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
——对100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与反思

1784年，第一艘美国商船驶达中国的广州口岸，由此揭开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和这两个伟大的人民之间相互交往的序幕。从那时到现在，已经227年过去了。在这一段时期内，在两国人民和两种文化之间，起着沟通作用的，中国方面主要是华工和留学生，美国方面主要是商人、传教士和新闻记者。其中以新闻记者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为最大。

美国媒体派遣记者到中国采访，起始于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这一年，纽约《世界报》的记者詹姆斯·克理尔曼（James Gralman）衔命来华，在中日交战的前线进行采访活动。此后不久，汤姆斯·密勒（Thomas F'. Millard）又被《纽约先驱论坛报》以特派记者的名义，派遣到中国来采访有关义和团及八国联军的消息。这是最早的两个来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此后，直到20世纪末，相继来华的美国记者中，知名度较高的，还可以举出《芝加哥论坛报》的鲍威尔（J. B. Powell）、美联社的葛尔德（Randall Gould），和雅格比（Aunalee Jacoby）、斯诺（E. Snow）、费希尔（M. Fisher）、窦丁（T. Durdin）、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斯特朗（Anna Louies Strong）、沃陶（Maurice Votaw）等人。除了20世纪的50至70年代近30年的这一段时期，由于两国邦交中断，美国记者被挡在边境的另一侧，只能隔海眺望和在外围徘徊以外，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的这块土地，始终是他们关注的热点，和他们采访活动的重点。

到中国来的美国记者们，几乎全部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名牌的新闻院系，有很好的职业修养和很强的敬业精神。为了亲临现场，采访到第一手材料，他们不辞辛劳，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始终活跃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线。近百年来中国抵御外侮的多次反侵略战争，各系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和无数次的厮杀与火拼，国共两党之间的三次大规模的内战，以及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曾经是他们的采访重点。各个社会阶层各个政治派系的代表人物，都是他们的采访对象。从运筹帷幄的府院，到指挥作战的前线司令部，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到生活条件很差交通十分不便的穷乡僻壤，包括连中国国内的记者们也很少去的一些地方，几乎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报道，记录了一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到的凌辱和灾难，也记录了一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他们自己也因而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为了搞好采访和写好相应的报道，他们在每次出访前都作过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加上他们深谙中国的国情，熟悉中国的现况，使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密勒（Thomas Frank Millard）、鲍威尔等，逐渐地成长为中国通。其中的一些人，在回到美国，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以后，仍然继续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成为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鲍大可（A. Doak Barnett）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深受美国当局的重视，成为后者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1999年3月去世的鲍大可。他是1947—1950年这一段时期的《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驻华记者，参加过国共内战的采访，目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回国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历任哥伦比亚、约翰·霍浦金斯大学的教授，出版了十几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指导过60多位研究当代中国的博士和硕士生。自50年代末美国对华决策开始考虑松动以来，在每一个转折点的重要政策讨论过程中，几乎都能看到他的影响。

美国记者们的对华报道，向美国公众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情况，促进了中美两个伟大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使美国公众开始关注中国的事情，不再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这是他们的一大功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如父辈曾经在中国经商传教，本人出生于中国等等，有着特殊的中国情结。他们了解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历史劫难，太息中国民生之多艰，对他们视为第二故乡的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时时流动在他们所作的报道之中，给读者以一定的感染。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来中国采访的一些美国记者，虽然并没有上述的特殊的中国情结，但他们有过较长时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其中一些人还曾经以同盟国记者的身份，在中国战区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报道，和中国人民同过呼吸，共过患难，有一定的感情。这些美国记者由于了解情况，加之采访深入，往往能够比较公正、比较客观地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当政者的不少举措，有所批评，对中国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则寄以希望，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乐观厥成。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麦金农教授（Stephen R. Mackinnon）称为“浪漫的一代”的，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但是，也有一些美国记者，是抱着各种各样的成见和偏见到中国来的。这种成见和偏见，在他们的报道中，时时有所流露。这也是这一时期美国记者笔下的中国人，时而是苦难深重的“善良的农夫”，时而是义和团和“傅满洲”式的“恶棍”的一个原因。

1949年以后的半个世纪，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新旧政权的更迭，和中美邦交的中断，美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出现了近30年的空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局面打开，老一代的熟悉中国情况对中国具有特殊情结的美国记者，除了个别的应官方的邀请，得以再续前缘之外，多数已经谢世或退休。到中国来的是一批对中国完全陌生的记者。这些记者一旦面对和他们暌离了20多年的这一东方大国，顿时感到眼花缭乱，就像当年的马可波罗来到这里一样，觉得这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样样都很新鲜。他们的笔下，因而出现过不少带有猎奇性质的和牧歌式的报道。此后，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歧异，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某些政治风波的爆发，又随之涌现了大量的“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后一类报道的大量出现，也是远在美国的媒体总部预设的一些框框，对他们的影响的结果。两种报道的交替出现，“导致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忽正忽邪，美国舆论对中国忽爱忽憎，这种左摇右摆，至今仍然未能尘埃落定”。（见麦金农教授所作的《浪漫的一代》一文。载2000年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出版的《爱恨中国》一书第16页）与之俱来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的形势并没有变，只是美国记者们报道的“风”变了，另一种则是中国的形势变了，而美国的记者们却还自囿于他们自设的框框之下没有任何改变。两种情况的出现，都是这些记者们过于主观，过于情绪化和看问题过于简单化的结果。

100年来的“爱恨中国”的报道，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到中国来访问的美国的记者们，首先是美国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要求美国的记者们改变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只是期望他们发扬他们前辈的好的作风，多看重一点事实，多了解一点实际，多进行一点调查研究，少一点偏见，少一点情绪化，少一点简单化，少一点先入为主的成见和想当然和随声附和。

21世纪的钟声已经敲过。和过去的一个世纪比较起来，由于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地球村相对地变得越来越小了。但世界毕竟是多元的。多一点沟通，少一点误解；多一点宽容，少一点对抗；多一点务实的报道，少一点“妖魔化”的恶意攻讦；在和谐的氛围中和和平的环境下，共同发展，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的。“旌旗不动酒旗摇”，让世界多一点“爱”，少一点“恨”，这是古往今来的明智的政治家们的共同追求。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们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特别是中美两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为此而努力。

（原载2002年第2期《国际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