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访报记（下）
访《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旧址
这次访日，东道主提出的活动方案是先在东京参加会议和讲学，然后去关西地区的大阪、京都和奈良参观访问。在征求意见，问还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我只提了一条，就是希望去横滨看看梁启超办报活动的旧址。这一要求，在到东京后的第7天就实现了。
这一天是11月17日，东道主方面由上智大学新闻学科资料室的负责人伊藤阳子小姐陪同，因为她曾在横滨住家，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担任翻译的则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的讲师萧素翠小姐，她正在上智大学新闻系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一行上午十点在国铁东京站聚齐，从那里乘车出发。
横滨在东京之南，是东京湾南端的一座港口城市，北距东京市中心区约30公里。这里历来是东京的门户，19世纪中叶以后，从中国大陆浮海而来的，多数在横滨登岸，然后沿陆路去东京。王韬、梁启超、宋教仁等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本世纪初，横滨东京之间已有铁路和公路相通，乘汽车大约需两小时左右，票价只要三角来钱。(1)《宋教仁日记》1904年12月13日条所记的“十二时（在横滨）登汽车，未正抵东京新桥”，就是当时旅行情况的实录。现在这两个城市已经连成一片了，从东京坐京滨急行线的快速电车，只要16分钟就能到横滨市的中心，从那里换乘根岸线的电车，经过高岛、樱木、关内三站，在石川町站下车，走不远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横滨山下町。这一路上，公司、企业、商店、工厂、体育馆场和居民自建的和式两层小楼鳞次栉比，作为间隔的只有一些小块的种满了各种乔木和灌木的绿地，已经看不到一块农田了。
山下町又名居留地或元居留地(2)，位于横滨市中心南部偏东一点的地方，现属横滨市的中区。再往东走一点，就是横滨的港区。19世纪60年代以来，这里曾是旅日外国侨民落脚的地方，后来发展成为华侨的聚居地。现在町南一带还保留有一片当地人称为外国墓地的地方，说明这里是传统的外国侨民的居住点。我们一行从石川町车站出来，往北走不远，首先看到的是横滨公园。沿公园前的大街东北行数百米，到一个十字路口，就看到一座中式牌楼，上面写着“中华街”三个字。从这里走进去，就是中华街。以中华街为中心，以两侧纵横交错的道路为外围，组成的一片街区，就是我们要访问的山下町。
根据有关记载，从1898年到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从事办报活动的地点一共有3个，都在山下町。这一带，1907年以来经历过两次大的破坏：一次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95%以上的房屋倒塌；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大轰炸，又有不少房屋被毁，因此原来的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现在的建筑大多是战后陆续盖起来的，非复旧观，但街区街道和门牌号码没有变化，还可以大体找到当年的位置。
梁启超在日本从事办报活动第一个地点是横滨山下町139号。这一地址见于《清议报》第7期的封底，印作横滨居留地139番馆。这里既是《清议报》的编辑部，也是它的发行所，同时也是梁启超早期在横滨的住处。《清议报》就是在这里创刊的。日本的町，通指某一片街区，有点类似古代长安的坊。丁目指町内的小片街区，番地或番馆则指街区内各户的门牌号码，因为是按街区而不是按道路编号。所以门牌不太好找。我们一行几经打听，才找到了139号这个号码，位置在中华街南侧与它平行的另一条街上，属于目前町内相对说来比较僻静一点的地区。梁启超是在戊戌政变后的一个月，即1898年的10月21日到达日本的。在日本的第一个月，他由大隈内阁的进步党负责接待，住在东京牛込区的马场町。第二个月就迁往横滨。同年12月23日在这里创办了《清议报》。此后，有半年多的时间，他经常住在这里，早期《清议报》所发的攻击“逆后贼臣”的那些文章，就是在这里写作和编发的。这个地点位于山下町的东南隅，往西北方向走，穿过中华街，再拐两个弯，就是山下町53番地(3)，冯镜如的文经书店就设在这里。他是《清议报》经济上的支持者之一，这家书店也代理《清议报》的发行业务，1900年被火焚毁。从《清议报》馆往西南方向走到路口，再往北拐不多远，就是横滨的大同学校，梁启超主编《清议报》的时候曾在这里兼课，有时也住在这里，他写给蕙仙夫人的不少家信，就是从这里发出的，那些信的末尾都注有发自“横滨大同学校”等字样。现在这里仍然是当地华侨子弟学习中文的学校，校门上的“国父纪念学校”等几个字是严家淦题的。《清议报》离以上这两个地方都不远，到文经书店大约要六七分钟，到大同学校三五分钟就够了。这是《清议报》创办初期梁启超经常走动的两个点。
