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北宋士大夫精神与宋初三先生
一 北宋的开国规模和士大夫精神的觉醒
北宋在我看来是一个迷人的时代。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我们会发现北宋这个朝代非常奇怪。在这个时代，整个民间达到了相当富裕的程度，而与此同时，北宋王朝从整体上看给人的印象却又是积贫积弱的。所以如果从某种我称之为“青春期历史观”的角度看，北宋实在是无足观矣。北宋从太宗朝以后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没有过一次给人深刻印象的酣畅淋漓的大捷。这个王朝总体感觉上是积贫积弱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精神文化这个角度看，我们又会发现北宋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到今天为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空前绝后的。北宋的思想艺术成就、文学所达到的高度，到今天为止都可以算作是空前绝后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方面的东西在北宋都有其焦点。那个时代随便一个准一流的人物，放到别的时代里，都是绝对的一流人物。在那个时代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都未必能算得上是一流人物，因为如果你把苏东坡算成一流人物的话，那么王安石、司马光就有点儿没地方放了。看到这批人物，我常常会想，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奇怪的时代，这么短的时间中国文化就从低谷一下子达到了顶峰？
我们知道北宋前面的那个时期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我特别同意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面的讲法，他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中原就经历了五朝、八姓、十三君；而且还四分五裂，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1]整个残唐以来的乱局导致的结果是，唐以前的整个社会文化积淀基本上都被打碎了。残唐五代的乱局导致从文化、政治结构到基层社会结构，只剩下一地鸡毛、一片瓦砾。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历史上乱世都不乏英雄，比如三国，乱归乱，但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巨人的时代。而五代却乱到了连英雄都没有的地步。整个五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值得记住的名字。能记住的名字大概也就是冯道这样的人，此人历经那么多朝代的更迭而“屹立不倒”，所以雅号“不倒翁”。当然能做“不倒翁”也确有其了不起的地方，但这种了不起多少有些猥琐，实在不值得我们提倡，尤其是在今天。这种人格的卑琐一直延续到宋初，其实宋初士人的人格也很卑琐。北宋初年士大夫里面真正人格崇高的，大都是道教徒，如陈抟、种放之流。而整个儒家士大夫人格的卑琐是令人震惊的：真宗朝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一群人就鼓动真宗去封禅，去做这种奢靡的无聊举动。由此，你就可以隐约窥见那个时候的一般人格形态。
令人诧异的是，到了仁宗朝，整个文明突然达到一个跃升，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这种情况到底怎么来的？我在《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的导论部分有过比较详细的分析。我的分析是以王夫之的《宋论》为出发点的。王夫之在《宋论》中有一个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根基像宋太祖这么弱的一个人，以这么弱的方式得了天下，却能给天下带来数百年的安宁，而且使这个文明很快就达到非常高的高度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得天下的方式：太上以德，像尧舜这样的；其次以功，吊民伐罪之功，像商汤、周武这样的；其次以力，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征服其他的国家，比如秦灭六国；最次还得能篡，篡位也是有条件的，需要经过精心准备，如果没有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积累，你根本就没资格篡，以司马懿的雄才大略，他活着的时候也没能篡成位。上述这些条件，宋太祖都没有。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个中原因，王夫之给出的说法是：正因为宋太祖以这样的弱势得了天下，所以有一种东西被注入到他的心里，这个东西叫做“天心”。上天之所以把天下给了格局这么弱的一个人，目的就是要把“天心”加给他。而这个“天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畏。这样一种精神构成了北宋开国规模最根本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是王夫之的一个洞见。正因为自己弱势得天下，所以有畏；正因为有畏，所以不敢。由畏带来的不敢：下不敢残虐百姓，上不敢苛待士大夫。总之，因为畏，所以宽容。用王夫之在《宋论》里面的分析就是，正因为畏，所以“无责于人，必求诸己”，而这恰恰是儒家精神的一种体现。因为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不敢去苛责别人。所以士大夫人格卑琐，他用的方法不是去更严格地要求他们，而是去养。北宋养士的风格，就是宽容的一种体现。这种宽容之风就形成了北宋的家法。
