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的历史观念

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格局，大体形成在20世纪的20—30年代[176]，在这一段时间里，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人也格外地多。其时正当文学革命高潮过后不久，很多曾为新文学运动摇旗呐喊、站阵助威的人，不约而同地将兴趣都转移到了旧文学的整理上，他们一面希望能把文学革命所带来的新观念和通过留学、阅读译著等途径学习到的新方法，放进文学史的著述实验中，一面也是期望着能在这块园地上，继续找到新文学建设的突破口[177]。对于早期出版或教学中使用的中国文学史，这些人最为不满的，就是它们在形式上的缺乏系统性，好似文苑传、诗词文话等原材料的杂货铺[178]，加上观念保守、语言陈旧[179]。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文学史的功能早已不该停留在仅供人记几个姓名、读几篇古文、背几首唐诗上了，它应该“述文学中之思想及艺术之变迁”[180]，鉴往知来，“对于将来亦有几分贡献”[181]。由于对中国文学史的这份新的期待，使许多编纂者在重新审视和体验过去文学的时候，首先意识到的，就是要将当代的历史意识、文学观念投影其中，要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构思及讲述文学史的故事[182]。

述及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形成，首先要提到胡适[183]，他的《白话文学史》在当时算是领风气之先的[184]，胡适也是最早转向整理和研究旧文学的一个人，他后来屡称自己有“历史癖”，多次向人表述这样的治学经验：要研究一件事物，最好从研究它的历史开始，先了解其脉络系统，譬如研究文学，便要先从文学史入手。对于中国文学史，胡适在早年写给《新青年》的一篇文章里，谈到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时，曾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写文学史的关键，是要树立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念”，他批评张之纯和早年一些“谈文学”的人，以为他们的许多谬误都出在没有历史观念上[185]。

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强调的这个“文学的历史观念”，它的含义，必须联系当时流行的科学的历史观念去理解。简单地说，科学史观是在自然科学冲击下产生的一种近代的历史观念，它受科学的机械性原则影响，确定历史是由具有因果联系的事件环环相扣造成的，并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为历史学的任务。根据这一观点，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即曾宣布：“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186]胡适本人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也据此敷衍出了编写中国哲学史的一套崭新步骤，叫作明变、求因和评判，他说：“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它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缘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判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估’。”[187]听过胡适哲学史课的顾颉刚则总结道：“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188]科学史观经过史学上的“革新派”的一再倡导，在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思想界，很快取得了主流地位，因而胡适论文学史，首先指出的，也就是要解决历史观的问题，他认为写文学史的人，应当懂得“文学史与他种史同具一古今不断之迹，其承前启后之关系，最难截断”的道理[189]，中国文学史应当表现的，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延绵不断的历史痕迹。

1928年，胡适把他陆陆续续讲了六七年的《白话文学史》付梓出版[190]，一方面表明了他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的眼光”，另一方面也显示他运用“历史观念”勾勒文学史线索的具体方法和操作技巧。

讲“白话文学史”的动机，自然缘于胡适热心参与过的白话文学运动，他说当此之际，提出新的文学史见解，应该是最有效的武器[191]，他为白话文学作史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用历史来捍卫白话文学在现实中的地位，这种意图，不但使胡适选择了文体为文学史的切入口，像朱自清后来提示的：“胡适之先生说文学革命都是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最容易见出改变了的尺度。”[192]也决定了他逆时观察与“倒着讲”文学史的思路。他更巧妙地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来历不晚的老话，嫁接过来[193]，从民国的白话文学到（明）清小说，到明代传奇，到元朝的杂剧和小曲，到宋朝的词……一方面瓦解了诗文中心的观念，重新安排了文学经典的形象，让那些旁行斜出的（平民的）“不肖文学”，以一种与正统（贵族的）文学二分天下的姿态，取得它的“话语”地位，一方面又在这两种文学势力历时性的对抗长消中，展开了线性的叙述[194]。

《白话文学史》实际出版的只有汉代到唐代一段的历史（唐代还只有韵文那一半，尚缺散文部分），该书目录显示全书的结构为，第一编，由“古文是何时死的”到“佛教的翻译文学（下）”共十章，总题“唐以前”，第二编，由“唐初的白话诗”到“元稹白居易”共六章，总题“唐朝（上）”。从这个目录上，就可以看出胡适的构思，是以唐代为轴心，由此反向延伸到汉代，而以唐代为这一段文学史的真正起点。选择唐代文学为突破口，在胡适，恐怕与他对新发现的敦煌文献的关心以及由此引起的研究唐代问题的兴趣，有很大关系，这或许就是他进入中国文学史领域所设置的最初一块基地，但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导致他在文学史上，不像一般的历史叙述那样，采取由远及近、由彼及此的构思方式，却靠截断中腰为其开端的原因，正在于他所执的“历史观念”。

胡适凭着自己的历史观察和体验，首先确定了唐代为白话文学发生的时代，确定了唐代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坐标点，在这个新的坐标指引下，胡适对于文学史的叙述，便不再是参照物理上的时间流程，而是按照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进行的。在《白话文学史》的时间表上，上一个时代之所以与下一个时代相衔接，那是因为前者为源，后者为流，前后时代有着某种逻辑关系的缘故。胡适曾将他这一打破历史叙述常规的思路，叫作“祖孙的方法”，他形容说，你得把所要研究的点放在中间地带，“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195]。

胡适说过，做历史的关键，在于对史料作何种解释（interprete），他在对早期文学研究的分析中也曾指出，那时“国内一班学人并非不熟悉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的看法”[196]。而“白话文学史”的构成，相当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种对古代文学的解释之功。

