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世界形成的动因
这个人类普遍交往的“现代”或“现代世界”缘何而形成？对这个问题，人们已经给出过种种答案。
一曰“海道大通”或称“东西两半球汇合”，也叫“地理大发现”。最后一个词组尽管被认为“是欧美资产阶级史学者的惯用名词，是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和轻蔑意味”（雷海宗先生语），但祛除其“侵略和轻蔑意味”，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终生致力于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剥削与侵略本性的马克思，就曾多次谈到新航道的发现或新大陆的发现的划时代意义，如称“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力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3〕这里强调了两个“发现”，同时也指出了“所有这一切”的综合动因作用。
远洋探险背后是造船和航海技术的突破性进展。15世纪，西欧造船技术出现重大突破，一些地方制造出了既可顺风也能逆风航行的三桅帆船，能够适应大洋瞬息万变的气候条件。16世纪以后，荷兰、英国的造船技术更有长足发展，英国甚至造出了三层甲板的多桅战船。中世纪晚期，湮没的古希腊地球观念重新被发现，地图学和世界地图绘制随之兴起。采用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和阿拉伯人发明的“星盘”，也使远离海岸冲向浩瀚大洋的长途航行成为可能。
随着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人类的确开始走向一个全球大汇合的新时代。海道大通将长期隔绝的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联结起来，结束了地球各部分、人类各民族平行发展甚至孤立发展的状态。人类经济活动范围扩大，贸易往来从原有的地区贸易、间歇性东西方贸易逐步走向全球贸易。大航海还使16世纪成为伊比里亚君临世界的世纪：先是西班牙、葡萄牙分别向西、向南又向东扩张，1580年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兼并葡萄牙，使之在此后60年里成为自己的附庸。此时西班牙势力达到顶峰，睥睨欧洲，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即使在1588年它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未成却惨遭覆灭，仍然能很快重整旗鼓雄风不减，直到在“30年战争”（1618—1648）中失败以后才最后让出在陆地和海洋的霸权。
“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西方列强在全世界瓜分殖民地，1494年，西班牙、葡萄牙在教皇主持下签署“托德西拉斯条约”，在地图上佛得角以西370里加（1里加约等于5.9公里）处划一“教皇子午线”，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明确了当时的两个世界性强国在全球强占地盘的专有权利。由此开始的一系列争夺、谈判和条约，构建了现代世界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初始形态。直到今天，主导这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或体系一直被称为“资本主义”。但“地理大发现”并非肇始于代表新时代方向的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是封建主、天主教会、冒险家和商人合作的运动。哥伦布曾经是一名年轻的羊毛商，他的传记作者、航海史专家莫里逊称他“就把想法迅速变成行动，活泼的好奇心，准确观察自然现象的能力，乐于冒险和热望获得财富与赞赏而言，他是一个现代人”。但他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众多海上冒险家都还不是资产阶级现代商人。哥伦布首航前受封为有权统治将获得土地的“副王”，西班牙女王允许他保留所获财富的1/10；首航所需经费二百多万马拉维迪，其中一百六十多万来自王室，其余也多半出自贵族。其他几次最著名的远洋探险航行也是由西、葡两个当时还远离欧洲中心的封建王国的王室组织和资助的。而且西班牙这个刚刚由联姻组成的王国，内部尚未完全统一，封建势力仍然强大，王权的巩固和民族国家建设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新航道的发现也是基督教向全世界扩张的开始。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组织远洋航海的诸多动因中，有一项是交换商品，但更多的是寻找传说中的大洋彼岸、发现未知世界、了解伊斯兰对手和传播基督教。以1415年占领休达为标志的葡萄牙海上扩张，目标除了获取新领土，主要是取得当时价值堪比黄金而实用价值比黄金还要贵重的香料，甚至获取黄金的主要目的也是换取香料。仅就领土扩张而言，葡萄牙占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等大西洋岛屿后，主要的殖民活动是发展种植业，包括谷物和糖类生产。因此，专门研究现代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强调，15世纪末由葡萄牙开始的殖民扩张不过是欧洲11—13世纪应付封建制度危机的扩张活动的延续，是欧洲扩张的第二个高潮。只不过由于这一轮扩张“势头更强大，社会和技术基础更牢固，动机更强烈，因而获得成功。”〔4〕另一位研究欧洲扩张的历史学家也谈到：地理大发现的早期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伴随下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5〕
由此回看过去通用的世界史教材，因为受苏联史学体系影响，宣称“资本主义的产生引起西欧各国对海外航路的探寻”，类似这样的判断其实都很含混，容易产生史实混淆；通常所说“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地理大发现”则更不准确，很可能是因果颠倒，甚至即使再颠倒过来，在“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恐怕还需要很多环节，才能构成历史因果关系。地理大发现不等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退一步说，一个主要由商业资本支配、手工工场—封建主—天主教会—冒险家和商人合作推动、由海外殖民掠夺和垄断性贸易支撑的世界市场，并不是不可逆转的，不能确保人类可持续的“普遍交往”。世界市场的这个开端距离现代世界的确立恐怕还要走很长一段路。16世纪西欧列强争夺的重心仍然是欧洲大陆和附近的海域。最早从事远洋“发现”的西班牙、葡萄牙，后来双双成为现代世界的落伍者。这些都是基本的史实。
