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陶渊明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和思想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的时期，这时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做过晋朝的大司马，但出身寒微，被人讥为“小人”（《晋书·陶侃传》）。陶渊明的祖父只做到太守，他的父亲大概也做过地方官，在陶渊明年轻时便去世了。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当时他的家境日益贫困，但还维持着一般中小地主的生活，家乡的庐山、彭蠡湖（即今鄱阳湖）培养着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这两段话真实地反映了他早年的生活和情趣，陶渊明早年对于老庄学说很感兴趣，同时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抱着建立功业的幻想，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可见他的抱负很大，希望自己将来能“大济苍生”，把社会治理得像尧舜盛世一样。
但是黑暗污浊的现实不可能使他的思想得以实现。于是理想与现实便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贯穿着他的一生，即表现为出仕和归隐的反复，也表现为归隐以后内心的苦闷和愤懑。
正是在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思想支配下，再加上生活的困难，陶渊明便出仕了。他开始做江州祭酒，但很快就感到厌恶而辞职回家。后江州召为主簿，不就。可是陶渊明对统治者的幻想并没有完全破灭，他的壮志也没有消失，所以他又第二次出仕，大约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这次他来到江陵，做了荆州和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桓玄掌握着长江上中游各州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准备夺取东晋的政权。陶渊明发现他并不能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对他准备扮演的篡弑丑剧也很憎恶，于是又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诗书敦夙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正好陶渊明三十七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按照古代的规矩，陶渊明又辞去官职，丁忧回家。
陶渊明三十七岁到四十岁，在家乡过了三年隐居的生活。这时期他的心情很愉快，写了不少诗。他开始参加劳动，并把很大精力放到农业生产上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时运》等优秀诗篇都是这时写的。
在陶渊明隐居的这三年里，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元402年，桓玄举兵东下，攻陷京师建康，次年称帝。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克复京师，并乘胜追击到江陵，杀了桓玄。这时刘裕做了镇军将军，掌握着东晋大权，给国家带来一线希望，就在这年陶渊明做了刘裕的参军。这是陶渊明第三次出仕，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怀着幻想和希望，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的。诗里说：“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可见他作了再次归隐的思想准备。大概陶渊明同刘裕仍然合不来，不久就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又求为彭泽令，他在《归去来兮辞序》里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秫，过足为润，故便求之。”“风波未静”这句话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忧虑。
陶渊明在义熙元年八月任彭泽令，同年十一月就弃官归隐了，前后只有八十几天。
在做县令的期间，他的心情是很痛苦的，《归去来兮辞序》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恰好十一月郡里派了一名督邮来到彭泽，督邮是负责督察检核县务的官，位轻权重，非常跋扈。县吏告诉陶渊明说：“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萧统《陶渊明传》）当天就解去印绶，辞官回家了。从此再未出仕。隐逸是陶渊明对黑暗现实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自好的道路。这虽然是一种消极反抗，但他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归隐田园躬耕劳动，保持自己高尚的品德，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陶渊明在归隐之后，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劳动，逐步地接近了人民，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和愿望；另一方面，他对统治者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晋末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看望他，这时陶渊明已经饿了好几天，起床都困难了。檀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赠以粱肉，陶渊明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骨气。然而陶渊明是并不甘心隐居的，他的壮志一直埋藏在心里，并且关心着社会现实，诗里时常流露出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饮酒、采菊，看似潇洒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
陶渊明在艰辛的生活和忧愤的心情中，越来越衰老了。元嘉四年秋他生了病，大概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九月给自己写了三首《挽歌诗》和一篇《自祭文》。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三岁。
亲友们以简单朴素的仪式安葬了他，并给以谥号曰“靖节征士”。
第二节 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文十一篇，他的散文、辞赋写得很好，像《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都是名篇。但以诗的成就为最突出。
陶诗的内容大都是表现隐逸的思想和生活。我们不妨把它们分成两类：田园诗和咏怀、咏史诗。
他的田园诗多方面地描写了农村景色和农村生活，按其内容可以分成三方面。一部分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他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归园田居》其一是诗人从彭泽归隐后第二年春天写的，这时隐居的决心已定，新的生活安顿下来，诗人对比往事，越发珍惜眼前的一切：
