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的北京
商乐维[6]
看不见希望的知青生活
1975年3月11日，迎着早春田野里一片片盛开的金黄色的油菜花，我和三十几个十六七岁的高中毕业生戴着大红花，被欢送的人群拥上卡车，在锣鼓声中离开了芷江县城。我那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朦朦胧胧地跟着走。但车启动的时候，我看见人群中的妈妈眼泪下来了。她当时在县知青办工作，看到太多的老知青上不来，在农村生活得很艰难的例子。
我们插队到了水宽公社。公社有林场和茶场两个知青点，知青人在知青点，但户口落在不同的大队，不同的生产队。我和陈晓洪户口在石旦大队水牛田生产队。不过我在茶场干活，他在林场干活，相距20里。
茶场位于离公社四五里远的山坡上，是走小路去县城的必经之路，离公路也就两里路。山坡很陡，土层很薄，根本是不适合种茶的地方。据说，公社建这个茶场是专门给县里领导看的，能不能产茶不重要。几年了，山上茶树参差不齐地长了一些，只有几个农民在照料。知青来了，正好当作了安置知青的知青点。
干活很辛苦，尤其是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小青年，什么都不懂，干得很吃力。加上缺油少肉，正是十七八岁长身体的时候，天天都觉得饿。经常因为没有油，只好用米汤炒菜，吃得大家皮浮眼肿，浑身乏力。而农村文化生活又极度贫乏，晚上除了看书聊天，什么也不能干。只是大家还年轻，常常苦中作乐。有的练小提琴，有的看小说，有的织毛衣。一高兴，男知青们还将电灯拉出来，在门口往高坎上一站，将扁担向上一举：“满天风雪一片白，躲债七天我回家转……”
一般一个月回城一次，猛吃两顿父母用省下的肉票买回来的肉，再将炒好的肉或猪油带回来。物质生活的艰苦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前途渺茫。当时除了极少的招工，知青几乎没有什么离开农村的机会。虽然还有参军和工农兵学员，但名额极少，大多就是农村干部子女包办了。
虽然是县城来的，但除了去过妈妈的老家常德，还哪里都没有去过。爸爸在我上小学就说带我去长沙玩，可我高中毕业了也没有去成。天天望着荒凉的山坡，不时觉得压抑。憋久了，就想喊，想唱。有时一个人对着山谷大声唱：
还有《北京颂歌》：
为什么唱这些，其实就是想去北京看看。我想这一辈子如果能去一次北京我就可以闭眼了。
那年我18岁，可是心却老了。
希望的曙光
1977年年初，社会上开始流传可能要恢复高考，下乡快两年了，三十几个知青没有一个招工回城的。大家都很关心这方面的消息，谁不想能有机会离开农村啊？
我当时在知青场当副场长，还是团支部书记，多次被评为县里的先进青年。但推荐上大学，要和那些大队干部的子女、亲戚争，我还是难有机会。而考试就不同了，我过去在学校成绩一直就很好。加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怕没有关系和后台。
因为大队小学奇缺老师，1977年春天，大队将我、晓洪、跃鸣从公社知青点调到石旦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石旦小学是一个“带帽”小学，就是小学设有初中部，这是当年普及初中教育的做法。好处是大家都可以就近上初中，可是师资条件就谈不上了。反正当年也不讲教学质量，教得好坏没有什么关系。
石旦离县城五十几里，与怀化县交界。四周是很陡的山，山脚下有一平缓的山川，大部分的生产队就集中在这条山川里。有木材、煤，粮食产量也高。我在的水牛田生产队，十分工（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有八毛多。比别处高出不少。因为远离县城，山上树木郁郁葱葱，空气清新。水牛田有一泉山水井，终年从地下绵绵涌出，清澈见底。夏日井水冰凉刺骨，冬日热气腾腾。迷信的人认为这是龙泉。
小学在大队部边上的公路边。晓洪和跃鸣分在小学部，我被分在初中部。小学部，五个年级五个班，六个老师。几乎一个人教一个班。初中部两个年级两个班，三个老师。我负责初二的语文、化学、体育、唱歌。一天上四到五小时的课。晓洪、跃鸣上得更多。加上备课、改作业，也很忙。
除了我们三位知青，其他老师都是本地人，吃住都在家里，学校食堂不开伙。我们三人只好轮流做饭，一个人做一个星期。大家交米、交油。菜是学校教室边上的石头地里种的，加上老乡送点，自己买点。柴火就是后山上捡来的干树枝，除了肉和油，什么都有了。
