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权力网络

权力显然不只是指那些赤裸裸的暴力。稳定的权力需要有一整套制度加以维护和支撑。制度可以分为几种，包括成文规定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乃至习惯、信念等。费孝通教授讲长老权力，这些长老的权力不仅来自于他们积累的人生经验，而且来自于社会对年长的人可以积累更多人生经验的信念。一个选举出来的村干部的权力，不仅来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且来自具有民主精神的村民对应该服从自己选举出来的人的默认。这种权力由一整套成文或不成文制度所维护和支撑的结构，构成了权力的网络。

权力网络因其制度基础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杜赞奇在考察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的权力基础时，使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认为在传统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乡村精英是出于社会地位、威望、荣誉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因此，诸如宗教信仰、相互关系、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等象征与规范，在塑造组织权力合法性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举例来说，在宗族意识较强的村庄，村民会选本族的人当村干部，本族的村干部也比较容易做本族人的工作。因为强烈的宗族意识使同族的人成为自己的人，这种意识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基础。我有很多亲戚在农村，我相信，只要我参加村干部的选举，他们一定会选我，即使我的人品才干不行。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他们自己的人。有些村干部为了做好村里的工作，往往将最艰苦的任务交给自己最亲的人做。与他最亲的人不是因为品质好，而是没有办法抹开与村干部的亲近关系。我调查的一个村，村民小组长一再辞职未获允后，他便不理村民小组事务。村支书、主任和会计三人都与这位村民小组长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他们三人便到组长家做工作，说如果不答应至少再当一年组长，他们就住在他家，吃在他家。住、吃了一天一夜，组长顶不住这种强烈的个人关系，不得不答应再当一年。孙立平与郭于华在华北B镇调查中发现乡镇干部用“情境逼迫”来收粮的例子，说一个镇干部找一个老人收花生，反复说理后，老人仍然不交。镇干部说了一段出人意料的话：“这样吧，您也别把我们当成收定购粮的，您干脆就当我们是要饭的，就当我们现在是向您要15斤花生，您说您能不给吗？”老人终于交了花生。这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生动说明了农村权力本身的运作特征与文化及当地共通的地方性知识的关系。

正因为权力建立在情理法的基础上，权力才可以稳定地运作下去。不过，当前农村权力运作的情理基础或文化基础正在消解。孙立平他们调查的华北B镇收粮中“情境逼迫”的办法，到湖北杏村就不再行得通。镇干部让老人将自己当做要饭的，是该交粮了吧。杏村村民则会说，我为什么非要给要饭的人粮食？你是要饭的，那你就走开。至于村干部动用个人关系让村民小组长继续当下去，或让与自己关系最亲的人在村务中吃亏，必须有村干部与他们的亲密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亲密关系的如此运用，只会让人说他们的行为太傻。现在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可以为你私人帮忙，但若你是为公家做事，那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试图动用良好私人关系来完成权力公共运作的文化基础越来越没有了。

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农村权力的运作网络，大致可用强世功在描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权力特征时的“组织网络”来予以表达。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对传统文化所依赖的乡村士绅的打击，通过以阶级划分建构起来的阶级话语和阶级斗争，组织起广泛的诸如贫农协会、党支部、妇女协会、民兵连、团支部等多种多样的组织，这些“组织网络”与革命意识形态，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崇拜，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等结合起来，就具有了巨大的力量。这时权力运作的效率当然很高。“权力的组织网络”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与复杂但运作高效的组织制度的结合。

问题是当前农村权力网络的依托是什么。构成传统中国农村权力运作基础的文化网络，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大多已经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人民公社的解体，瓦解了农村权力运作基础的组织网络。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是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旧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正在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快便暴露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之中。

理性算计成为农村中唯一重要的现实之后，不成文制度因不具有社会强制性，而丧失了让只讲利益的人去算计的理由。成文制度所决定的游戏规则就应成为权力运作的基础。问题在于，中国农村过于庞大，且十分复杂，缺乏文化支撑的成文制度如法律制度，既无法一一规范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也处理不了如此众多的农村关系。

假若我们将理性算计作为当前农村的普遍现实，则这种现实下的农村权力基础就是所谓的“权力的利益网络”。在农村场域中，一些精心算计经济利益的人，在一些成文制度的约束下，争取自己最大的经济好处。他们能够得到这些好处吗？以村级权力为例，理性算计的村干部不是为面子、荣誉、正义或者信念，而是为个人的经济收入去当村干部。理性算计的村民仅仅期待村干部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这种理性算计的后果是所有人因为缺乏对他人公益心的信心，从而不敢或不愿相信他人。这时候实行村民自治，其后果可能就是村庄合作不能达成，村庄秩序难以维持，村里公益无人过问。理性算计的村民在民主的逻辑下选择了一个非理性的结果。

权力基础的利益网络显然不可靠，因为这种利益网络缺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撑。与权力利益网络密切相关的，是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趋势。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都面临着经济利益的拷问。这种拷问会瓦解传统的宗族、亲情、面子、声誉、道德、信仰以及共同的是非标准。在没有文化的基础上，怎样为权力网络提供制度基础，从而为权力运作提供合法性，实在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2001年8月20日

修订关键词　组织起来农民主体性

（一）

靠利益来维持的权力网络不牢靠。取消农业税前，在一些农业型地区，为了完成农业税任务，县乡政府通过默许村干部搭车收费来调动他们的协税积极性，村干部也通过给大社员额外好处来获得大社员的支持，至少是不公开反对。这种由利益联结起来的权力网络很难维系，因此，仅仅大约10年时间，乡村利益共同体即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而解体。

当前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比较薄弱，组织网络也很薄弱，那么，乡村权力可以依靠什么来有效运作呢？

有一个办法就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有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资源进村，就可能滋养起一些关系出来，这个滋养的办法首先是让村民参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让他们在分配和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主体性和主动性，从而不仅可以有效分享资源，而且可以在分享资源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解决村庄其他公共事务。

还有一个办法是按李昌平讲的建设农村内置金融。具体就是通过国家的一定注资及村民集资，在村庄中成立面向本村村民的内置金融机构。李昌平尤其主张由村庄老年人组织成立老年人金融互助社，向村民贷款，用利息养老。他在云南、湖北、河南等地进行的老年人金融互助社都很成功，其中一个副产品是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在金融互助以外，组织老年人的另外一个办法是成立老年人协会，笔者自2002年开始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4个村倡导成立老年人协会，效果极好。

此外，还可以将农村留守妇女组织起来，娱乐娱乐，运动运动，跳跳街舞，学点烹饪技术，这样就会给农村社会增添活力。

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在为农民提供具体服务的同时，将农民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调动起来，从而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和动员能力，为基层权力提供了新的组织网络。这样一个网络的形成和扩张就可以为农村善治提供基础。

取消农业税后，向农村转移资源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办成几件具体实事，而是调动农民主动性和培育农民主体性。

（二）

以国家资源下乡为依托的公共品供给，不仅是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建设公共设施的政策问题，而且应该置于新农村建设的大局中统筹考量。通过资源输入激发农民主动性，形成农村自主性，重塑村庄共同体，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可操作可推广的新农村建设方式。

汲取资源曾极大地削弱甚至瓦解了村庄共同体的整合。现在则有可能利用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资源输入重塑共同体。否则，不仅资源输入本身的效率会成为问题，而且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以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为契机，通过重建农民主体性实现村庄共同体重塑，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改变输入方式，将部分资源直接投放到村一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让村民自己决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如此，国家资源就可以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建立高度联系，农民主体性和主动性就能够充分调动起来，农民就能够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家园。

2013年1月12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