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亦师亦兄的仇为之
王恩涌
（2016年4月5日）
时间真快，仇为之同志已去世十五年。我和他在地理系共同工作四十六年。
在1953年初，我留系工作，主要是在侯仁之教授领导下做系秘书工作。当时，系里教员不多，只有自然地理一个专业。1955年初，苏联专家涅干诺夫认为，苏联大学地理系都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与地貌三个专业作为系的基础专业。可是，北京大学地理系只有自然地理一个专业，与北京大学地位很不相称。
我们把苏联专家的意见汇报到校，学校亦将意见转呈高教部。高教部很快通知北大：当年即建立经济地理与地貌两专业，当年就招收新生。我们得此通知是亦喜亦忧。喜的是高教部如此重视，及时通知即建此两专业；忧的是系里地貌还有王乃樑、刘心务、潘德扬三位老师，经济地理只有王亦娴与陆卓明两人，人力相当薄弱。为此，侯仁之先生通过高教部，当年由人民大学调该校经济地理教研室副主任仇为之到北大创建经济地理专业。同时，人大又把当年经济地理毕业硕士生杨吾扬、李域分配到北大。次年，在人大的胡兆量（原清华地学系派往人大借读经济地理，毕业后留人大）回北大。北大的经济地理专业就是仇为之与这三位青年骨干开创起来的。
仇为之同志在经济地理专业的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55年新生入学，他就总是承担重要课程。一年级他教了《经济地理概论》，同时，他就准备二年级的《工业地理》。在第二年，他把《经济地理概论》传给青年教师，自己教《工业地理》。与此同时，他又准备三年级要教的《中国经济地理》。就是这样，每年都担任新的课程，把已教的课程传给新的教员，自己又去准备新课。正是这种形式，把新成立的经济地理专业在北大建立起来了，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新的教师和一批相当质量的经济地理专业学生。就是这样，他一人教了很多专业课程，对专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仇为之同志的教学任务始终很重，可是，他却坚持在教学工作的同时进行经济地理的科研工作。当时，经济地理的研究往往涉及国家相关数据的保密问题。为此，他却想法解决此问题。例如，他曾研究我国国内各省之间的人口流动问题。有一次，他得知我去四川成都开会。因为当时四川人口流动比较大，他就办理必要的手续，到成都去找相关部门收集这方面资料，并了解其原因。从这次收集资料中，我深深了解到，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他坚持不懈、克服困难的韧性。
仇为之同志调到我系时是副教授。学校从50年代末开始就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思想下，持续20多年停止升教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评审新的教授。仇为之不论在教学上，还是在建设经济地理专业上，其成绩在系里是应居首位的。在评议会上推仇为之为我系提升教授的第一人，可是，仇为之却坚决不写申请。结果，仇为之到其后的第二批才升为教授。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为人。
在系里，我与仇为之同志共事近五十年。在学术上，他是我的老师。在平时相处上，由于他长我十五岁，他待我如弟，我对他待如兄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以走资派身份，成为一个被孤立的人，可是他却待我如常。经过这段逆境，我与仇为之同志的亦师亦兄的关系更加深入。
王恩涌给仇先生祝贺八十大寿
右起：王恩涌、仇先生、周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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