我买了一些“青年自学丛书”的数理化类的书，边教书，边看看。因为恢复高考并没有定下来，所以复习抓得不是很紧。有时间备课，上课也很认真。还组织学生打篮球，教唱歌。我们除了没有肉吃，缺少油炒菜，过得也还开心。
高考点燃希望之火
过了年，大部分知青点的知青就陆续开始回县城了。有的是回去收集一些资料，有的就回城不走了。我们因为有课走不开，只能回家找了一些书来看。教课很忙，很累，加上当时并没有准信说肯定要考。大家普遍认为，恢复高考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今年应该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形式。高考不可能一下就恢复到“文革”前那样。
到了四五月份了，以前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这个时候都搞得差不多了，但现在却没有动静。大家开始认为今年考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更多的知青开始回城复习。我们一边加强了复习看书，一边和校长潘老师说，我们要去高考，请大队找人顶替我们。潘老师说，大队的意思是，这不还没有定下来要不要高考吗，等定下来了，我们一定找人来替换你们，保证不耽误你们高考。我们也知道大队找人难，不然他们也不会把我们找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等着。因为如果我们擅自离开，那么将来上大学，大队和公社的政治鉴定就很可能不好。按当时的政治气候，政治鉴定不好等于给你的前途判了死刑。
放暑假了，也没有听说高校招生究竟怎么搞。我和晓洪分到大队农科队干活，就是搞杂交水稻制种。跃鸣回了生产队。
大概8月份开始，关于恢复高考的内部文件下来了。上面文件说，今年大学招生恢复入学考试，因为夏季考试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全国统一命题也太晚。所以各省自行命题，自定考试时间。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人们心中点燃了希望之火。
我们这就回城
城里沸腾了，可是我们几个还走不了。我们天天缠着校长潘老师：赶快找人来顶替我们。他说，大队在找人，叫我们别急，再等上两个星期，一定会来人。潘老师四十几岁，当地人，人很厚道，一直对我们也很关心。当年因为家里穷，没有能上大学。所以特别理解我们的处境，他是绝不会为难我们的。
9月份，秋季开学了，我们又回到小学。这时我们加快了复习，每天天没亮，做饭的那位就起来了。下到厨房，生了火，烧上水，跑上来喊：“××，吃几两？”“6两。”“××，几两？”“5两。”然后下去煮饭、炒菜。另两位也起来，打开灯，看书做题。一直做到快上课时，吃几口饭。如果是语文课，就翻开字典，查几个生字；要上化学课就先草草看看，什么课也不备，统统是现学现卖。绝对地误人子弟，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好在我们当时也在复习语文化学，加上我的反应比较快，边看边讲还是受学生欢迎的。
下午放了学，也一门心思看书。一直要看到深夜。我们过去上学除了学农、学工、学毛选，就是开批判大会，喊口号。除了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期间，搞了一年教育回潮，我们学了一点东西。数学学了二元一次方程，化学学了建筑工人用的生石灰是怎么变成坚硬的碳酸钙的，物理学了自由落体。用这点东西应付高考，那真是开玩笑了。只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农科队的农民青年朋友过去常常来学校玩，我们会和他们聊天、打球。但现在不行了，我们要复习。他们来了，见我们看书做题，就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你们还能写外语？”原来，他看见我们在解代数题，什么ax+by=cz在他们眼里就是外语了。