我们一般会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法，这种观点当然是有根据的。但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宪法，却有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王朝都有家法，北宋王朝也有家法，有时候称为“祖宗之法”。我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小南教授就有一本书叫《祖宗之法》，写得非常好。祖宗之法是一代开国君主确立的基本规矩，对后世君主的行为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北宋王朝有三条家法，是太祖立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如果对比汉代，你会发现，汉代的宰相被诛杀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仅汉武帝这一代，他杀掉的宰相级的人物就有多少！但是宋代对贵为三公的大臣是基本上没有诛杀之罚的。到了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已经灭了，金人立了张邦昌做大楚的皇帝；后来南宋朝廷对张邦昌的处理，最多也是赐其自尽而已。这要在别的王朝可不得了，这是要族诛的。而言事官就是谏官，古代有谏官的传统。言事官的责任就是提意见。既然你让他提意见，你就要对他宽容。北宋对言事官的宽容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能够允许言事官“风闻奏事”。所谓“风闻奏事”，就是可以以风传的谣言为根据来弹劾，而且有权拒绝透露谣言的来源。这不等于说言事官有权利造谣吗？怎么能宽容到这种程度！
畏字带来的第二个方面是疑忌。忧畏之心一方面可以带来宽容，另外一方面可以带来疑忌。北宋的很多问题都在于其过度成熟的政治文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郡县制国家的模式，从秦汉建立以来，到北宋时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积淀，这一模式的各种优缺点、各种危险，在此前的历史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今天很多人讲美国式的宪政民主政治是人类最佳的政治形式，甚至是唯一合理的、唯一合道德的政治选择。但我一直觉得这种制度其实还未经过历史的充分检验，这事儿恐怕还得再看看，也许至少还得再过个两三百年，才能真正看清楚。北宋以前上千年的郡县制国家的文明积淀，使得这种政治所有危险的可能性都已经尝试过了。各种各样危险的可能性像一面镜子，处处透出暗示和提醒，对这些危险的警醒，导致了北宋政治文化根柢里的疑忌精神，这反映在太宗的理念中，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什么事情都要以防为主，所有的方面都要有严格的管制。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制衡在宋朝达到了极为精微的程度，灵活运用权力的空间被降到了极低的限度。
以对外的战争为例。北宋在外带兵的将帅是没有便宜行事权的，就是说不能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做战略甚至战术上的调整。北宋的将帅出去打仗一般都带着钦定的阵图，有变化要及时上报朝廷，不能自己做主。而那时候通讯效率又低，所以北宋对外战争方面的弱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太宗常说一个王朝“有内忧则无外患，有外患则无内忧”，如果要选择呢，还是选择外患比较好。因为内忧是致命的，外患往往是不致命的，前几代王朝都亡于内忧。这样想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历史常常充满了戏剧性——北宋最终却亡在了外患上。
关于北宋在战争方面的无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非常有趣，但不大经得起推敲。比如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认为北宋为什么弱，因为从五代起，中国女人开始缠足。缠足导致女性身体变弱，结果生出来的孩子也弱，当然就打不过北方的少数民族。但问题是，南宋初年的岳家军难道不是小脚女人生出来的？怎么就那么强呢？同样有趣的是钱穆先生的解释——很多人都觉得钱先生的讲法很有见地，但实际上也不大经得起推敲。钱穆先生说，古代战争中最重要的是骑兵，骑兵对步兵有强大的优势，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骑兵第一是速度快，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骑兵可以穿重装甲。所以骑兵对步兵是有先天优势的。而骑兵必须有好的战马。钱穆先生讲，养战马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要有高寒的环境和好的水草；第二，要有比较空旷的空间。而中国古代出好马的地方都不在北宋疆域内，一个在辽东，一个在西夏。北宋养不出好的战马，所以仗打不过。这个解释很多人都很信服。可按照这样的讲法，两宋以及此后历史中的很多史实都是解释不通的。在我看来，北宋的弱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漆侠先生的书。关于宋史的研究，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邓广铭先生、漆侠先生的研究都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作为北宋政治文化的核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纲领对王朝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军事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以神宗晚年为例。到元丰末年，王安石变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在于财富的积累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已经有足够的财富能够发动战争了。于是宋神宗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但几路大军派出去，居然没有统一的主帅，导致各路大军之间根本不能协同并进，最终以惨败收场。北宋在国防方面真是堪忧。你看北宋的版图就知道了。造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王朝初年向北征讨不利，转而向南征讨。在朝代初兴的时候一定要把最艰难的地方拿下来。太祖朝没有拿下北汉，太宗朝虽然拿下了北汉，但在攻打燕云十六州的时候失利，这导致燕山山脉这个天然屏障反而成了别人的屏障。而开封又是个四战之地，到了冬天，辽人放马南牧，几天就能打到开封。太祖晚年曾经要迁都，想迁都洛阳，但是迁不了。为什么？因为洛阳在物资集散方面的便利程度，远低于开封。唐以后的统一王朝，都在大运河沿岸建都，根本原因在于物资转输的方便。[2]