开头几句追述往事，不胜懊悔。他把官场视为“尘网”，说自己误落其中，好像羁鸟、池鱼，得不到自由。“开荒南野际”以下转而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了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情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像一幅素描，极形象地表现了田园的优美和宁静。炊烟依依，是那样悠然自得，与诗人的心境完全契合。“狗吠”二句，以动写静，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最后四句对全诗做了总结，欣喜舒畅之情溢于言表。
与此类似的还有《饮酒》其五：
这首诗写他怎样从大自然里悟出人生的真正意义，获得恬静的心境。陶渊明采菊于东篱之下，偶一抬头见到南山，山上的气象傍晚时越发可爱，飞鸟一群群地结伴而还。他忽然从这景象联想到自己的归隐，悟出返璞守真的哲理，不胜欣慰。他本想说明白，却又不可言传。陶集中写飞鸟，除此以外，还有十三处，大都有比喻或象征的意义。用飞鸟飞向天路，经受了风雨严寒的折磨，终于返回山林，喻指自己的出仕与归隐。
此外还有不少诗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他归隐后悠然自得的生活。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欢聚，他都感到愉快。如“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写田园的早晨，感受是何等新鲜！再如“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莫不诗意盎然。
陶渊明的田园诗没有充分揭示农村的矛盾，诗里所歌咏的是其个人悠闲的生活，这是其不足之处。但是也要看到陶渊明是从官场回到田园的，他是带着对官场的憎恶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决心去观察和体验田园生活的。在这里他可以洁身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往往在诗里把田园和官场对立起来，以田园的美好对比官场的丑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田园诗是有积极意义的。
陶渊明田园诗的另一部分，以极大的热情歌咏了农业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归园田居》其三真切地抒写了自己参加劳动的感受：
一个士大夫肯于扛起锄头，早出晚归地劳动，这并不是很容易的。陶渊明不以劳动为耻，宁愿劳动，而不肯出卖灵魂换取富贵荣华，确实是很难得。《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2]表明他对于劳动的艰苦，已有了更深切的体验：
他认为衣食是人生的首要条件，不谋衣食就无法生存，自然更谈不上谋道了。而要谋衣食就要劳动。他主张人人劳动。《劝农》诗说：“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连圣贤都不废躬耕，何况一般人呢？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里，一开头便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孔子的遗训太高了，达不到，还是老老实实地种地吧！陶渊明的这种思想，突破了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劳动中陶渊明逐步地接近了农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说：“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正是在劳动中他同农民初步建立了感情。《归园田居》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劳动中也同农民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如果我们拿另外一些诗人和陶渊明对比，就更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可贵。谢灵运《登池上楼》：“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及穷海，卧痾对空林。”又其《斋中读书》：“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谢朓《治宅》：“既无东都金，且税东皋粟。”储光羲《田家杂兴之一》：“不能自力作，黾勉娶邻女，既念生子孙，方思广田圃。”他们的思想境界是无法同陶渊明相比的。
然而陶渊明的劳动，与当时的农民在地主剥削下从事的牛马一般的劳动，还有本质的区别。他有门生，做彭泽令时有一力，归隐时有“僮仆欢迎”（《归去来兮辞》）。在归隐的初期有农民替他担负主要的工作。他虽说要“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但并不是真正的要做农民，而是要做长沮、桀溺之类躬耕的隐士。所以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他在农村的知心朋友并不是农民，而是一些小官吏或隐居的知识分子，如郭主簿等。他同农民只能话桑麻，同他们则可以一起登高赋诗、欣赏诗文，表白自己的志趣而“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尽管陶渊明接近了农民，但是士大夫与农民的界限，他始终未能逾越。
陶渊明还有一小部分田园诗反映了农村的凋敝和自己穷困的生活。《归园田居》其四反映农村战后的荒凉景象：“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首诗虽然是写诗人自己的生活，但通过它，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到农民的贫困和疾苦。
《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一个新发展，这是他晚年的作品。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是诗人对理想的进一步探求。早年“大济苍生”的理想，在仕途上破灭了；他便把理想寄托在田园，隐居躬耕，独善其身。在田园他经历了长期的劳动，生活日益贫困，归隐初期那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局面越来越难维持，他不能不考虑如何解决饥寒的问题，同时也更多地了解了农民的思想愿望。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的社会理想便逐渐形成。桃花源是怎样一个社会呢？是一个人人劳动，自给自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也是一个自由、富裕、安宁的社会：
诗人以极大的热情，从生产到生活，从自然环境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对桃花源做了十分全面的描绘。如果说陶渊明写《归园田居》和《归去来兮辞》的时候，还只注意他自己的生活和德操，而很少了解人民的痛苦和愿望，那么写《桃花源诗并记》的时候，他的心中已经想到农民了。桃花源不仅是隐士的小天地，也是千千万万劳动农民的乐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反映了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
然而，陶渊明并不能指出达到理想的道路，在他看来桃花源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神界”。陶渊明在反映农民的这一愿望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自己阶级的烙印。农民的理想和他的隐逸思想融合在一起，桃源中的农民也变成和他类似的隐士了。
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继承阮籍与左思的传统，围绕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也曲折地暴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杂诗》《读山海经》等组诗中的大部分诗都属于这一类。
表现壮志不能实现的，如《杂诗》其五回忆少年时的猛志，最后两句“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颇有自警自勉之意。其二写他有志难骋的悲愤，说明他在隐居中内心仍然是十分苦闷的：