9月，接替我们的人没有来。进入10月了，还是没有人来。听说湖南在株洲举行了试点考试。全省考试定在11月。我们和潘老师说，我们不能等了。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四点多钟后放学了。老师们也走了。我望着空空荡荡的学校，看着阴沉沉的山峦，心中一种再也不能等下去的冲动突然爆发了。我对晓洪和跃鸣说：“走！我们现在就回城，管他们来不来人！”我们立刻收拾东西，打好背包，给潘老师留了一封信，表示我们不得不走了。全然不顾这种不辞而别会不会对我们的政审有影响。五点多我们开始上路。走了十几里路，到了公社。跃鸣因为妈妈在公社当干部，就回他妈妈家了。我和晓洪再往前走。走了四十几里路，到了七里桥渡口，九点多了，天已经完全黑了，渡船也停了。我们找到摆渡的梢工，请他帮忙把我们渡过去。他很理解，二话不说摸黑将我们渡过河去了。
等我们走完五十里路，赶到家里，已经十点多了。爸爸妈妈又惊又喜，说你终于回来了，别人早就回来几个月了。我说大队并没有同意，我们也豁出去了，不然，下个月考试肯定完蛋。
临阵磨枪
爸爸告诉我说，因为株洲试点考试结果很差，加上省里还没有准备好，湖南的高考推迟了，12月考。这真是好消息，我起码多了一个月的时间复习。
当妈妈去厨房准备饭菜时，爸爸将早就收集好的株洲试点数学考题拿出来让我做。我边等妈妈的饭边做题，大部分题我还能做出来，就是最后那个题：“20升容器装满农药，倒出4升，加水灌满后摇匀。再倒出4升，然后再加水灌满。问最后容器中的农药含量是多少？”我做了半个小时也没有做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题，有点乱。
这时妈妈的饭好了，我就先吃了饭。然后重新拿来一张纸，一步一步地做，又花了近一小时，得出了标准方程出来了，看上去很漂亮。不过算的结果不是整数，有点让人费解。过了2点了，我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我去一中，见到姚副校长，他是教数学的。我就请他看看我做的株洲试点考试题。他看了看高兴地说，你基本上都做对了。这道农药题，我们数学教研室的几个老师那天晚上几乎没有做出来。后来是化学老师张学成提示用浓度的概念，我们才解出来的。你一个人居然也做出来了。我问，那结果怎么是小数呢？他说你的最后运算有错，不过那不是大问题。
从1966年起，11年了，学校老师除了1973年教育回潮时认真教了一年书以外，其他10年老师不是被批斗、搞劳动，就是靠边站没事干，哪里还搞教研，连过去简单的题目也不会做了。我们这些学生当然就更不可能好了。
本来心中没有底，经他的一番鼓励，让我信心大增。接下来，我就到处借资料看。主要是当时流传的油印的“历年高考试题”。那上面的数学题，我大部分不会做。什么二项式、排列组合、行列式，听都没有听说过。物理不会的就更多了。没有办法，我会试着做，做不出来就跳过去，而做出来了的其实也不知道对不对。
学校很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也没有见过老师这么热情帮助所有想学习的考生。数学辅导、物理辅导、语文辅导，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免费。有些老师还抱病上课。老师们高兴啊，臭老九这么多年被压抑，知识这么多年被忽视，今天终于又吃香了。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化学老师张学成不止一次说过：“你们不要看不起知识，这些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的。”因为这种言论，他几次被学生写大字报批判说他鼓吹“读书做官论”。但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倒是这一天终于来到时，他却很平静，说：“我早就知道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我去听了几次数学、物理辅导课。人很多，有的老师讲得太快，或没有条理。而且要走很远的路，提前占位，时间花得太多。如果天天去听课，我肯定不能按时复习完。我就决定不再去了。
自己在家做题，偶尔去问问老师。有一次问姚副校长一个数学题，求二元一次方程的解，他说这可以用“韦达”定理来做。然后给我解释了“韦达”定理和它的运用。在高考时，我碰到了一个题，就用了“韦达”定理来解的。只是我当时听成了“伟大”定理。考卷上我写的是：“根据伟大定理可以得出”。不知改卷老师是不是因此扣了我的分。