一曰美洲金银的冲击。这是对“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具体化，也是对制度经济学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理论的深化。经济史学家诺思发现，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只是由于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海洋运输在技术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安全性提高而成本降低，结果是海洋运输生产率提高。诺思等人的研究形成经济史的制度学派，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造成现代世界首先在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但紧接着人们又开始询问：这种有效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答案之一是：美洲的发现这一偶然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欧洲，迅速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的重新分配，最终导致了制度创新。用模型表示即：“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最后的结果不消说是西方世界兴起，亦即现代世界首先在西欧兴起。〔6〕
制度学派批评经济学过去的有关研究一直强调技术创新，而把制度因素看做是“外生变量”或者是可以排除在经济模型之外的既定因素。“美洲金银冲击”说则进一步强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偶然的、突发性的外生因素的冲击，往往是导致制度突变的关键。这可称为“造成外生变量的外生变量”论。其问题意识非常明确：为什么经济起飞在那个历史时点出现在欧洲特别是英国，而不是在东方国家，例如中国？然而，这一解释自身的问题也在这里：为什么变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从美洲运来金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就涉及当时西、葡与英国当时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的种种不同。无论是从现代化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其他哪个视角来看，这些差别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地理大发现”以前，整个欧洲的黄金、白银分别只有2000吨和20000吨左右。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伊比里亚半岛的殖民侵略者靠欺骗、抢劫、杀戮和奴役，从美洲获得上千吨黄金和10万多吨白银，据官方统计，仅1521—1600年间秘鲁和墨西哥就有200吨黄金和1.8万吨白银进入西班牙，如果加上走私，实际数量当然还要大。〔7〕但这些金银没有变成发展工商业的资本，没有在西班牙带来财富重组和制度创新，而是被国王、贵族、官僚、冒险家用于战争，购买官职、土地、奢侈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布罗代尔在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里，详细记述了巨量白银是如何从严格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西班牙保险柜”中流出的：除了走私，数量最大的外流还是王室和国家的数额巨大的花费造成的。总之，美洲白银到达西班牙以后大部分很快流向布鲁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商业贸易中心，大量的收购造成当地银币泛滥、物价持续上涨。毫无节制的支出则使得西班牙财政在1577年、1597年、1607年、1627年一次次宣布破产，损失被转移到普通纳税人身上。所以，如果不具体研究当时西欧各国不同的内部情况，笼统地讲美洲金银对“西方”的作用，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如果做进一步考察，可以知道这个时期大量白银（1600年前后每年大约80吨，相当于美洲每年输入欧洲白银总量的1/3）最终流到地中海东岸的“利凡特”地区和亚洲的印度与中国，以换取那里的产品。但如此巨大的“外生变量”并没有在那里引起制度变迁。
一曰资本主义的驱动。资本主义作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或经济结构形式、一种经济制度或经济秩序，一直是现代世界发展变革的载体。现代世界的历史特别是它的早期阶段，往往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形成然后向全世界扩展的历史。《西方世界的兴起》里的“制度”所指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为一种特定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甚至常常跟工业化建立的工厂制度混同。因而“现代”也就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代名词。
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现代世界跟资本主义的密切关系。如《资本论》谈到“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这大体上跟“东西两个半球交汇”同时。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了资产阶级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资本论》则开宗明义：“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8〕
1968年版《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现代化”词条第一部分仍由研究中东现代化的著名学者丹尼尔·勒纳撰写，词条一上来就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一段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作为阐释现代化含义的第一根据
但“资本主义时代”跟“资本主义”不应当是一回事。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跟人类“普遍交往”的形成显然不同步。从地中海区域和整个欧洲来看，商业、手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早于“地理大发现”，更早于工业革命。包括银行、股票交易所在内的金融设施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革命时期欣欣向荣，使工业家可以运用个人或机构的储蓄。然而如果没有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逆转。意大利北部和其他一些地方早期商业—高利贷资本主义的衰落就是明证。没有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时代也是不牢固的。
