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正始西晋文学

第一节　嵇康　阮籍

一　嵇　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濉溪西南）人。他生活在魏末，当时，司马氏当权，正准备夺取帝位。司马氏集团代表豪门世族的利益，标榜“名教”，要“以孝治天下”，并将不孝的罪名加诸异己，大肆杀戮。这样，“名教”遂成为司马氏篡位的工具，成为遮掩其政治阴谋的招牌。

嵇康激烈地反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痛恨虚伪的“名教”，并给以辛辣的讽刺。他抨击司马氏“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太师箴》）。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要打破两汉以来传统礼教的束缚，过一种符合自然原则、符合“人性”的生活。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直接妨碍了司马氏的统治，终于被司马氏杀害。《晋书·嵇康传》载：“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锺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云：“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锺会庭论康曰：‘……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临刑前有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弗许。

然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嵇康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礼教。他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可见封建的君臣关系他是维护的。他有一篇《家诫》，是给他未满十岁的儿子看的。在《家诫》中他教儿子做人要小心谨慎；对上司要恭敬，又不能太亲密，长官送人出门时，不要留在后面，以免有告密的嫌疑；见人争论，要赶快躲开，免得得罪人；别人劝你饮酒，即便不想饮，也要和和气气地拿着杯子敷衍一下。总之，和他自己的为人完全不同。对此，鲁迅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嵇康长于散文，他的文章以思想新颖、文字泼辣为特点，《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其代表作。在这篇文章里，他表示拒绝做司马氏的官，他说自己从小便不涉经学，情意傲散，与礼相背。“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又说自己对人伦之礼、朝廷之法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宣布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矛头显然是指向司马氏的。文章嬉笑怒骂，锋利深刻，很有力量。

嵇康存诗六十六首，四言能脱出《诗经》藩篱，直抒胸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四言中饶隽语，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王夫之《古诗评选》曰：“非强学三百篇也。”何焯《文选评》曰：“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所以高于潘、陆也。”《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内容是想象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那种洒脱的情趣却是属于嵇康的。其十四：“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尤为人所传诵。四言《幽愤诗》、五言《答二郭》三首也是他的名篇。

嵇诗风格，刘勰曰“清峻”（《文心雕龙·明诗》），锺嵘曰“峻切”（《诗品》）。这同他的性格是一致的。

二　阮　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阮瑀子。曾任步兵校尉，故称阮步兵。他与嵇康同样反对司马氏，也同样以“自然”与“名教”相对抗。《晋书·阮籍传》载：“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但他也和嵇康一样，并不是真正的要废弃“名教”，其子阮浑想学他的放达，阮籍说：“仲容（阮咸，籍侄）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

不过阮籍在“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中持调和态度。他似乎把一切都看穿了，抱着虚无主义和厌世主义的态度。鲁迅说：“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对司马氏的反抗不如嵇康激烈。《晋书·阮籍传》说：“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锺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又说：“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可见他对司马氏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免于杀害。

阮籍外表放达，其内心却是十分寂寞、痛苦和愤懑的，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种复杂心情的表现。《咏怀》诗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表现自己的孤独苦闷。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末尾两句便是全部《咏怀诗》的基调。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鸟为孤鸟，兽乃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阮籍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珮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飘飖恍惚中，流眄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

以佳人比喻理想，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

（二）揭发政治的黑暗。有的诗怨恨曹魏统治集团荒淫腐朽，并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如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又斥责司马氏的残暴，惋惜曹魏统治者的衰败。如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把司马氏比作秋风、严霜，把曹魏比作憔悴的桃李，表现了当时恐怖的政治局面，以及避祸全身的思想。

（三）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阮籍写《咏怀诗》不敢明白地表露心迹，多用比兴手法，或以自然事物象征，或以历史、神话暗示，形成隐约曲折的艺术风格。《诗品》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注）《咏怀诗》继承了《诗经·小雅》《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人的传统，在运用五言诗抒情和讽喻方面有较高的成就，给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作家开拓了一条写作政治抒情诗的道路。同时也使五言诗完全脱离了模仿乐府的阶段，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莫不受到它的影响。不过阮籍有的诗过于隐晦，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阮籍的散文，特别是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也像他的诗一样，表现了愤世嫉俗、反抗礼教的思想。但也同样有虚无主义、厌世主义的消极成分。在这篇散文中，他借理想人物大人先生，辛辣地讽刺了礼法之士，把他们比作裤裆里的虱子：“逃乎深缝，匿乎败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大人先生传》中又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一语道破君臣礼法的本质，笔锋辛辣尖锐。