有一次专门请教张学成老师化学上的几个问题。他讲课就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很容易懂，所以复习时问题相对较少。他当时也在上辅导课，我问我是不是应该去听你的课，他说不用，你都懂了。
一次碰到政治老师刘群，聊过两小时。语文就没怎么复习，因为我在乡下教语文。但是想了想作文怎么写。当时株洲试点考试的作文题是：“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些类似的题目，打了一些腹稿，但没有写。很多朋友都背了很多范文。什么“记最有意义的一天”“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等等。以求万一撞上了，能拿高分。
填志愿的底线
芷江县过去高考也就一年几百人，1977年却有六千多人报考，还有不少想考但来不及复习只好等下次的人。10年积压下的毕业生一下都来考，县城只有两所中学，根本不可能容纳这么多考生。所以当时全县开辟了几个考点，按户口所在地分配考点。我们当时分在岩桥公社中学参加考试，那是去我们水宽公社的必由之路。
考前我们要填志愿，理科还是文科，报三个志愿，上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因为大家不知道这次高考是不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明年是不是考大家没有底。所以格外慎重，生怕因为志愿填得不好而错失十年不遇的良机。1977年是大学和中专分开考，而报了中专的就不能报大学了。不少女知青，其实在学校时成绩很好，但为了把握机会，增加考上的把握，放弃考大学而参加中专考试。她们太想离开农村了。在农村过一辈子对她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的同学芳，因为爸爸的政治问题，几个姐姐下了农村表现都很好，而且个个多才多艺，但没有一人得到招工、上学的机会。她一直很悲观，几次流露出她可能一辈子也上不去的绝望情绪。按她过去的成绩，考大学应该很有希望，但她却只报考中专。后来她告诉我说，第一门考试时，她一直告诫自己：“这是难得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结果因为太紧张，手一直发抖，以至于半小时不能下笔。
大多男知青没有想那么多，成绩好的大多报考大学。更有少数志向远大的。一个朋友说立志振兴中国的化学工业，准备学化学。但后来发现他的数理化不好，而改成了文科，后来如愿考上，还成了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还有要当医生的，后来也考上了，成了医学专家。另一位要考北大图书馆系，只因为那里是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他决心读万卷书。但是后来没有如愿，因为总分不够。
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比较务实，以考上为主。父母认为中国长期政治动荡，学文科风险大，想要我学理工科，我也喜欢理工科。父母要我把志愿放低，以保证考上为最高目标。建议我报湖南师范学院、湘潭大学、湖南农学院、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学那些别人不愿学的专业，比如采矿、勘探、农学。爸爸说：“那些专业报考的人少，录取的希望大。而且你下过乡，不怕在野外跑。”
虽然觉得应该以考上为主，但心里还是觉得怕报太低了屈才。我想学工课，不想学理，尤其不想学化学，因为有毒。经过几天的考虑，我填了我的三个志愿：第一志愿——中南矿冶学院重金属冶炼专业，第二志愿——湖南大学电机专业，第三志愿——湖南师范学院数学专业。当然最后也是父母再三叮嘱的，在“是否服从组织分配？”那一栏，填上“是”。有大学读总比在农村强啊！
晓洪家也住一中，离得不远，也常来探讨题目。那天听了我的志愿，回家和他父母说了。第二天专程赶来告诉我：“他们都说重金属冶炼是炼汞炼铬什么的，毒性很大，千万别报。”要我赶快改了。我一听，吃了一惊。因为晓洪的继父和妈妈都是这里的老师，大学毕业生，他们应该不会错。我就将第一志愿改成了“华中工学院自动化控制专业”。后来父母知道了，一顿臭骂，说我太骄傲了。因为华中工学院是很好的学校，加上自动化控制当时听起来是很有吸引力的专业，他们担心我考不上。
