事件以后，老干部逐渐得到解放，回到工作岗位，1972年，干校干部开始重新安排工作。陕西省委专门做了一项决定，干校的干部每家安排一个孩子回西安工作。分配名单一公布，有分配到工厂的，有分配到大学的附属单位做工人的。唯独我分配到一个谁也没听说过谁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单位：陕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以下简称“情报所”）。其后，我在这个所工作了5年，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
这5年，对我知识的积累来说，又是一个飞跃。
情报所坐落在大雁塔附近，离它不远就是陕西省委办公大院和省级领导居住的8号院。而情报所的办公楼是一个新建的三层楼房，设计相当洋气超前。加上门前没有挂单位的牌子，更给人一种神秘感。直到我上班报到后，才逐渐搞清楚情报所是干什么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它相当于一个科技图书馆，属中国科学院和陕西省科技局双重领导。当时全国只有四个情报所：中科院情报所，上海、武汉、西安各一个。它之所以对外不公开，是因为它收藏了国外的科技资料，如国外专利、国际科技会议录、国外产品样本，包括国外企业产业介绍电影片。而这些，当时都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内部控制使用。我和十几个青年人一同进所工作，大部分都分配到印刷厂工作。我被分配到装订车间。这是一个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我全部的劳动工具装备是：一件围裙，两条袖套，一条宽一寸、长一尺的竹板。我的工作就是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面前放着印出来的一整开大的纸，用竹板把纸折成16开大或32开大的本子，然后送去裁剪装订。这就是我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当我在工厂工作的同学来看我时，嘲笑我说：“你这哪是工厂，整个一个手工作坊。”
郁闷吧？！没关系！命运总有改变的机会。就看你能否抓得住。
情报所的主要业务部门是外文资料室。外文资料室的干部都是外语专业毕业的老大学生。英语、德语、法语、日语，应有尽有。所领导关心我们青年工人的成长，特别开设了英语学习班。每周上两个晚上的课，老师就是外文资料室的干部。上天赐予我们多好的条件。可是，上课到第二个月后，来听课的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时候，读书无用！
我老师看我这么用功，这么执着，就允许我去外文资料室的办公室。哇噻！我终于发现金山银山了！原来外文室有录音机、留声机、全套的“灵格风英语教材”还带唱片呢！
简直不敢想象！
后来，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外文室向老师们讨教。我自己把裁下来的纸边订成小本子，正面写中文，背面写英文。工间休息时，别人都在闲聊，我躲在角落里背单词。
半年后，由于我工作表现优秀，所里计划选送我去陕西省印刷厂学彩色印刷，那可是印刷厂最顶尖的技术活。但在我的要求下，在外文室领导的要求下，我被调入外文资料室工作。从此我如鱼得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我干脆搬到所里住。本来所里给我一个双人宿舍的床位。但所里一个老同志，是复转军人，家里闹矛盾，他身体又不好，所里没给他分房，他求我把床位让给他。我这人心软，就同意了。而我自己搬到书库里，在一个角落搭个床，晚上不回家就睡在那儿。我还以为我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呢。没想到后来我们所长批评了我，说我没原则，因为所里分的床位是不可以随便转给别人用的。
之后，我的作息时间，基本上是早上起来跑步，然后在墙外一个垃圾堆前大声读英文（因为那里没人去）。白天上班整理书籍资料，晚上在办公室学习。
在情报所工作期间，对我学习工作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所内的，一个是所外的。
所内的就是外文室主任史鑑鲁先生。他那时四十多岁，是西北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但在他身上，你看不出一丁点儿“洋味儿”来，反而是个地地道道的陕西农民，“乡里棒”。但他把土洋结合做到了极致。他的形象是什么呢？刮了一个光头，戴了一副圆镜片的眼镜，就像电影里日本鬼子军佐戴的那种，穿一中式对襟土布褂子，一双土布鞋。嘴上永远叼着一个旱烟，下面还坠着一个烟袋。有事没事就吧嗒吧嗒地抽几口。“陕西八大怪”里有一怪：“板凳不坐蹲起来。”我们史主任办公桌前有一把藤椅，他不坐，而是脱了鞋，“圪蹴”（陕西话，“蹲”的意思）在上面。可是，天那！他手上可经常捧着莎士比亚的原著，嘴里吧嗒着旱烟，津津有味地赏阅。英文方面，他绝对是权威。因为在科技文献中，有些词的意思与日常用法是不一样的，别人经常译错，而他往往会指正过来。比如，有一次，翻译一份产品说明书，一个年青大学生把“as far as possible”，直译为“越远越好”。他一看就指出：“这是指插头要插得越紧越好。”史主任后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从心里敬重他。是他把我要到外文室工作的。他为人有知识分子那样的正直，工作一丝不苟，认真钻研业务，而且也是党员。他家那口子是个农村老太太，大字不识几个，一直陪伴着这个“英国文学大师”。当他80岁时，他孩子发来他的照片，他还是那样，叼着旱烟，穿着背心，只是坐在床上（老了，圪蹴不住了），面前放着一寸多厚的外文原版书在看。（老了，手上捧不动了）
我另外一个老师就是当时在西安外语学院任教的孙天意。孙老师的身世是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孙殿英。他年轻时想学医。但那时候学医对英文要求很高，他就先在燕京大学读英文专业。等英文专业毕业时全国解放了，他的学医梦也就戛然而止。他太太是他大学同学，出身也不好，是天津的资本家，两口子就一同分配到青海一个农业技校教英文。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成立西安外语学院，两口子才调到西安。“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自然是被批斗对象，也停止了上讲台的资格。可孙老师这人很乐观豁达，从来不怨天尤人。我哥哥与他大儿子是同学，就带我去见他学英文。开始时，也有五六个年轻人跟他学，过了一两个月后他们都不来了，只有我锲而不舍。他看我这么用功努力，就开始用西安外院英语专业的教材，而且是“文革”前的版本，系统地教我。一般情况下，我一周去一至两次，他教我发音、语法，批改作业。他太太坐在旁边打毛衣做家务活儿，有时也会插两句，指出我哪发音不对啦。到参加高考前，我已学完英语专业二年级的课程。那时候，他教我英文，不但不收钱，还非常感激我，认为在那个别人都要远离他的时候，我还愿意和他学英文，是看得起他。1977年高考时，他被省教育局抽调去出英语试卷。那年头试卷是手刻钢板，蜡纸油印出来的。我参加高考时，一看考卷上试题的字，就是孙老师的。我考试后，孙老师说：你考得很好！我上了北大，他非常高兴，认为我作为他的私塾学生，给他争了光。