胡适从文体角度看历史上文学的变化，他的文学史本来便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这倾向，从他特别提到自己引了空前多的作品，因而《白话文学史》“还可以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的话里边，也可以看得出来[197]，不过他面对着这些作品，并没有表现出文学家式的体验和鉴赏的激情，却是用了史学家的眼光和兴趣琢磨它们的前身后世。在胡适的观念里边，文学是人之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对文学研究者而言，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是最真实最牢靠的，因此他对文学的解释，所着眼的主要就是这一层关系，当他试图阐释一部作品的意义并对其加以评估的时候，往往都要从作者身上去求最终的正确答案，由作者的写作动机到引发动机的心理，由隐秘的心理到养成它的身世处境，由个别作者的身世处境到造成它的总体环境，这样一步步推导下来，便走进了历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的领地。结果，《白话文学史》讲天宝大乱以后，以杜甫为代表的作家转向写实，作律诗的口气也变得说话一般自然（第十四章），就是拿政治事件当了文学变化的根据，讲韩愈想作圣人，又爱掉书袋，没有“率真的人格做骨子”，故而终究写不成白话新诗（第十五章），文学语言下面掉的又是人格的“底子”。而单为白话文学作“史”的表面，似乎也只在于表彰一种文体，但若结合胡适“表现人生”的文学理念来看，那么他的目的，还是在探讨文学如何表现社会及人生上。于是，在《白话文学史》的叙述中，自然就有大量的篇幅，用在描述人生体验、政治制度、社会变动等历史的又或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上，而支撑起整个中国文学史骨架的，也正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景况。

胡适的史学家态度，更表现在他处处强调要以严格的科学考据手段，来保证所述内容的绝对真实可信上。

所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198]，胡适写这本文学史，在材料的使用上特别谨慎，这在书的“自序”里也有过交代。他对文学史的叙述，总是力求建立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之上，当他对上古阶段的资料抱有疑问的时候，就宁肯从汉代写起，连《诗经》也暂付阙如，当他看到俗文学的研究突飞猛进、敦煌文献又不断发现的时候，就根据新出的史料重新改写唐代文学。他说，“往往一章书刚排好时，我又发见新证据，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后，加个后记”，“有时候，发现太迟了，书已印好，只有在正误表里加上改正”[199]。这种不惜以考据文字截断叙事，刻意求真，在在藏着小心的辛苦做法，似乎都在证明着他对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及其方法的实践。这类考证文字，在他同时期的《红楼梦》考证及以后对其他古典小说的研究中也随处可见[200]，其目的，只是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201]。据顾颉刚体会说，从这样的文章里，能读出“历史研究的方法”来[202]。而《白话文学史》不但因此展示了运用史学方法做文学史的一个方向，同时还把衡量史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即讲述了多少历史真相的这个标准，也带进了文学史的评价系统之中[203]。

对文学世界的叙述，原是无计其数的，从20世纪初开始，先是林传甲、黄人、张之纯、谢无量等人描述过中国文学史的景况，但到了1920—1930年代，他们的描述就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了，这时候，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打破旧格局，一下子便给人带来了全新的感觉。胡适曾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像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像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204]他把前者即史料的搜集、整理，看作科学的工作，把后者即史实的叙述、解释，看作艺术的工作[205]。在白话渐渐占到优势的当日，胡适不但拿出史学家“高远的想像力”，一反陈见，按照白话终究胜过古文、来自民间的文艺终究取代贵族文艺的现代道理，来讲充满曲折充满希望的中国文学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古代文学的认识和评判，使之成为“新文学”发展的信心之源，而且还在科学口号下的“疑古”空气里边，于想象力之上，不惮其烦地对所涉及的资料文献作精密的考证，又使“中国文学史”加倍得到了“科学化”学科的好名声，奠定了它在未来发展的良好基础[206]。

此外，《白话文学史》全篇用“白话”讲述，靠着出色的白话表现力，它将对人物的议论、对作品的评价和对事实的陈述，与其间频频引用的史料融为一体，叙述流畅，逻辑简明，在白话优先和日益推广的国语教学中，所能起到的示范作用也显而易见。事实上，白话在当时的运用范围已经非常之宽，据调查，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民国七年（1918）的大约十年间，北起哈尔滨，南至广州，东自上海，西到伊犁，全国大小30个城市就先后有白话报纸170余种，而1919年这一年当中，至少也有400种白话报纸出版。在此期间，虽然也有若干教材以白话写成，如杭州彪蒙书室出版的一套白话编写的《绘图四书速成新体白话读本》[207]，1920年，教育部颁令小学一二年级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次年又规定全国的小学教科书一律改为白话文，然而直到1920年代初期，真正用白话编写并且写得像样的教材还是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白话教学的需求。文学史方面，则虽有胡怀琛、凌独见、谭正璧等新派文学史家的努力，效果也尚未显著。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先为新学制的高中所用、后被取作大学教材的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在中国通史类著作中，一度创下发行量最高的业绩，曾令提倡白话文教学的人们受到莫大的鼓舞，但是，使用普通文言编写史书的习惯，在一般人当中并没有很快彻底地消除。在中国文学史方面，如曾毅就仍在说，“欲明文学史，必须晓读古书，若于文言以为难，可无庸再讲文学史也”[208]。童行白也还在辩称用“浅明文言文”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循此而养成文言文阅读上的习惯，而获得鉴赏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的能力”[209]。当此之际，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在语体方面的冲击力，自是不言而喻。

就像差不多十年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因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的“全新的典范”，而开一代风气一样[210]，《白话文学史》也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一套新的叙事方式，虽然它还远非内容完整的文学通史，但通过它，人们多少已经能够看见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