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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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关系研究概况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概况

在古代,虽然没有系统、专门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是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古人也经常思考和谈论国家间的关系问题。

(一)古代先哲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

中国古代先贤著作中有关国际关系的思想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中。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在我国目前版图内存在着许多诸侯国,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性质是相似的。在《管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国语》、《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可以发现许多具启发意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和论述。

《管子·霸言》提出:“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这是讲国家国际地位变化的相对性,即一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衰败。没有他国的衰败,一国是不可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

《荀子·王制》提出:“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这是讲争取人心、争取盟友和兼并土地三种不同战略所能产生的三种不同战略结果,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左传·烛之武退秦师》记载了烛之武劝秦穆公不要帮助晋国攻打郑国。他对秦穆公讲:“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说,由于郑国与晋国相邻而与秦国相隔,郑国被灭后必然归晋国所有而不会归秦国,而增加晋国的实力实际上等于秦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他以国际政治中的实力相对性原理说服了秦穆公放弃助晋攻郑的政策。

尽管欧洲古代的城邦国家、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但欧洲先哲们的有关论述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思想根源和基础。这主要源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建者们以美欧学者为主,他们熟悉欧洲古代国际关系的思想,但不太了解中国古人的思想。虽然中国先哲们也有许多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但当代中国学者的总结、介绍工作做得不够,不仅外国学者不了解,连中国学者也知之甚少。

在欧洲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把希腊城邦战争的史实和评论记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至今学者们研究国家间的冲突仍参考该书的观点。到了近代,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提出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观点,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提出了战争不能避免而只能推迟的观点,这些观点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萌芽。格劳秀斯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是最早的国际法著作。该书与康德的《永久和平》都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早期代表作品。

有趣的是,中国与欧洲在17世纪之前联系很少,但两种不同文明下的人们却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少相似的认识。例如,烛之武和马基雅弗利两人相隔了1800多年,而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谁使另一人强大,谁便是摧毁自己”的观点,与烛之武的“邻之厚,君之薄也”的思想认识极其相似。至今,这种相对实力的思想观念仍是国家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们分析大国关系的认识基础。

(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且形成了以下几个主要学派。

首先兴起的是理想主义学派,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发表的“十四点”讲话。理想主义为以后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基础,但其自身却没得到持续性的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较大发展。摩根索在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作。20世纪50年代起,科学行为主义推进了现实主义的发展,代表性著作有卡普兰1957年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谢林1960年的《冲突的策略》、多伊奇1968年的《国际关系分析》。2006年,谢林成为国际关系学者中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沃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将传统现实主义升级为新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发展出进攻性现实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基欧汉和奈1977年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在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理论。20世纪90年代未,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其代表性著作是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到了21世纪之初,除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之外,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英国学派、批判理论都有所发展,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下表是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个主要流派的总结。

表1-1 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流派

我们在本书的附录一中概括了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思想渊源、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方便读者思考国际关系问题时借鉴和参考。(注:读者在阅读完本书后如果希望进一步系统、深入地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在此推荐一本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研究生教材——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程

(一)研究历程与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外交工作的研究,媒体负责关于国际时事的报导和评论,而国际关系作为学术研究则几近空白。1964年,我国政府开始设立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但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些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工作又陷入全面停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际关系研究才在中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机构从事政策研究,二是学术界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1981年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其后,关于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逐渐增多。80年代末起,中国学者开始模仿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张季良1987年的《国际关系学概论》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本国际关系教材。同年8月,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

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三个新发展。其一,科学研究方法受到了重视,开设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课程的高等院校增加。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经济与政治》两家杂志社专门组织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研讨会。这是中国主张传统主义研究方法与主张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学者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这一争论比美国类似的争论晚了约四十年。随着研究者方法意识增强,有实证检验的研究性论文逐渐增多。

其二,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主动寻找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再是消极等待国外学者发现问题后再参与研究。2005年创刊的《国际政治科学》是国内第一份以问题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学术刊物。为了更有效地回答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中国青年学者开始主动地创造新的理论框架,而不再重复使用国外已有的理论。