这一时期的山下町139番地，还是梁启超和旅日爱国人士广泛交游的地方。在这里，他不但和康门的弟子们有过密切的来往，还接待过孙中山和章太炎的来访。1905年以前，孙中山曾多次到过横滨，先后住过山下町53番地的文经书店、山下町130番地、121番地和前田桥121番地等地。其中山下町130番地和121番地，是1898年、1899年这两年他经常下榻的地方，离清议报报馆都只有几步之遥。当时兴中会的日本分会设在山下町175番地，位于《清议报》的西南方向。从现场勘察，孙中山每次从住处步行到分会理事，都必须从清议报馆门前经过。为了争取梁启超参加民主革命运动，这一时期的孙中山曾多次到《清议报》找梁恳谈。《梁启超年谱长编》1899年条载有梁启超写给孙中山的一封信：“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矣，昨天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赐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与杨君衢云同谈，尤妙。”这封信作于1899年夏，反映了这一时期两人之间接触的密切。信中提到的孙中山曾多次“枉驾”的报馆，就是当时设在山下町139番地的清议报馆。章太炎则是1899年6月从台湾乘船到日本的，这是他的第一次日本之行。这一次，他走的是基隆、神户、名古屋、东京那一条线，先到东京，然后来横滨，最后从横滨乘神九号船返回上海。在横滨期间住的是清议报馆。负责跟踪他的日本地方当局曾为此向外务大臣作过如下报告：“清国亡命者章炳麟于本月15日由东来此，住居留地百三十九番《清议报》馆。昨（16日）在本市住吉町六丁目海漕业华侨处小憩。同日正午十二时乘轮解缆，向上海出发。滞在中如有异状，当续报告”。(4)可见梁启超在《清议报》和革命党人交往的这些活动，是受到日本官方的监视的。
1899年10月27日《清议报》不慎失火，被迫搬家，新址在山下町253番地。同年12月13日出版的第32期《清议报》封底刊有告白，对愆期出版和搬家事作了如下说明：“本馆偶于九月二十三日（10月27日）夜被火，故近期报刊迟未刊发，今渐次复业，除将本年例刊三十三册补足外，仍陆续出报。本馆现迁往横滨山下町253番地，如有惠寄函件，祈按此寄下可也”。这一期的封底也印有该报新馆的地址：横滨元居留地253番馆。这是梁启超在日本从事办报活动的第二个地点。印在封底的那一个地址，证实了山下町和元居留地是一个地点的两个异称。《清议报》的这一新馆址位于山下町的最西南端，离现在的石川町国铁车站不远，原馆舍已经不存，现在的地面建筑是一座新式的十层楼的旅馆，对面是横滨公园和一座体育场，南距国铁根岸线的高架过街线路只有五十公尺左右。和旧址比较起来，这里离文经书店和中华街稍微远了一点，但和大同学校的距离却差不多，只是由原来的学校的东北方向，换成了西南方向。从这里去学校，步行三五分钟就到了。迁到新址以后，《清议报》的日常工作仍由梁启超主持，但没有多久，他就去了檀香山，接着又去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其间还一度为所谓勤王事去过一趟上海，直到1901年的5月才回到横滨。在此期间，他仍然为《清议报》撰稿，并以“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报社的日常编辑工作则由麦孟华代劳。由于康梁都不在，这一时期往来《清议报》的客人较少，值得记述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开智录》的出版。《开智录》是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等人以中国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名义创办的。它是一个半月刊，创刊号出版于1900年12月22日。由于主持人郑贯公当时是《清议报》的助理编辑，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就设在《清议报》新址内，印刷发行工作也由《清议报》代理。从现存《开智录》原件的封面上，还能够看到“本会在横滨山下町二百五十三号”等字样，这一地址和《清议报》的新址完全一样。《开智录》的言论主张和《清议报》并不完全一致，只出版半年左右就停刊了。
梁启超在日本从事办报活动的第三个地点是横滨山下町152番地。这是《清议报》再次搬家后的地址。搬家的时间是1901年2月23日(5)《清议报》的这个新址就在中华街上，西南距中华街口的那座牌楼只有200米，处于山下町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中华街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大街，街面不宽，只能容两辆小汽车并行，但商店十分密集，多数为餐馆，其次为水果店、点心店、药店、杂货店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小店。临街的店面房屋不算太高，通常只有二至三层，但装饰得非常华丽，各式店招、广告和霓虹灯五色缤纷，有点像北京的大栅栏。商店的门面上没有门牌，我们在附近的几条街上东奔西走地转了好几个圈，问了好几位当地人，才找到山下町152番地的位置。这里现在是一座四层的红色小楼，临中华街的那一部分，是一家药店，店名更生堂药局，药局的西南侧有一条和大街垂直的小巷，巷的另一侧是山下町154番地，现在开着丰明楼、中华楼两家饭馆。其中中华楼是一座飞檐雕梁的中式塔楼，这就是《清议报》旧址和它左邻右舍目前的状况。我们访问了更生堂药局的一位老人，据他回忆，明治时代这里是一座三层楼房，出版过报纸，大正（1912—1925年）以后，就改为一般商店了。