北宋虽然富庶，但整个国家一直是岌岌可危的，这种盛世隐忧的局面，构成了士大夫精神觉醒的基本要素。再加上北宋有养士之风，北宋自王朝初年起就强调士大夫精神，鼓励士大夫人格的提升。太宗朝开始，进士及第以后，由皇帝钦赐《礼记•儒行》篇。《儒行》强调的是刚毅特立的士大夫精神，由此可以看到北宋初期君主鼓励的方向。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如范仲淹、胡瑗等人，身上大都可以看到《儒行》的影响。北宋时期同时又有一种非常宽容的氛围——容忍士大夫在一定限度内对朝政的批评。既砥砺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又营造出一种包容的氛围，加上盛世隐忧的格局，某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就自觉自然地涌现出来。
范仲淹“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精神，是那一时期士大夫精神风格的典型。我常常讲，任何历史主体要想真正深入自己的时代，这种“忧”的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忧”这种精神，当然不是范仲淹的发明。《孟子》一书中早已讲到“忧”这个字。我们去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章。要理解“劳心者治人”这句话一定不能脱离具体的上下文，这句话后面短短两三百字的一段，“忧”这个字出现了六次。其中，“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所忧对象的不同。对于“劳心者治人”这句话，如果带着理解、而非简单从字面上翻译的话，应该译为：唯有忧民者才有资格成为统治百姓的人。“忧”是最深的爱，而且不是占有性的爱，是承担性的爱。生活当中，最强烈的“忧”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的爱当中。正因为这种“忧”的精神，所以北宋的思想主体可以深入到时代当中来。北宋士大夫精神里两种倾向最为强烈：一种是政治改革的倾向。仁宗朝开始，几乎所有的士大夫都有强烈的政治改革诉求。从范仲淹开始就一直要改革，直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虽然引起了所谓的保守派势力的反弹，但是在保守派的阵营里面也有很多人是赞成改革的，包括二程。二程也认为必须得改，关键在于究竟怎么改？是不是一定要像你王安石那么改？除改革方案的不同外，二程还认为王安石不能“与人为善”。《孟子》中讲“与人为善”的意思是“取于人以为善”。王安石拒绝容纳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是程颢最不能接受的地方。要求政治变革，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基本共识。这一个方面，在范仲淹到王安石的改革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致。另一种倾向，则体现为对整个文化的焦虑，对人伦秩序的焦虑，由此必然产生对人伦秩序安排及其背后的哲学理由的关切。如何抵御佛老的冲击，用一种理性的、人伦的生活态度来引领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就成为宋代士大夫焦虑的另外一个方向。那么北宋士大夫的精神自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体现。我们刚才讲到忧的精神，“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意识。这种承担意识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或者至少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能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困穷苦学的普遍性。北宋士大夫普遍有困穷苦学的经历，像范仲淹、欧阳修、胡瑗这些人，全都是困穷苦学的典范，范仲淹是其中的代表。范仲淹年轻时在一个寺庙里读书，到冬天疲惫不堪的时候，就用冷水泼脸，泼醒了之后继续读书。穷得不行，每天熬粥一锅，划为四块，每天就吃这一锅粥。欧阳修的父亲去世得早，早孤，他的母亲用芦苇秆画地教他写字。欧阳修小时候，有一次到隔壁的一个李姓的财主家里去看书，看到有一些残破的书扔在垃圾筐里，欧阳修就拣出来读，觉得文章得真好，就跟人家把这本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要了过来。他的文风受韩愈影响最大，根子就在这儿，以至于欧阳修成年以后，还要不断收集韩愈的文章。
第三点是道德的自我节制力。当时士大夫当中普遍地具有很强的道德的自我节制力，他们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即使像苏东坡这样的放达之士，比较前朝而言也要严谨很多。前代如白居易、元稹之流，那种私生活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但到了北宋，道德的自律成为普遍的风尚。比如，司马光是王安石的政敌，但两个人都拒绝纳妾。程颢批评王安石变法，但在不喜坐轿这一点上却与王安石完全一致，程颢认为坐轿等于“以人代畜”。即使苏东坡这样的人，虽然文章写得飘逸了些，但是私生活还是相当严谨的。东坡就是兴趣太多。那真是个天才，做什么都行。儒释道都有研究，还精通炼丹——他的文集里有多种丹方。自己会酿酒，他在一篇小文章里写自己怎么酿酒，连这事儿都写得极风雅。书法就不用讲了，画也好，虽然流传下来的极少。文章那是写得漂亮。苏东坡讲自己的文章时说：我的文章“如遍地泉源，不择地而出”，就是说像源头活水那样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涌出，而且“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就是说该着笔墨的地方一定写到，该停下来的地方自然也就停笔了。[3]他还会做菜。东坡酷爱吃肉，后来东坡和程颐之间矛盾爆发，就跟吃肉有关。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时候收入少了很多，不能天天吃肉，倍觉郁闷。他居然会想到去找到某种菜，做出来口感比较接近肉。但即使这样感性的一个人，总体上讲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是相当严的。
第四点，排抵佛老，倡导儒家的理性生活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杂于佛老，比如王安石。晚年逃于佛老的也不少，像苏东坡早年曾极端反感佛教，遇到和尚必折辱之而后快，到后来人生遇到挫折以后，也以逃于佛老为归宿。尽管如此，从士大夫精神的整体方向看，排抵佛老还是当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