见到了儿时的朋友胡建，过去上中学时，晓洪、我，还有他在一起玩得最多。他大我两岁，非常聪明。我们经常下象棋，印象中我就没有赢过他。他父母都是老师，妈妈很懂教育，很小就抓他们几兄妹的学习。他大哥一直是学习尖子，但被“文革”耽误了。他当时在一个公社中学教语文，很有转正的可能。所以他不敢像我们一样豁出去。虽然他数理化很好，也想学理工科。但苦于没有时间复习，就报考了文科，反正语文他不用复习了，而文科的数学又难不倒他，利用周末回来找些复习材料看看。我觉得他不考理工科有点可惜。
进考场
两个月的时间里，天天复习，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把过去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学习上虽然大有进步，但不可能将十年的东西在这几个月里补回来。心里觉得差得太多，也没有办法，考试不等人。
当年湖南决定理科考四门：语文、数学、理化（物理与化学一张卷纸）、政治。英文因为除了教了几句政治口号，没有学什么，所以不考。
12月中旬，我和晓洪、跃鸣在岩桥公社中学考点参加湖南省命题的高考。跃鸣自认为基础差些，报的是中专。我们和大部分考生吃住在岩桥中学，一共两天考四门。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大概六点钟就起床吃饭，七点钟集合。讲了半天的考试规定，大家很肃穆地听着，周围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气氛比较紧张。七点半我们排队进入考场，找到有自己考号的桌子坐下，将贴有照片的准考证放在桌子上。监考老师一一核对人与照片是否相符。除了笔以外，什么都不能带。大概是八点钟，开始发考卷。我坐在中间，刚刚拿到卷子，写上考号，就听前排的一位考生大声嚷：“怎么还有英文题？不是说不考英文的吗？”我一看，可不是，第一题都是英文字母。监考老师赶快走过去看了看，对他说：“这是拼音题，不是英文题。”我一看果真是拼音题。考前一直有消息说不会考拼音。因为“文革”期间很多学校根本没有教拼音，而且这拼音是小学一年级的东西，放入高考题有点不伦不类。所以我根本没有复习拼音。
拼音题5分：“请写出下面拼音对应的汉字：wo men de mu di yiding yao da dao。”我下乡一直带着一本《新华字典》，偶尔在不能用部首检索时，用拼音检索查字。所以还懂一点。开始觉得摸不着边际，“yi ding yao da dao”被我想成了“一定要打倒”，因为“文革”见“打倒”见得太多了。搞了半天，终于发现是毛主席说的那句名言“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差点阴沟里翻船，虚惊了一场。
语文卷子里，语文知识占50%，作文占50%。语文知识就靠在小学当老师教语文时自学的那点东西，都还能应付。作文题是：“心里有话向党说。”与过去想的题目全部不沾边。只好现写，想了五分钟开始动笔。开始还想打草稿，再誊正。后来一看，根本没有时间那么做。就直接写上考卷了。主要写自己过去怎么喜欢学习，从小立志当科学家。妈妈盼望我成为医生或是画家。可是后来没有高考了，我也就失去了希望。只能天天盼望恢复高考的一天，今天终于盼来了。这也是真心话。选了一些比较流行的口号，用了排比句。读起来比较真实，亲切，有激情。急急忙忙写完了，检查了一遍，差十分钟我交了卷。
记不住后面考试的顺序了。数学考试开始很顺，还用了“伟大定理”（韦达定理）。只一个小时就只剩最后一道题了，眼看做完最后那道20分的题，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这道题一上来就不顺。那是一道几何题，有圆，还有内接三角形，四边形我听过一次数学辅导，老师说，圆内的东西千万不能延伸到圆外去，因为圆的条件就用不上了。我就没有做延长线，结果怎么做也做不出来，几次差点放弃，一想这可是20分啊，才坚持做下去。最后转了几弯，用了几张纸，好不容易解出来了。交卷时就剩5分钟了。回来和老师一对，其实一延长出来就成了一个三角形，很容易就可以做出来了。
物理化学一张卷子。物理我考得不好，连质量和重量的概念都错了。化学考得不错，要感谢张学成老师。政治就是将背的东西写下来，我觉得还好。
体检与等待
结下来就是高考体检。10年没有做过这么大规模的高考体检了，大部分医生护士年年做的就是征兵体检。可能上面一时还没有定高考体检怎么做，所以他们就将征兵体检的标准用在高考体检了。
