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陶诗之平淡

陶诗比之杜诗总显得平淡了，如泉水与浓酒。浓酒刺激虽大，而一会儿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陶诗若比之曹诗是平凡多了，但平凡中有其神秘。

陶诗“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四十二章经》），之所以“中边皆甜”，即因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又神秘。一切韵味皆从平淡中来。曹、杜诗其中有句，纵不致摇头亦不能点头，漠然而已。

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又神秘，此盖为文学最高境界。陶诗盖作到此地步了。

激昂慷慨，深刻了，好吧？激昂慷慨恐怕还是“客气”（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盖“主气”），如啤酒、汽水之冒沫。人日日在空气中，而从不感觉其存在，它“冒沫”吗？不。鱼生于水，而人游泳纵好亦是“客气”，客气不能持久。

热烈，深刻了，不得了吧？而这也不可靠，至少是反常。常、非常、反常，三者中后二者往往相近为一。无论多么非常、反常的，总有个“常”在；而且非常、反常不可为法。热烈是非常，到某种时间、某种场合、对某事物热烈。

热烈是一种消耗，这种情感平常禁不起，盖亦不能持久。至于深刻，我们顶爱讥笑人浮浅、不深刻，其实自己想一想，这种深刻也是不正常的。在困苦、艰难、变乱、压迫甚至摧残之下，这人才能深刻，就如同山上的树。平地之树木与山间之松柏，人谓山间畸形之松曰“奇古”，曰“偃盖”[53]，其实因平地之树木得地利，根直下故枝亦直上；山中树木根不得直下，故枝亦不能正常发育，且因山风劲烈之摧折，故形成此非常之形。知此为不自然，即知文人之深刻亦为不自然也，是受了摧残压迫。[54]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实造时势是英雄，英雄亦还为时势所造。一切热烈、深刻之人亦皆为时势所造。曹公太伟大了，杜工部亦然。李义山诗美，黄山谷诗苦。在我们读山谷诗时，总觉与之不相近。

陶公没受过摧残压迫吗？也受过。而读起来总觉得不如曹、杜之热烈、深刻。此为先天抑人力修养？盖二者兼而有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二十首》其五）

千古名句，也是千古的谜。究为何意，无人懂。悠然的是什么？若作见鸡说鸡、见狗说狗，岂非小儿？更非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以说是把小我没入大自然之内了，是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了。人或以为此句乃抬头而见南山就写出来，其实绝不然，绝非偶然兴到、机缘凑泊之作。人与南山平时已物我两忘，精神融洽，有平时酝酿的功夫，适于此时一发之耳。素日已得其神理，偶然一发，此盖其酝酿之功也。

人着急是没用的，着急对事实盖没有多大帮助。我们把事情看得平淡一点，这并不是残忍。要说残忍，还有比天地更残忍的么？而人以为是平常。什么是平常？看惯了就平常。如刽子手杀人亦然。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云马肿背。把事情该看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一切不得不然之事亦皆自然而然，在环境条件下也就自然而然如此了。

我们伤感悲哀，是因我们看到其不得不然，而不知其即自然而然。知其为不得不然，但并非麻木懈怠，不严肃，而是我们的感情经过理智的整理了。陶盖能把不得不然看成为自然而然。[55]

古今哲人会批评生活，了解生活，认识生活，但这种人在世上对生活是一个旁观者，不能深入生活核心，是一个最不会生活的人。这一点文学家、艺术家亦然。这样说对之并非轻视。一个哲学家往往是诗人，此等人无论在何种社会状况下总归是有闲阶级。而真正活在生活的核心的人是无闲的。

人世一切学问皆从看、见得来，尤其是见（见解、真知灼见）。禅宗好问“你见了什么”，“看”是第一步，“见”是观察的结果、观察的所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哲学家也许看到生活核心，然绝未生活到生活的核心。一个哲人、诗人，至少在他创作时是旁观者，也许当他未创作前是一个活在生活核心者，但到他写时，便已撤出到人生阵线之外了。

观察人生、批评人生（“批评”不如改为“说明”），批评是有是非善恶之见。而中国诗没有，不但无善恶，且无喜乐，这是顶好的修养，也许是中国的中庸吧。所以中国士大夫阶级都会这一手（涵养，十年读书，十年养气[56]），不过涵养结果成橡皮国民了，如阿Q然。但那是流弊。应该不是无是非、无善恶之见，是不生是非善恶之见；不是无喜怒哀乐之情，是不发喜怒哀乐之情。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一章）喜怒哀乐发就完了吗？不，那不是艺术。鲁迅先生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那是近代思想。他不是不懂中庸，懂得很深而反说，他有他的意思。人做到“和”已不易，而中国人所谓“道”、所谓“圣”是“未发谓之中”，既能“中”，那么“发”之自然“和”。鲁迅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可没说乱说、乱笑、乱哭、乱怒、乱骂、乱打呀！

诗人感情要热烈，感觉要锐敏，此乃余前数年思想，因情不热、感不敏则成常人矣。近日则觉得除此之外，诗人尚应有“诗心”。“诗心”二字含义甚宽，如科学家之谓宇宙，佛家之谓道。有诗心亦有二条件，一要恬静（恬静与热烈非二事，尽管热烈，同时也尽管恬静），一要宽裕。这样写出作品才能活泼泼的。感觉锐敏固能使诗心活泼泼的，而又必须恬静宽裕才能“心”转“物”成诗。一方面说活泼泼的，一方面说恬静，而二者非二事。若但为恬静宽裕而不活泼，则成为死人，麻木不仁，必须二者打成一片。

老杜诗好而有的躁，毛躁得很，即因感觉太锐敏（不让蚊子踢一脚）。陶渊明则不然。二人皆写贫病，杜写得热烈锐敏，陶则恬静中热烈，如其《拟古九首》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
先巢固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如何。

陶渊明房子被火焚，再建成，燕子复来。欢喜与凄凉并成一个，在此心境中写出的诗。陶写诗总不失其平衡，恬静中极热烈。末二句“我心固匪石，君情定如何”，与燕子谈心，凄凉已极而不失其恬静者，即因音节关系。音节与诗之情绪甚相关。陶诗音节和平中正，老杜绝不成。至如“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倦夜》）二句，乃杜诗中最好的，不多见，虽不能说老杜诗之神品，而亦为极精致者。若心躁不但不能“神”，连“精”都做不到。

或谓陶渊明乃隐逸诗人。[57]此不足以尽括渊明。余所见渊明是积极的、进取的，如其《咏荆轲》之“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枝节固非全体，而不能说枝节不属全体。

或曰陶渊明诗冲澹、恬澹（冲，和；恬，安静），恬澹偏于消极，而陶是积极的。如其《荣木》末章云：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其《荣木·自序》又云：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故陶诗之冲澹，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为白，简单而神秘。

中国真是一个神秘的民族，神秘到自己不知其神秘了。说中国人爱和平，而中国的内战最多。神秘！

中国文学是简单而又神秘，然所谓简单非浅薄，所谓神秘非艰深。中国文学对“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传·系辞传》），而又非“习矣而不察焉”（《孟子·尽心上》），“习矣而不察”是根本不明白。吾人所追求者为刀之刃、锥之颖，略差即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