用资本主义还是用工业主义指称现代史，一直被看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例如韦伯思想传统）的界限。实际上，在把资本主义当做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和认为16世纪开创了资本主义时代（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大规模扩张时期）这两个重要问题上，马克思跟韦伯没有多大差别。区别在于：韦伯界定资本主义为通过交换追求利益的一切经济活动，因而早期资本主义几乎无所不在；在韦伯那里，现代资本主义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因为它具备了“合理性”，是一种理性化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则强调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只是特定时空下形成的一种“生产方式”。韦伯的资本主义“理性化”的逻辑结果是：由于迫切需要降低生产成本而狂热地追求发明创造，使技术创新与创造利润合一。这种合理的资本主义直接导致工业主义和现代工业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限定则启发我们思考：现代化包括工业化或工业主义的扩散，是否一定需要劳动力的商品化，需要资本主义这一西欧现代工业社会产生时所必需的载体？现代大机器生产、大工业生产力是否必须以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为前提？现代工业社会为什么就不能采用其他更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制度或方式，例如劳动者合作制、自由联合体之类？
《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还有很多人强调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甚至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强调西欧封建制度的危机和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对于开启现代世界的意义，都能讲出一些道理。韦伯思想的评论者注意到，强调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形成的意义，“这是旧式欧洲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具体的表现包括17世纪时对荷兰人的惊人成就所做的解释——或者归因于加尔文主义，或者归因于宗教宽容……”〔9〕韦伯正是继承和光大了这一传统，才有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一系列著述。韦伯认为：新教（加尔文宗）教义中的先定论和禁欲主义，新教徒的重现世、重善行和勤奋、节俭、诚信等良好的伦理道德，都是推动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因。宗教改革与西欧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有密切的关系。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以罗马教会为象征的欧洲旧秩序。国教和绝对主义王权推动了英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新教加尔文宗对荷兰摆脱西班牙帝国建立独立的联省共和国，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像刘易斯·纳米克爵士所说的，“宗教是16世纪民族主义的代名词。”〔10〕此外，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拒绝旧教会的等级制度，主张全体信徒分享教职，蕴涵了各种自由主义；根据拯救来证明人生、强调个人需要对自己负责的得救先定论，则会导致一种个人主义的道德观，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一向被看做现代性的要义，亦即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另一些人则批评宗教改革的“不一贯性和狭隘性”，指责新教对不同教派实行新的压制迫害。如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指出：在政治自由本来不存在的地方（例如德国），宗教改革也不能带来自由，相反，它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君主的统治，对自由制度的发展有弊无利。〔11〕虽然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尼德兰革命和“30年战争”，可以证明“针对帝国衰落进行的新教的革命骚动带有强烈的民族特征”（巴勒克拉夫语）。但是，宗教改革运动与民族国家形成的因果关系其实很难说得清楚，甚至完全因时因地而异：当时，许多新型君主国的“国王们正在积极地建立现代国家的各种机构。正是这些国家，而不是任何其他个别因素，决定了宗教革命的进程。一个国家是皈依新教，还是继续信奉天主教，或是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宗教团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上的考虑”。〔12〕由于不满意宗教改革解释，人们于是将现代追溯到15世纪开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例如基佐、米什莱那样的法国自由主义者，不再把宗教改革称颂为现代性之源，而是到拉丁语——或许是法国文艺复兴——那里寻找现代性的源头。”〔13〕他们从文艺复兴运动，特别是从人文主义中“不仅看到中世纪种种事物已经衰落，而且也看到一种对世界抱有崭新而又有建设性的观念出现了”。〔14〕
更多的人强调启蒙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民主、科学等等——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文明秩序，并且是重估一切既有价值、制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认为“启蒙思想家始终不渝追求的那些变化与今天的社会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完成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5〕启蒙思想家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手里接过反封建、反教会的旗帜，并进一步提出了一整套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英国的洛克，荷兰的斯宾诺莎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对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至少是促成现代化的“双元革命”中政治大革命的重要动因之一。
