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村庄类型

我和董磊明在他家乡江苏如皋农村调查，发现了与我家乡荆门的诸多共同之处。例如，农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彻底转变，“只生一个好”不是上面的政策宣传而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农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及其行动能力比较弱，很少发生农民群体上访的事情；农民负担比较重，明显不合中央政策的负担也较多；宗族意识、宗族组织都已淡出；村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少有人问津，也很难组织起来；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不冷不热；等等。与此相应的是，村民普遍怀疑村干部经济上有问题，但很少有人公开反对；村级债务多；合村并组这样重大的事情，村民也不怎么关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相同之处来。

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荆门农村近10多年来，农民已很少在村庄内建新房，而如皋农民建新房的热情仍然很高，且建房消费一直是如皋农民的主要消费，在住宅上的攀比很是激烈；荆门农村民事纠纷很多，而如皋农民似乎相处得更为和谐；荆门农村老年人的赡养一直是很严重的问题，子女不孝、老年人自杀以及家庭不和的情况都很普遍，而如皋农村在这些方面好得多；荆门农村年轻妇女的自杀率特别高，而如皋农村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很少。自杀不仅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关，更反映了农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和现实生活的价值感。荆门农村社会治安状况至今不好，而如皋农村社会治安似乎一直不错；荆门农村村庄舆论基本解体，而如皋农村的社会舆论依然有力，村民似乎仍然很在乎面子，特别不愿被别人小视等。还可以列出很多不同之处来。

荆门农村与如皋农村的以上相同与不同之处，绝大多数与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没有关系，而只与或主要与村庄社会性质有关系，这些同与不同反映了荆门农村和如皋农村村庄性质的同与不同，以这种村庄性质的同与不同，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

具体地说，我将荆门农村归结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村庄，因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村庄中就缺少有全村性影响力的村庄精英，也缺少这种村庄精英在村庄建功立业的动力。同时，因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村民之间的联系较弱，一致行动能力差，即村庄社会关联较低，村民也缺乏获得村庄社会认同的动力。这样的村庄，因为宗族淡出，传统意识形态解体，使生育观念容易转变，集体行动不能达成，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无法组织，村民缺少约束乡村干部不良行为的能力，农民负担因此沉重，村级债务也会较高。这些表现是当前荆门农村的基本特征，也是如皋农村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如皋农村称为“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村庄，也就是村庄社会关联比较弱的村庄。

但是，如皋农村与荆门农村的不同之处同样重要。需要在村庄社会关联比较弱的村庄类型中作出进一步的划分。比较如皋农村与荆门农村的不同，其核心是村民对村庄未来生活的预期不同。如皋农民建房热潮之所以一直持续下来，建房投资一直是农民的主要投资，农民有了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建房子，且存在明显的建房攀比，是因为如皋农民对村庄生活有着明确的预期，他们认为自己过去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村庄，将来子子孙孙还会生活在这个村庄，就必须建一所将来永远住下去的房子；正是这种建房的长期投资，可以表现出农民对未来村庄生活的预期。如皋农民即使现在在外面打工，他也时刻想着在年老时回归村庄，村庄不仅是他的根和梦，而且是他离不开的生活所在。荆门农村的情况则截然相反，荆门农民即使现在仍在村庄生活，他们也时刻准备着离开村庄，永远地脱离与村庄的联系。外出打工的人大都不准备当然也不希望再回到村庄，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来不得不回到村庄。荆门农村更注重的是即时消费，在吃、穿、行方面的投资很多。住宅这种长期投资，除非不得已，谁也不愿投资。1990年代中期，粮食大幅度涨价，荆门农民收入提高后，主要不是用于建房，而是买了摩托车。换句话说，荆门农民比如皋农民更在乎即时消费，即更图享受，而对村庄未来的预期十分糟糕。

因为对村庄未来预期不好，且时刻准备着永远离开村庄，荆门农民就会更不在乎村民对自己的评价，更不关心面子，更加无视村庄舆论。荆门农民因此就更敢于子女不孝，婆媳不和，更敢于为一点小事与邻里闹纠纷，更敢于不把乡村干部放在眼里，更敢于拖欠税费，甚至更不在乎高额的村级债务，更不参加建设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其后果就是荆门农村社会秩序更混乱，公共物品供给更少，传统道德被破坏得更严重，自杀率更高，等等。

构成荆门和如皋这类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农村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对村庄未来生活的不同预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村庄未来生活的不同预期，又与当前荆门、如皋农村所处区位、所有文化等有些关系。如皋处江苏中部，当属沿海发达地区，起码是靠近发达地区。如皋农民主要收入的相当部分也来自外出打工，但与荆门不同。如皋农民外出打工的距离都不是很远，很少出省，甚至出县的也不多。这样的打工，基本上属于“离土不离乡”的打工，村庄生活总是没有离开自己的视野，或者说，住在村庄中可以看到外面的精彩世界，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好处。而荆门处于湖北中部，农业以外的第二、三产业很不发达，农民的非农收入主要来自外出打工，外出的地方很遥远，这些遥远的地方与村庄生活已经没有了关系，荆门农民因此比如皋农民容易割断与村庄的联系，对村庄的未来预期也因此被割断。