既然是祖国需要的人才，体检当然严。人人都要脱光了检查，视力、听力要求都很高，心脏要没有杂音，腿不能一长一短，等等。十几年后到美国，发现人家美国上大学根本不体检。有一次做化学助教时，见一个女学生坐着轮椅进来做化学实验，惊得目瞪口呆。
很多人因为紧张，本来正常的血压突然上去了。还在体检的医生很理解，让考生等等再测。我就是等了几小时，血压才下来。我的朋友湘生，成绩考得很好，身体很好，就是心脏有点杂音，77级没有被录取。后来参加78级考试才被中南矿冶学院录取了。
接下来，我们回大队看了看。接替我们的人早已经来了，大队、学校对我们离去没有指责。农科队也没有什么活，烧烧火什么的。过了元旦，县体委组织篮球队，准备参加湘黔边区篮球赛。因为看见我在县教师暑假学习班篮球赛上的表现，龙体委力排众议将我选入集训队。别人说乐维肯定考上大学，而湘黔边区赛要到4月份才开始，而大学3月初就开学了，我肯定参加不上了。但龙体委喜欢我打球时拼命三郎般的斗志，想给队里懒洋洋的老爷球风带来点新鲜空气。
天天早晨跑三千米。吃过早餐，练基本动作。无球跑动，运球，传球，上篮，跳投，虚晃过人，三打一，二打一，切挡配合，防守移动，联防站位，卡位抢篮板，等等。吃了中饭，休息一下。下午一般打半场阵地进攻的战术配合，最后是打比赛。为了不辜负龙体委的知遇之恩，我练得很认真，进步很大。尤其是篮球意识，配合意识大有提高，不再是那种打野球靠劳力的打法了。练得很累，也很有趣。当然致命吸引力是伙食好，中晚餐都有肉吃，而且还比较丰盛。上了大学后，被选入校田径队，大学毕业后长期是单位篮球骨干，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当年各级政府，报纸杂志讲得最多的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考生们要有考不上的准备，不要考不上而走极端。其实每个考生都清楚，全国上千万的考生，而大学只招十来万，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会考不上。别说两种，三种、四种准备都有。
忧喜参半的录取通知书
当年不公布成绩，考得怎样全靠内部消息。考得好的还比较容易打听到。1月中旬，开始有消息了。因为爸爸在县招生办，听说我考得还好，平均80多。化学最好，50分得了48分，数学82。其他不知道。但平均分数过了80。我觉得华中工学院可能有希望。晓洪也考得不错，平均可能也有70。跃鸣的中专也考得好。而胡建在文科的数学考试中得了满分，加上其他也不错，是全县的文科第一名。
当年政审很严，尤其是文科。胡建就是因为政审卡住了，按他的成绩，进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没有问题，结果没有学校要。因为数学好，最后是怀化师专数学科在扩大招生时将他招进去了。受此打击，大部分人会一蹶不振，但他一直兢兢业业，毕业留校，现在是怀化学院（以前的怀化师专）党委书记。这样的毅力，真让我佩服。
2月初，有人开始接到录取通知了。因为湖南是周围几省中考得最晚的一个省，闭卷考试而且考题比较难。而邻省不是开卷考试，就是考题太简单。许多高校招生人员不满意，就将本应在邻省的招生指标大大地缩减，将目标转向了湖南。
后来大学毕业才知道，当年湖南高考改卷还没有完，外地高校招生人员就云集长沙坐等。因为时间紧，学校多，据知情人士说，所有重点大学招生人员在宾馆大会议室等。改卷完毕，不看志愿，平均80分以上的由重点大学（像北大、清华、复旦、科大、武大，等等）瓜分，每校分一叠。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就像分东西一样，一个学校一叠，根本不看志愿。反正几乎人人都填了“服从组织分配”，志愿不对，你去不去？没有几个人敢不去的。来年如果不考了呢？
我接到了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有点悲喜交加。喜的是，被北大录取，是很荣幸的事。悲的是，我却要学我最不喜欢的化学。晓洪也跑来，说他被中南矿冶重金属冶炼专业录取了。就是他当时劝告我不要报这个专业，结果他却被录取到了这个专业。我们两人都觉得人生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我们也只能是接受了，至少有学上了。当时很多人都是被没有报的专业甚至学校所录取，没有听说有人因此而不去。