第二节　陆机和太康诗人

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前后，天下重归一统，社会相对稳定，士人出于政治抱负汇集于洛阳，客观上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兴盛，是西晋文坛比较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坛成员以世族文人为主，他们的文学创作体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风气大盛，二是追求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总之，诗歌的社会政治内容淡薄了，转而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且形成了繁缛的诗风。正如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情采》）实际上，“繁缛”并非后人对太康诗风的总结，而是当时人在创作过程中明确提出的。如陆机《文赋》曰：“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可见这种诗风是他们主动选择，并且在创作实践中确立的，它表现在语言趋于华丽、描写趋于繁复、句式趋于骈偶等方面。虽然太康诗歌创作的成就不及建安、正始时期，但它是诗歌（尤其是五言诗）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拟古与追求形式技巧进步这两种倾向，晋初的傅玄、张华已开其端，但傅玄有一部分乐府尚有汉乐府遗风。张华的情诗语浅情深，亦不乏佳作。到陆机、潘岳时，则更着力于诗歌形式、技巧的发展，并且使“繁缛”诗风最终定型。因此《宋书·谢灵运传论》论潘、陆曰：“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陆机（261—303），字士衡，是东吴的世族大地主，吴亡后到洛阳，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作家。

他的诗很讲究辞藻和对偶，是繁缛诗风的代表，锺嵘《诗品》将其列为上品，称其“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刘熙载《艺概》曰：“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他何论焉？”不过，同时代的文士与后代的总集或文学批评著作也对其颇有批评之语。如张华讽刺陆机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刘孝标注引《文章传》）刘勰说他“缀辞尤繁”（《文心雕龙·熔裁》），沈德潜说他“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古诗源》卷七），又说他是梁陈诗风之滥觞。这些都是很中肯的批评。陈祚明则批评陆机“亦步亦趋”“性情不出”（《采菽堂古诗选》卷一〇），也是切中要害的。他的《拟古诗》十二首，是模仿《古诗十九首》之作。其中《拟明月何皎皎》一首写游子的感情比较真切：

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晖，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

此外，《赴洛道中作》也是较好的作品，其二：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潘岳（247—300），也是西晋文坛的代表人物。晋惠帝时，有号称“二十四友”的文人集团，依附于权贵贾谧，他是“二十四友”的首领。在西晋时，潘岳与陆机并称“潘陆”，然而自东晋李充《翰林论》至明胡应麟《诗薮》，议者普遍认为其才浅于陆机，故锺嵘《诗品》虽将其与陆机同列于上品，却称“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潘岳之诗以清绮为特色，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一）《悼亡诗》三首，感情比较真挚，是他的名作。

太康诗人除陆、潘外，还有张华和张协。张华的诗追求排偶和妍丽，对当时文风颇有影响。但《情诗》五首语浅情深，比较朴实。他的乐府诗如《轻薄篇》等，每每能针砭时弊，揭露世族的腐朽。张协的诗内容虽不深刻，但比较广泛，感情真切，语言清新。《杂诗》十首是其代表作，“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均不失为佳句。

第三节　左思　刘琨　郭璞

一　左　思

左思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诗人。

左思（生卒年不可确考），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他出身寒门，父左熹（此据《左棻墓志》，《晋书》误作左雍）起于小吏，妹左棻也自称生于“蓬户”（见《离思赋》）。晋武帝时棻以才名被选入宫，全家移居洛阳，左思官秘书郎。惠帝时，预贾谧“二十四友”之列，并曾为他讲《汉书》，后隐居不仕。

左思现存诗十四首，《咏史》八首是其代表作。自东汉班固以来，《咏史》诗大都是叙述史实，一诗专咏一人一事。左思的《咏史》却是借古人古事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不平。“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张玉穀《古诗赏析》）而且一诗不必专咏一人一事。所以《咏史》八首，实际上是一组政治抒情诗。

这组诗主要是反映寒门知识分子与世族门阀的矛盾。其一、其三写他自己的志向是“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希望施展才能报效国家。他羡慕鲁仲连那样的人物，“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但在门阀社会里，他的志向是不能实现的。其二、其七、其八就是为此鸣不平。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人指出沉下僚的人并非没有才能，只是因为出身低微而不被重用。蹑高位的人并非真有才能，只是靠祖上的权势而占据了高位。首四句以松、草为喻，形象地揭示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合理现象。

其四、其五、其六表现了诗人对世族的蔑视。其四：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先以京城权贵的豪华，对比扬雄的寂寥；再以扬雄的不朽，暗示权贵的速朽。含义很深刻，嘲讽的意味也很明显。