梁启超选择这个地址作为《清议报》的新址，主要是为了工作方便。这里距离文经书店、大同学校都比前两个地点更近，和町内的一些华侨人士来往，也比前两个地点更方便。正因为这样，1901年11月以后，这里一直是梁启超从事办报活动的基地：1901年底以前，是《清议报》的地址；1902年以后，又成为新创办的《新民丛报》社址；梁启超和罗孝高合办的《新小说》月报，在1905年1月迁往上海以前，也在这里编辑出版。(6)其他海外的改良派报刊也以这里为代销机关。它的知名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两个社址。
在1901年初至1907年夏将近6年的时间内，梁启超除了1903年1—10月去了一趟美国和加拿大，1904年1—3月去了一趟香港和上海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主持报务。1902年曾经短时期地住过箱根风景区的塔泽环翠楼，1906年曾经短时期住过须磨风景区的怡和山庄，其余时间，他都住在这里的三层楼上。发表在两报一刊上的署名任公、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的那些脍炙人口的鸿篇巨构，多数是在这里完成的。这一时期的梁启超还在大同学校兼课，讲中国历史。大同学校离这里只有半里多路，西南行经中华街南口的大牌楼，再往左手一拐，用不了3分钟就到了。
这一段时期内，山下町152番地的这个旧址，还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们冠盖往来、风云际会的场所。1902年章太炎第二次访日期间，曾经在这里下榻。近代史上著名的那次纪念明朝亡国242周年的政治活动，就是他离开这里后不久在东京发起的。1904年以后，杨度、邓孝可、廖仲恺等人，也都是这里的常客。从1902年到1905年，高朋满座，胜友如云的盛况，曾经在这里持续达3年之久，直到1905年以后才逐渐消歇。不论从新闻史还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里都是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地方。
3个地点走完，已经是中午1点了。我们就在中华街上靠近《新民丛报》旧址的地方找了一家中国料理店，入座就餐。一边吃着，一边想象着当年梁启超等人在这一带辛勤笔耕和痛斥后党、歌颂少年中国、介绍西方最新思潮的种种情景，不禁心向往之。山下町这一带是华侨比较集中的地区，梁启超在这里办报的时代，这里有3 000多名华侨，占当时旅日华侨总数的60%。不少商店的招牌全都是汉字，一条主街也以“中华”命名，在后街堆放垃圾袋的地方，还能看到居民们用汉字写的“禁止乱扔垃圾，不要给中国人丢脸！”的标语，说明这里确实是炎黄子孙们聚居的地方。梁启超当年之所以把他的舆论阵地选择在这里，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吧。
访《浙江潮》《江苏》旧址
11月18日，横滨归来后的第二天，我又开始了在东京寻访中国人办报遗址的活动。访问的第一个目标是1903年创刊的两家著名的期刊《浙江潮》和《江苏》，由上智大学新闻学科的台湾留学生宣圣芳陪同。小宣毕业于成舍我在台北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在是山本透教授的研究生，正在攻读广播电视方面的硕士学位。他原籍江苏，是一个热情的年轻人。
《浙江潮》《江苏》这两个刊物的社址，据刊物自己的记载，均为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神田区的建制现在已经撤销，原属神田区的那一大片街区现在划归千代田区管辖。从我所住的小石川后乐宾馆往东走，到国铁的神田站，只有3站路光景，在东京，这是很近的距离了。
我和小宣先乘国铁到神田，然后步行去骏河台，这两处都很好找，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再往下找铃木町就碰到困难了，因为铃木町是1903年前后的老地名，早已废弃不用，现在叫什么，在什么位置，问了很多当地人都摇头说不知道。转了半天，转到了附近的日中友好协会，就进去请教。友协的高桥景子小姐帮助查了一下明细街区地图，没查出来。她介绍我们到神田警察署去问，到了警察署，也没问出来。又去千代田的区役所（即区政府）打听，在那里碰到了地籍办公室的有马先生，承他热心帮助，终于在区役所收藏的明治年间的老街区图上查到了铃木町的位置，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神田骏河台二丁目，铃木町的18番地，则相当于现在的神田骏河台二丁目九番地。从地图上看，那里离我的住处不远，只有两里多路，比去神田站还要近。但这时已经过了中午，下午还另有约会，来不及去了，只好暂时作罢。
此后几天，日程排得很满，直到11月20日，才抽出空来作第二次访问。这一次因为地点已经查明，路并不远，手头又有一本从留学生那里借来的东京市区街道地图，可以作为向导，就自己一个人去了。从住处出发，我沿着和神田川平行的外崛通(7)东行不远跨过水道桥，再沿着神田川往东走一里多路，就到了当年的神田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