我业余时间也不仅是学英语。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政治上也很积极上进。先后担任了团支部宣传委员、支部书记。后来还调入“政工组”工作一年。我组织了“马列学习小组”，每周集中学习一次。大部分关于中国历史的成语典故我都是从《毛选》的注释中学到的。
我在情报所工作的五年期间，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工作勤奋，业务突出，政治上进，积极进步。在青年员工中表现突出，而且，由于我们是科技单位，每年都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但我有三次机会，竟然都没有去成。第一次是去清华的一个日语班，但领导说：你还是以后学英语吧。一句话就否定了（其实他是看我干活儿踏实，不想放人）。第二年有三个名额，其中有西安外院英语专业，这次领导同意了。但检查身体时，X光照出来我有肺结核。医生问了我生活环境，我说我在书库睡觉。他说，难怪！书在呼吸，书库里空气最糟了。我以后再没回书库那张床。第三次是去西北农学院农机专业。虽然这个专业并非我愿，但只要能上大学，我就去。我又一次申请。但这次有一个女同事，比我大两岁，她也想去。领导说，她年龄大，这次让她去，你下次再说吧。那时，我情绪很低落，对命运感到绝望。因为觉得自己这么努力，各方面都比他们强，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批批地走了，而我却毫无希望，也毫无能力去改变。
伟大的1977年高考终于来了！
我多年积聚的知识、决心、信心，像一股在地心涌动的炽热熔岩，瞬间迸发而出。在考场上，我奋笔疾书。尤其是历史、地理、语文考试，我写得很快，不断向监考老师要答题纸。他给我答题纸时，伴以轻轻的微笑。我记着陕西语文考试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我写的内容是周总理逝世时，我们对他的悼念。当我考完试回到所里，所里一些同事朋友围坐在一起，询问我考试情况，我向他们复述了我的作文，当场有几个人已是热泪盈眶。
我记着那部写77年高考的电视剧，出现的作文考题就是“难忘的一天”，只不过真实的试卷是手写油印的，而电视剧里是电脑打印的。找油印机也找不到了吧。
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是难熬的。当时等了相当长的时间也没什么消息。于是，有些人又说怪话了。什么刘海林就没上大学的命，这次又没戏了，等等。我倒是心态挺平和，因为被折腾几次了，都皮实了（陕西话：麻木了）。
终于，有一天上午十点左右，工间休息时，我站在楼道上与几个同事聊天，办公室的李静，一个复转军人，我的好朋友，手里举着一个打开的信封和信向我跑来，什么话也没说，把信往我手里一塞。我一看，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说实话，当时并没有特别兴奋的感觉，更没有欣喜若狂。因为等这一天等得太久，等它来到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坦然与自然，而且一切都释然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一切公函都先送办公室，由办公室处理后，才送各科室或个人。重要信件要交所长批复办理。我的北大录取通知书是先送到办公室，才能到我手里。如果办公室不给我，也不告诉我，那结果和我没被录取是一样的！李静是我的好朋友，他一看到通知书，什么也没多想，马上送给我（你看！出门在外朋友多重要啊！他可以决定你的命运）。后来，他被我们王所长狠狠批评了一顿。所长说：“谁批准你把通知书送给刘海林的？”我的妈啊！他还是不想放我走呀！我们王所长是个工农干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路打下来，浑身落满了伤疤，文化程度低，是个粗人。让他来管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真是折磨。他难受，职工也难受，根本无法沟通。加上那个“极左”的年代，他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来管理，谁有好果子吃啊！他好容易挖到我这个“根正苗红”“好学上进”又好管理的年轻人，根本不想让我走。他老是说：“本所培养，本所培养。”以至于我后来一听这话就肝发颤，闹得我都落下心理病根了。以后到哪个单位，千万别干得太好，否则想动都动不了啦！
但这次，谁也拦不住我了，邓大人给我放行了。我的朋友跟我说，你前几次上大学没走成是对的，如果去了，就没有今天的北大了。说明老天爷认为只有北大适合你。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对吗？我不知道。只是这两年读《道德经》，看到下面这段话，有所顿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其意如何？看官自解。
我报入学志愿时，填写的是北大国政系。因为在北大公布的招生告示中，陕西没有经济系。那时候，每人填四个志愿，最后一个必须填“服从分配”，否则不予录取。我当然是这样填了。所以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政治经济系”。我和那时的年轻人一样，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我父亲初看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自然非常高兴，但一看到政治经济专业脸就变绿了。他忧心忡忡地说：“学这个专业最容易犯错误，尤其北大净出右派。”他竟和我母亲一起说服我放弃这个机会。当然，作为年轻人，上大学是我的梦想，无论去哪里上、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我都不可能放弃，更不要说是去北京上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