感情最激昂的是第五首和第六首。其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诗的前半极力写京城宫室的辉煌壮丽，越是这样写，就越显出鄙弃富贵隐居高蹈的可贵。诗人虽然是“被褐出阊阖”，穷困不堪，无以立足，但他的气概却是高傲的，只有“千仞冈”“万里流”这样的形象才配得上他。

其六写得更直率痛快：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这首诗具有反抗门阀世族的积极意义。

关于左思诗歌的艺术特色，《诗品》说得很确切：“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发泄了对社会的不满，故曰“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起到讽谕的作用，故曰“得讽谕之致”。《诗品》还指出“其源出于公幹（刘桢）”，又有“左思风力”之称，可见他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

《咏史》之外，他的《招隐》《娇女诗》《三都赋》都是名作。

二　刘　琨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他出身世族，早年生活豪奢放纵。石崇在金谷园中聚集宾客，日以赋诗，刘琨是常客。

西晋永嘉初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后又任大将军等职，在北方抗战多年，后因军事失利，投奔幽州刺史段匹，为段杀害。

刘琨由于投入抵抗侵略的战斗，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他在《答卢谌书》中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必然引起创作的变化。他早年的诗已佚，现存三首都是后期的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爱国感情，风格慷慨悲壮。锺嵘说：“自有清拔之气。”（《诗品》）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亦遇之于时势也。”（《文心雕龙·才略》）

《扶风歌》是永嘉元年（307）刘琨赴任并州刺史时所作。他在九月末出发，募得千余人，边战边进，备尝辛苦，最后才到达并州治所晋阳（今太原附近）。这首诗便是抒写途中经历和自己的激愤忧虑之情：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搅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成书倬云评此诗曰：“苍苍莽莽，一气直达。”（《多岁堂古诗存》卷四）道出了它的特点。

《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刘琨被段匹所拘时写的，“托意非常，摅畅出愤”（《晋书·刘琨传》）。《重赠卢谌》末尾说：“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诗人的感情是十分沉痛的。刘琨以其深厚的思想感情和雄峻的风格，使晋代虚弱的诗风为之一振。

西晋末年、东晋初年，诗坛上比较重要的诗人是郭璞。西晋末年已经出现了以诗的形式讨论玄理的玄言诗，《诗品序》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有些评论者认为，郭璞的诗歌也属于此类，如刘宋时的檀道鸾称“故郭璞之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然而，郭璞的诗风与玄言诗有着根本差别，而这是由他的立身行事所决定的。

三　郭　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在两晋之交以卜筮知名，《晋书·郭璞传》多载其占验之事。然而本传所载郭璞数篇上疏中，屡见“夫寅畏者所以飨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应，不可不察也”，“明罚敕法，以肃理官，克厌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祯祥必臻矣”之语，是借阴阳术数行劝谏之实。而他因“才高位卑”而作的《客傲》中则称“鹪鹩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鳌”，可见，郭璞的性格中带有强烈的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精神，以至于被刘熙载称为“亮节之士”（《艺概·诗概》），他的行事之道是更类似于儒家的。

郭璞的诗歌代表作是《游仙诗》十九首（依《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游仙诗》的数目）。其内容与风格均与玄言诗迥然有别。在内容上，《游仙诗》并无“理过其辞”的论说玄理。虽然多写隐逸，但也并非道家的遁世，而是有所寄托。锺嵘对《游仙诗》的评价是“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这一评价比檀道鸾之语准确得多。表达其“坎咏怀”的，除了锺嵘所举的“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外，又如其四、其五二首：

六龙安可顿，运流有代谢。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不论是以游仙来“坎咏怀”的写法，俊逸华美的风格，具有形象性的描写，还是诗中“登仙抚龙驷”“足蹈阊阖开”之类“飘飘而凌云”（《文心雕龙·才略》）的意象，郭璞的《游仙诗》都可以上溯至曹植，乃至屈原的“游仙”类作品，如屈原《远游》、曹植《游仙诗》《远游篇》等。朱乾《乐府正义》卷一二曰：“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对这一类作品的源流归纳得甚为准确。而郭璞“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诗品》）的诗歌作品，使两晋之交寡淡成风的诗坛为之一振，可谓是当之无愧的“中兴第一”（《诗品》）。

东晋前期至中期的诗坛，仍由玄言诗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代表人物是孙绰、许询，锺嵘《诗品》曰：“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还出现了兰亭唱和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学集会活动。玄言诗对后世的山水诗、说理诗等诗歌类型的出现有直接的作用，而世家大族在对其子弟的教育中重视文学才能的培养，也客观上导致了晋宋之交的一系列世族大诗人的出现。不过，从艺术性来讲，玄言诗的价值并不高，因此《诗品》将孙、许等人均列于下品。给诗坛带来新的内容和风格的，是东晋末年的大诗人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