神田骏河台位于东京都中心千代田区的东北隅，在横贯东京市区的神田川的南岸，介于水道桥和御茶之水桥两桥之间。明治初年这里和北面的本乡、汤岛都被称为御茶之水。御茶之水这一地名起源于江户初期，以地内有一个专供将军德川家康饮茶用的涌泉而得名，是当时江户的名胜风景区之一。北边不远的上野、田端，东边不远的浅草，都是幕府时期东京人文荟萃的地方。夏目漱石、厨川白村等日本近代的著名文学家，都曾在这一带寄寓。明治初期，在神田川上架设了御茶之水桥，沟通了本乡、汤岛和骏河台之间的道路，使这一带成为东京中心地区北端的交通枢纽。明治以后，在它的北边创办了东京大学，又使这一带逐渐地发展成为东京的文教中心之一。从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明治时代的东京街道风光画中，可以看出当年的神田骏河台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路北的沿河一带淡烟笼渚，林木蓊郁，一座座两层的和式小楼掩映在袅娜婆娑的绿杨影里，颇有点诗情画意。铃木町18番地就是这些小楼中的一座。它东距御茶之水桥只有200多米。《浙江潮》《江苏》创刊前，这里是清国留学生会的会馆。两刊创刊后，即以这里为自己的社址和编辑发行机关。
清国留学生会是在中国留日学生早期的组织励志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立于1902年。冯自由《革命逸史》曾有文记其事云：“及辛丑年……遂有中国留学生会馆之组织，馆址设于骏河台，外观颇宏伟，由各省学生开全体大会选举干事若干名以处理之。开幕之日，鄂省士官学校学生吴禄贞宣布开会辞，谓此会馆之于中国，无异美国之独立厅云。会馆成立后，以经费支绌，乃请清公使蔡钧拨款补助，蔡钧要求须将中国二字改为清国，始允所谓，干事会不得已许之。”(8)所说情况，大体符合事实，只是把建馆的年份错记为1901年。会馆成立后，这里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集会活动，如抗议限制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和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的两次集会，就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这里还办有专为留学生补习日语服务的日语讲习所，以及专供留学生从事文娱活动的地方。正像鲁迅后来回忆时所写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的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乱斗，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9)
此外，这所会馆还是留日学生们从事报刊出版活动的重要基地。除《浙江潮》《江苏》外，《游学译编》的编辑部，《译书汇编》《湖北学生界》（后改《汉声》）、《洞庭波》《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出版发行部，都设在这里。当年的会馆是一座两层楼房，楼房底层的进口处有一间门房，负责传达、收发和代售书刊等事宜。不少留学生办的报刊，就是在这里零售和接收订阅的。宋教仁所写“至会馆，与门番勘定《二十世纪之支那》代售账目讫”(10)就是这一类活动的记录。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少留学生刊物的共同的发行所。其中有些刊物，由于主办人是穷学生，没有力量单立门户，也只好把地址或编辑部挂靠在这里。《浙江潮》《江苏》等就是这样，会馆实际上成了他们编辑发行机关和对外联系机关。
这所会馆是清国留学生会向日本房东租用的。1905年12月中国留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颁发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会馆退还给了房主。1906年大部分留学生重来日本恢复学业，会馆又重新建立了起来。辛亥革命后，会馆仍然保存，但已改清国为中国。原址于1935年1月毁于大火。
现在的铃木町18番地属于神田骏河台二丁目9番地，矗立在那里的是一座五层楼的洋式建筑，门口挂的招牌是日法会馆。虽然已与中国留学生无关，但仍属国际文化交流性质，保存了多半个世纪的传统。此处背靠神田川和国铁中央线，国铁御茶之水站，地铁千代田线新御茶之水站和地铁丸之内线御茶之水站就在它东边不远，西侧是东京外语专门学校，南面隔一条马路，是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附属音乐高等学校，再往南几步到神田骏河台的另外两个丁目，就是日本典型的学校街，比邻而设的就有日本大学、明治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顺天堂大学、中央大学、文化学院、日法学院、骏台预备学校等七八所学校。这一带的街道安静清洁，往来的都是莘莘学子，颇有洙泗之风。
