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社员

我有一个好朋友当选为村干部。有一次与他聊天，他说他们村支书如何如何不好，品质坏，好贪污，村民对他很不满，等等。我问他，既然他这么坏且村民都对他不满，他为什么还能够当10多年村支书呢？他告诉我说，虽然村支书人品很坏，村民对村支书也很不满，但他和村里大社员的关系好，因此，他仍然可以通过大社员将村里的工作做下去。

我的朋友提到的大社员，我在荆门农村调查时多次听人提到，但未注意。这次说大社员竟可以帮村支书将令村民不满的工作完成，引起了我的兴趣。

所谓大社员，按荆门农民自己的说法，是指那些不是村干部却胜似村干部的村民。他们比一般村民有影响力，谓之大；不是在任村干部，谓之社员。大社员一词有褒有贬，贬多褒少。村民不喜欢别人称自己是大社员，但在日常生活中，村民半开玩笑说某人是大社员，多半又不会引起被称为大社员者的不快，因为大社员象征着能力和村民对他比一般人高明的公认。有能力的大社员在村庄事务中敢于发言，村民因此希望他们代表自己向上级反映情况，给村干部提意见与建议。也因为大社员敢于发言，在村中有影响力，他们在村庄利益分配中，往往“别人得半斤，他却要六两”，做什么事情他都要靠自己的影响多得好处。

当前农村成为有影响力的大社员的大致有以下几类人：一是当过村组干部，或是村中的党员。这些人对村中事务熟悉，与上级有些关系，能说会道，敢于直言，且往往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党员会议等正式的渠道发表对村务的评论，因此成为在任村组干部不得不尊重的村民。二是或有亲友在外做官，或自己与上级关系亲密，或外出见过大世面，或有一技之长，或在村民中拥有影响，或喜欢告状上访，或就是爱好参与村中事务的村民。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说得起话，做得起人，在与村组干部打交道时，可以掌握主动权，村组干部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三是那些兄弟多、力气大、不怕死，近于泼皮无赖的村民。他们好不了事，却可以坏事。他们不与村干部讲理，村干部要让他们三分。

开始时，大社员或许是出于公心，而在公开场合对村组干部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可以得到村民的支持。不久，村组干部就发展起与这些敢于批评自己的大社员的私人关系，并且往往在村庄事务的决策中，特别照顾大社员，有时是公开给大社员一些好处。最终，大社员也乐得以自己的影响力谋取私利，不愿站在公道的立场上讲话。特别是在荆门这种既不存在宗族，又没有发达农村经济的地方，有些大社员便有了恶霸的倾向，而在任村组干部一下台，往往就成了大社员，其表现“比老百姓都不如”。

村干部特别是主职村干部在主持村政时，他面对的不是全体村民，而首先是大社员。一般村民对他不满不要紧，只要那些喜欢告状上访且在村民中拥有影响力的大社员不反对他，他就有办法将村政维持下去。要让大社员不反对自己，就必须收买大社员：建立与大社员良好的私人关系，在批宅基地时有意照顾大社员，减免大社员的提留，将村庄公共工程承包给大社员做，为大社员报销条据，给大社员拜年，等等。他当村干部的时间越久，越是敢于收买大社员，他就越可以在村中建立起一个所有村民都清楚的他与大社员们的关系网。这是一张具有既得利益色彩的强劲有力的关系网，一般村民谁也不敢或不愿去碰它，因此，他可以在村民普遍对他不满的情况下，依然将村政维持下去。

有意思的是，大社员这个词并不是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而是在19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形成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没有大社员发挥作用的空间，除了大队和小队干部，就是普通社员。那时大、小队干部几乎掌握着农村所有的资源，谁敢与大队和小队干部对着干呢？人民公社解体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经营主体，村干部掌握的经济资源乃至政治资源越来越少，村民中的一些人则凭借各自的能力获取了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资源，他们因此成为村中说得起话，也敢于说话的精英。在有些地区的农村，随着宗族的复兴，具有广泛号召力和影响性的“宗族领袖”出现了。在另一些地区的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占有大量个人资产的经营大户。这些“宗族领袖”和经营大户当然是不屑于从村庄中获得点滴好处，他们也不愿意在小小村务中与村组干部过不去。这些人构成了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但在荆门农村，具有广泛号召力的宗族“宗教领袖”没有，占有大量资产的经营大户很少。在农村所有的，是一些诸如大社员之类的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正是这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影响并决定着村级治理的面貌。

可以将村庄诸如大社员一类的非村组干部称为村庄的非体制精英，大社员就是一些细小琐碎的非体制精英。深入讨论非体制精英本身的构成，其与普通村民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村组干部的关系，将大大有助于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状况。

2001年8月17日

修订关键词　钉子户

取消农业税前，国家向农民收取税费，有求于村庄中细小琐碎的精英，因此使村庄中的大社员现象变得普遍而严重。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农村收取税费，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向上级争取资源和项目，这就改变了村庄中的利益博弈形势。之前在村庄治理中占据关键位置的大社员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与大社员相似的是村庄中的钉子户。收取农业税时，有农民因为经济比较困难，或想占便宜，而拖欠税费。钉子户与贫困户不好区分，贫困户拖欠税费是真的交不起，钉子户则是交得起却找借口不交。若由县、乡采取强制措施来征收税费，县、乡很难区分出贫困户和钉子户，搞不好将贫困户当钉子户来“拔钉子”，将交不起税费农户的粮扒走，牛牵走，引起贫困户的极大不满，甚至被逼自杀。这种贫困户被逼自杀的案例影响极恶劣。在2000年前后，因为农民负担频频导致农民自杀，而不得不在2001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并在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禁止清欠，钉子户拖欠的农业税费一风吹。但是，钉子户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其突出表现是，借各种理由要求超出一般村民的补贴，从而在自上而下转移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好处。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向国家、集体要利益的钉子户，却如大社员一样显得义正词严，社会舆论也似乎愿意为其“伸张权利”，一旦出问题，似乎都是地方政府的错。

当前的基层治理问题已不是农民负担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困户问题。然而，税费改革前的“三农”政治却被延续下来，为部分人索取利益创造了条件，基层政权疲于应付，基层治理失去了正当性。

农民从来都是分化的，抽象地谈保护农民利益是没有意义的，媒体和国家政策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当警惕少部分人打着贫困户（弱势群体）的道义优势，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铺平道路；应当防止他们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取消农业税后，大社员逐步消失，但因为有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上面这部分人在村庄中出现了。如何应对这个新兴群体对基层治理的挑战，是当前乡村治理中的重要难题。

2013年1月11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