持唯物史观或者倾向唯物史观的经济史、社会史学家则强调：真正为现代世界奠定基础的，还应是围绕“工业革命”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大变革。没有这样一个物质基础，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现代观念等等都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同马克思所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以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16〕
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大飞跃、大提高？人们一般都会说到蒸汽机、工具机等新技术发明的推动作用。但是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造成技术进步的动力又是什么？是市场需求？是竞争？问到最后，恐怕就要归结到“终极动因”。而实际上这个终极动因是很难确定的。相比之下，恩格斯的“合力”说更具解释能力和说服力：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冲突的“意志”，但没有忽略“每一个意志”背后的“特殊的生活条件”。这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错，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含义时曾说到历史的“终极原因”：“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8〕但很明显，这里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针对精神文化、观念思想等“非终极原因”提出的，而且它包含的“原因”并不单一，既有经济发展、生产方式，也说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恩格斯在这里表述的观点跟“合力”说并没有矛盾。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有了物质（地理大发现、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制度（世界市场、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政治大革命）和文化（从人文主义到启蒙思想）三个面相的解释，实际上可以把它们整合起来，因为无论是早期西方的现代社会，还是后来从抵御西方同时也学西方开始推行现代化的社会，甚至“前现代”或者“后现代”，都离不了这三个方面，都是由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的。当年汤因比论述诸文明形态时这样认为，梁启超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从“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逐级递进讨论中国社会的进步、进化时，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至于三者哪个更重要甚或最重要，哪个变化在先哪个变化在后，恐怕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至于“现代”起源于何处，恐怕不是个问题。因为无论“地理大发现”还是资本主义或者工业革命，都跟西欧关系最密切，都是从西方肇始的。如帕尔默等在《近现代世界史》中所称“前几个世纪，欧洲建立起世界上空前强大的一种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和科学体系的结合体。在建立的过程中，欧洲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对其他大陆，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文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有时破坏它们，有时刺激它们或促使其生气勃勃，并且，总是向它们提出要么抵抗，要么适应的问题。”〔19〕这个概括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其中所说的“抵抗”与“适应”，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非西方文化在遭遇强势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以后，往往是一边抵抗一边学习（也可以叫“适应”），这两个层面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后面所要叙述和分析的迟发展地区和国家现代化发端时期的基本内容。
那么，为什么现代世界的晨曦首先出现在西欧，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回答这样的问题时，强调“必然性”或西欧相对于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标准性、正统性，或者用中世纪西欧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做解释，都有可能走向某种形式的宿命论和“欧洲中心主义”。15—16世纪之交的欧洲和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当时的地球上仍然是相当灰暗、相当“边缘”的，更不用说位于西欧边缘的伊比里亚半岛了。正如《全球通史》所说：如果用当时人的眼光来看1500年的世界，将会看到一个跟某些现代解说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世界相形见绌。〔20〕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影响世界至大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最初也都产生于古代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历史上，秦帝国起源于不入诸夏版图的西北边陲蛮荒之地；19世纪迅速崛起的日本一直位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最外层；20世纪逐渐成为世界超强的美国，起于新大陆偏僻的东北一角；20世纪影响世界至伟的俄国1917年革命，也是发生于“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而不是马恩所设想的资本主义最发达、无产阶级力量最强大的西欧国家……总之，历史的发展常常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边远落后的地方凝聚力量，产生突破；原来的“中心”则因其“发达”而陷入病态，停滞不前，从先进变为落后。这样的事例在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如果要说“规律”，这倒不妨看做一个规律。
概言之，广义地称呼“现代”或者“现代世界”，可以认为它始于“海道大通”或称“东西两半球汇合”，迄今已经500年了。如果要突出“工业革命”对现代性在西欧不可逆转地确立和世界其他地方“从而化之”的巨大影响，现代世界也已经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至于如何对这个现代世界和“世界现代化”作价值评判，则是需要另外予以详细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