妈妈得知我被录取，哭了很久。我知道，她一辈子受委屈，舅舅、外公被诬陷的历史问题，加上生父被打成“右派”，使她入不了党，提不了级。干最难的工作，职务却最低。她说我给她争了气，让她觉得过去的一切苦都不算什么了。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出路就解决了，压在父母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就放下来了。
去北京上学
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为了高考复习，那段时间没有好好教书。1978年暑假和晓洪特意去了一下石旦，看看老师和农民朋友们。令人欣慰的是，我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安江农校，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所在的学校。这孩子的爸爸妈妈都是哑巴，他也不爱说话，但聪明内秀，当时在班上常常考第一。
大队和公社对我们考上大学很支持，办户口证明手续都开绿灯。接下来是准备全国粮票布票，钱，做衣服。
2月28日，妈妈送我去车站。一个装衣服的箱子、一床被子打包头一天就送到火车站托运了。我身穿当时流行的绿军装，脚蹬解放鞋。手提一只铁桶，身背一个绿书包，里面有笔、纸、新华字典、成语小词典，和妈妈装了一大玻璃瓶有肉丁的油呛辣椒。她怕我在北京吃不惯。
我上了贵阳到北京的150次直快列车票。火车上挤得水泄不通。上去了就不能动了，根本不可能说什么告别的话了。连放下那只铁桶的地都找不到，只好站着。见到了同学洁林，她是我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成绩非常好。过去知道她，但没有说过什么话。她考上了中山大学物理系。她准备在长沙转车，而我想在湘潭转昆明至北京的62次特快，希望在长沙时下车人多，找到座位。
一路站着和洁林聊天，到了湘潭，与她告别，转上了62次。比150好一点，但也没有座位。到了长沙，也没有几个人下。结果，我就坐在铁桶上，一直到武昌，下的人多，才终于坐下了。
经过三十几小时的颠簸，我于3月1日晚上抵达北京。火车上吃不好，睡不好，人已经很疲惫了。但透过车窗看灯火通明的北京，听着列车广播员亲切地说着北京话，心里很兴奋。这就是北京？我到北京了？
下了车，取了行李，和两位在湘潭上车后来坐在一起的北大新生一起走出车站。夜幕下，朦朦胧胧看见，离车站几十米处，有一条大横幅，上面是“北京大学”，后面是一辆大巴士。正在犹豫是不是上前问一下，就听到一个和蔼的声音：“是北大的新生吗？请过来上车吧！”定睛一看一位中年老师带几个学生正朝我和另外几个新生模样的人走来，帮我们拿行李。一种终于找到家了的感觉油然而生，一下我就放松了。
很快又上了几个新生，巴士上路了。长安街车水马龙，两旁古香古色的建筑庄重辉煌。几分钟后，经过天安门。这边是城楼，这边是广场，真是天安门。过去在电影里看到过，今天就在眼前。一个我曾经想来一次就可以闭眼了的地方。
车到了北大，已经半夜了。当我们将行李搬下车，系里年级主任岳素兰老师带几个学生帮我们将行李放到一辆板车上，指引大家推到大饭厅。各个系都在大饭厅设有桌子，我们走到化学系桌前。刚才因为外面黑看不见，现在灯光下，比我们只大几岁的岳老师显得年轻、漂亮。她对我们说：“先不要说你们是谁，让我来猜你们是谁？”她看看我说：“你叫乐维，湖南来的。”其他的人也全说对了。我们问：“你怎么没有见过我们却马上可以叫出名字来呢？”她说：“你们的材料有照片，我一个一个的记下来的。”我们有130来人，那要多大的精力去记啊！这样的人做我们的年级主任，头一次见面就让我们大吃一惊。那种认真负责劲，一下就赢得了我们的信任。
等安顿好，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躺下来，人虽极度疲惫，却睡不着。一年来的日子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现：妈妈的眼泪，石旦小学的学生那些可爱的笑脸，水宽茶场的山坡，星夜兼程夜渡舞水河，株洲试点考试题，“怎么考英文啊？”的惊叹声……慢慢地昏昏沉沉睡着了……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等待我的是一个富有青春活力，奋发向上的校园生活；和一个人人满怀希望，处处生机勃勃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