对村庄生活的预期并不只是与所处区位有关，也与所有文化有关。荆门和如皋都是缺失记忆型的村庄，构成荆门、如皋村庄类型差别的原因与文化的关系不是很大。但与荆门同处中部的江西农村，农民现在建房子的热情和生小孩的热情都十分高。我们在江西调查，那些在外面赚了钱的建筑包工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村里建一栋漂亮的住宅。他们现在不住，留着等老了回来再住。这种行为会被荆门农民讥讽为傻子行为。江西农民显然对村庄未来生活有着明确预期，但这种预期主要来自的不是区位，而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族文化，这些传统的宗族文化为江西农民在这个变动太快的世界中提供了本体性的安全感，因此，江西“傻子”一样的农民比荆门农民会感到更加幸福一些。

不仅对村庄未来生活的预期，而且村民的性格也会影响村治面貌从而形成一种颇有特点的村庄类型。我在吉林农村调查时发现，虽然吉林农村乡村债务比较重，但农民负担比较轻，村庄秩序比较好，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好，与荆门农村相比，其原因大部分恐怕都在于东北人的性格较中部地区人的性格豪爽仗义。中国农村相当庞大，发展又十分不均衡。当人们讲到村庄时，往往要么是在说一种类型的村庄甚至是某一个村庄，要么是在抽象地说所有中国村庄，而很少有差异、分类型地说到中国的村庄，研究中国的村庄。如果不能对数量庞大又发展不均衡的中国村庄进行适当的分类研究，农村研究就很难进入到比较精细的层次。

2002年8月19日

修订关键词　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区域差异

有两类不同的划分村庄类型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依据现代化程度，划分出所谓现代的村庄和传统的村庄。现代村庄，社会明显分化，社区缺乏记忆。传统村庄，缺乏分层却有历史传承。湖北荆门则是一种介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村庄类型，其特点是“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这种划分村庄类型的方法，尤其关注经济发展状况。第二种方法是结构划分，即根据村庄结构的差异进行村庄类型的划分。这种划分村庄类型的方法尤其关注村庄形成的历史及由生态、结构和规范三者叠加固化的结构状况。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不同地区差异很大。构成中国区域差异的原因很多，除经济发展水平以外，历史文化条件、自然地理环境、种植结构、开发早晚、距权力中心远近，等等，都是形成中国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从现象上看，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尤其表现为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南、中、北方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当前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东、中、西部差距比较熟悉，且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即是按东、中、西部分别统计的。虽然国内学界对中国农村南、中、北方的差异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来讲，学界对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南、中、北方差异研究颇少，也不够深入，政策部门则基本上没有关注到这种差异，并因此对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结构村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机制及结果的差异颇不敏感，相关研究甚至还未起步。

笔者及所在学术团队最近10年一直在全国农村开展广泛的驻村调研，累计驻村调研时间数万个工作日，调研地点遍及中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长期驻村调查使我们关注到了之前没有意识到的若干重要学术和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属于调查的意外。其中，以村庄结构差异为核心的南、中、北方农村差异的发现即属这样的意外。

从结构上看，我发现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一是湖北荆门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分散型村庄；二是宗族性的团结型村庄；三是以“小亲族”为基础的分裂型村庄。这三种村庄类型与自然生态、种植结构、村庄历史、地方规范的区域差异有关。在传统中国社会，农民行动逻辑具有我所谓的“双层认同与行动”的特点，就是说，农民的行动深受家庭认同与在家庭之上的宗族及村庄认同的影响乃至决定。农民家庭之上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华南为代表的宗族性村庄，聚族而居，宗族与村庄合二为一，村庄因此是团结的；二是以华北为代表的小亲族村庄，一个村庄有众多互不统摄的超家庭认同与行动单位，村庄因此是分裂的；三是以长江流域为典型的中部地区，因为村庄历史不长，农民多散居，村庄结构与村庄规范未能形成相互强化，导致村庄内部缺少强有力的超出农民家庭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村庄原子化程度很高，从而形成了我所谓的分散型村庄。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基本单位，村庄社会结构不同，生活在村庄的村民就会有相当不同的应对生产、生活和娱乐的方式，也就会有相当不同的行为逻辑。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还会导致村民个性和交往方式的差异。

从区域来看，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团结、分裂和分散型）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出中国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中层理论模型。从村庄结构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不仅是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步骤，而且是理解中国的重要一环。

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说中部地区主要指长江流域，这与长江本身有关，具体不在这里展开。东北三省的村庄结构与长江流域非常相似，因此，我及所在华中村治学者往往将东北农村作为中部农村来看待。

中国目前仍然存在的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因为生态、结构和规范三者的互强，不同区域村庄类型具有相当强的自主性。可以说，不理解中国农村村庄结构的这种南、中、北的区域差异，就没有办法理解真实的中国农村。

2013年1月11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