其三,对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关注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这表现为对先秦思想的整理和介绍以及以中国古代外交史为案例发展新的理论。2003年,叶自成所著《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是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第一本比较系统的著作。2005年,国内高校还举办了“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研讨会。

1991年以来,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创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设想。截至目前,这一设想依然停留在能否建立和如何建立的讨论上,尚未有理论创建被国际社会甚至中国学界自己认为属于中国学派。然而,上述三个新发展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进入了创新性研究阶段。那些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方法为工具、以中国古代思想为营养的研究,有可能在今后5—10年内创造出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成果。

(二)不同理论流派的影响力

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很多,但它们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却不同。现实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流派。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一流派的理论就主导了政策研究、理论研究、国际关系教学以至国际新闻评论。这一学派之所以在中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原因是其对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容易被社会各界人士所理解,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有较强的一致性。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政策、学术、教学、新闻等方面的影响力仅次于现实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其影响力可能还要大于现实主义。其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双赢的机会较大,国家容易达成合作,因此制度主义关于如何实现国际合作的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方面,其影响力明显小于现实主义,因为这些领域中的国际关系多数情况下是零和关系,国家在这些领域很难达成合作。

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则主要局限于大专院校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其传播范围主要集中在业内青年学者之间。由于这派学者侧重研究理论问题,对政策研究和国际评论做得较少,其影响力难以超越书斋。这派理论缺乏社会影响的另一原因是缺乏对现实国际政治生活的指导性,也就是说,其理论应用价值较低。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范围同样有限,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必修课在大专院校的教学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中只是其中的一个流派。这一理论派别的学者以大专院校的两课教师为主,他们较少发表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也有待提高。

专题 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

2005年11月,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生论坛”上,有关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学界和政界都在呼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笔者以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别性质的,因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的排他性。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流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国籍,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它们。虽然这三种理论的创建者都是美国的学者,但是摩根索、沃尔兹、基欧汉、温特这些理论创建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美国理论。这如同,孔子、管子、墨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创建者之一,他们虽都是中国古代的先贤,但他们从未称自己的理论是中国的理论。英国学者牛顿是古典物理理论的创建者之一,他也不将自己的理论视为是英国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一词,和“芝加哥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佛罗里达学派”一样,是用于指那些某种系统性还不太完善的理论思想,并不意味这些理论具有国家或民族的代表性。

不仅理论创建者们自己不认为理论可以是某国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是在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创建的,因此在一个成功理论创建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与其假定和结论相对立的其他理论。这些相互对立的理论同时存在,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何种理论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代表。例如,自一战以来,由美国学者发明的理论就不下几十种,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就有理想主义、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这些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对立的,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用过不同的理论解释对外政策,我们怎么判断哪些理论是美国理论呢?

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他们的研究目的不同。理论研究在于发现规律,而政策研究在于实现国家利益。目的上的这种区别决定了理论研究坚持普遍性原则,而政策研究则采取国家利益原则。国际关系理论的科研成果可以被对立的国家使用。例如,区域化理论的原理之一是,区域化需要明确的地理界线,没有明确地理界线的区域化合作是无法深入的。根据同一原理,中国坚持东亚共同体以“10+3”为基础,限制区域外国家的参加,以便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美日则采取开放性原则,让亚太国家都加入东亚区域合作,从而使东亚共同市场建不起来。

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我国学者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创建成的理论是中国的理论。一是我们只能是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先秦文化精华创建新理论。也就是说,将来我国学者创建了有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也是一种普世性的理论,而不是国别性的理论。二是在创建过程中我们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创造出有生命力的理论。这就是说,将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的成果,也含有多种理论要素。

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上遇到的问题不是没能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是没能创建出系统性强的理论,理论研究长期停留在产生相互矛盾的思想火花的水平上。加强方法论、古代政治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方面的学习,将有助于尽快创建系统性完整的理论。

资料来源: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