这首诗从傍晚写到天明，从明月的冷寂写到内心的悲凄。特别是“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两句，把孤独的情状写得十分真切。他心里本有无数话要说，话到嘴边才觉察到身边无人，于是转向自己的身影劝酒。诗人用“挥杯劝孤影”这一不甘寂寞的行动，衬托内心的寂寞。“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这两句中的日、月，既指白日、素月而言，又指岁月时光而言。“掷”字颇有分量，似乎诗人本想挽留他们，追随他们，但还是被抛在了身后。岁月流逝得这样快，而自己的壮志却毫无施展的希望，诗人怎不心怀悲凄呢！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陶渊明心里藏着多么深广的忧愤。
因此，他特别同情那些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失败了的英雄人物。《咏荆轲》歌咏荆轲反抗暴秦的英勇行为，他说千载之下，自己与他的感情一脉相通。又如《读山海经》其十：
这首诗歌颂精卫与刑天的复仇精神，正是诗人自己疾恶抗暴的感情的表现。“猛志固常在”说明诗人济世的志向，永远不会熄灭。鲁迅把这类诗称作“金刚怒目式”，他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咏贫士》七首借古代贤人安贫守贱的事迹，抒写自己不求名利的情怀，也是陶渊明重要的作品。
在这些咏怀、咏史的作品里，也包含了不少明哲保身、安分守己、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他以个人反抗社会，用逃避表示抗议，当然难免软弱无力。“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不正是他自身的写照吗？
第三节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 平淡与醇美的统一
前人常用平淡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不错的。我们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甚至连形容词他都少用。一切如实说来，平平淡淡，如“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今日天气佳”（《诸人同游周家墓柏下》）、“日暮天无云”（《拟古》其七）都明白如话。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正和陶渊明的为人一样。因此读来韵味隽永，越读越觉得它美。
陶诗所描写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锄头、豆苗、桑麻；这些在别人看来平平常常的东西，一经诗人的笔触，就会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感觉。譬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和郭主簿》其一），写他夏日闲居的恬适，“贮”字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在这里却极其新鲜，好像凉爽的清阴全都贮存在林下，随时可以汲取一样。南风也很体贴人意，及时吹来撩开人的衣襟。“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不过是极平常的一条山涧，一只鸡，和一束照明的荆条，但出自诗人笔下便显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他生活的简朴，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多么富于生活气息。“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十个字便把雪的轻柔表现了出来。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陶诗淡，却淡得有味。陶诗并不是不讲究技巧，而是不露一丝雕琢痕迹，这是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苏东坡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诗林广记》前集卷一）又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诗话总龟》前集卷九）葛立方曰：“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韵语阳秋》）都是中肯之论。
二 情、景、理的统一
陶诗大都是抒情的作品，诗人的感情像一股泉水渗透在景物的描写之中。陶渊明决不纯客观地刻画景物，追求形似。他笔下的景物总是饱含着诗人的感情，那在南风吹拂下张开了翅膀的麦苗，陪伴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以及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无不富于情趣。
诗人特别喜欢描写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在这些景物上，体现着陶渊明自身的性格，通过它们表现了自己的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的感情。特别是菊花，由于他的爱好和描写，在后人心目中几乎成了陶渊明的化身。
陶诗常常在抒情写景之中用朴素的语言，说明一些生活的哲理，既富于情趣，又富于理趣。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以上见《杂诗》其一、其二）；“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以上均见《丙辰岁八月于下潠田舍获》）；“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以上见《饮酒》其五、其八）；“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这些诗像格言一样，言浅意深，意味隽永。
第四节 陶渊明的地位和影响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出现打破了玄言诗的统治，给诗坛带来新的气息。他的咏怀、咏史诗，继承了阮籍、左思的传统，发扬了建安的精神。田园诗则是他的独创，在他以前还没有一个诗人写过这样多的诗来歌咏农村。他的田园诗具有新颖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陶渊明在当时并不受人重视。陶渊明的好友颜延年在他死后所作的《陶征士诔》中只称赞他清高的人格，对他的诗并未充分肯定。在他死后六十年，沈约作《宋书》把陶渊明列入《隐逸传》，对其文学成就也不重视。齐代刘勰作《文心雕龙》，评论了历代诗人，竟无一字涉及陶渊明。梁代锺嵘作《诗品》，将他列入中品，放在陆机、潘岳之下。直到梁萧统才对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开始重视，他亲自替陶渊明编集、作序，给以很高的评价。到了唐代，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才得到普遍的承认。宋、清两代出现了研究陶诗的两次高潮。
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做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从陶诗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渊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也给后代诗人以消极的影响。
陶诗的艺术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曾热心学习他。宋代以后的诗人在反对形式主义、提倡朴素的诗风时，也常以陶渊明为榜样。自陶渊明以后，“田园诗”成为一个流派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一直影响着后世诗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