11月20日以后的3天，我又利用早上的时间，多次到旧神田地区寻访以下几家清末留学生刊物的遗址，它们是《粤西》（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番地）、《晋乘》（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五番地）、《云南》（东京神田区西红梅町六番地）。寻访的结果，发现它们原来也都在清国留学生会馆旧址附近。其中《粤西》《晋乘》两刊的旧址和现在的神田骏河台一丁目9番地，都只隔着一片小小的街区。由此得出的印象是：以原东京神田骏河台铃木町八番地清国留学生会馆为中心的这一片街区，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活动较为集中的一个地区。
现场勘察，这一地区除了学校密集之外，还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中国人往来和活动较多
这一带在清末是中国留学生最集中的地区，他们当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在这一带寄宿。因此早就有“在外国的中国”(11)之称。此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一些较大的集会活动，也都在这一带举行。曾经举行过励志会新年庆祝会的上野精养轩，从这里往北走，只有3站路。曾经举行多次集会，包括欢迎章太炎出狱后来东京的那次2 000人集会的锦辉馆，就在南面不远的神田锦町，离这里只有几步之遥。
第二，书刊印刷出版业比较集中
日本的印刷出版业集中在东京，东京的印刷出版业又集中在神田。其他地区的著名的出版社，也都在这里设有事务所。戊戌辛亥之际中国人在东京创办的各类报刊，大多在这里付印，承印早期《民报》的秀光印刷社也在这一带。此外，这一带还是东京书刊发行的中心。以神保町为中心的著名的神田书店街，就在这里。鲁迅当年经常去的丸善书店，也在这一带。这一特点，一直保留到现在。目前，这一地区仍然是东京书刊印刷出版发行的中心，日本最大出版社集英社就在这里，包括三省堂、东京堂、旭书屋、东方书店、内山书店在内的近1 000家书店，就集中在这一带的神保町、九段、骏河台、水道桥和锦町一丁目二丁目等街道上。说明这一带在东京的书刊印刷出版发行行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那么多的中国人办的报刊选择在这里出版，上举的这些特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访《民报》旧址
《民报》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起过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机关报，到东京后一直惦记着寻访它的旧址。据《民报》每期封底所载，它的社址在日本东京市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8番地。查了查东京市区地图，发现牛込区的建制早已撤销，新小川町这一片街区现在划归新宿区管辖，位于新宿区的东北隅。在东京市内，它处于市中心区偏北偏西一点的位置，离我下榻的小石川后乐宾馆很近，步行大约只要10分钟就能走到。
11月14日清晨，我利用其他活动的间隙，按照地图所标示的位置，对《民报》旧址作第一次访问。离开宾馆往西走，经过饭田桥北的高架人行过街桥，沿神田川和五号高速公路往北走半里多路，往西拐进一条小路，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新小川町。二丁目也找到了，在新小川町的西南端，但走遍了整个丁目，只找到了1、3、5、9、10、11等几个门牌，4、6、7、8号却没有。这一次是一个人去的，因为不通日语，不能问路，也没法向别人求教，只得废然而返。
第二天，恰好台湾地区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讲师萧素翠小姐来看我，她日语很好，就邀她陪同作第二次访问。两个人沿着昨天走过的路线，再次来到新小川町二丁目的那片街区，挨着户地走了一遍，证明确实没有8号。问了在附近作坊作工的工人，也不知道有这个门牌。最后在二丁目东南把角处的臼并断截所株式会社请教了一位老住户，才知道几年前这里调整了街区，现在用的是新街名，原新小川町二丁目还要往北走，距离这里大约二百公尺左右。这位老住户还取出他保存的早期这一带的明细街区图，给我们指点了原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的位置。从图上看，原新小川町二丁目那一小片街区标为8号的一共有三处地方，我们一一记了下来。这次访问虽然没有找到原址，但是有进展。
第三天，11月16日，我按照从老街区图上了解到的情况，在另一位留学生的陪同下，终于找到了《民报》当年所在的街区。这里现在已改称新小川町五丁目。街区南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道，出东口往南不到半里路，就是附近的交通中心饭田桥。往东跨过隆庆桥可以去小石川。西口是一个十字路口，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和它相交，经十字路口南行100米左右，有一处一亩地大小的街区公园，牌子上写的是新小川公园，再往南走就是前两天去过的新小川町二丁目了。回到当年《民报》所在的旧二丁目，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发现这里的街道不宽，楼房不高，建筑较陈旧，沿街的房子多数为两三层楼的小商店、小作坊，也有一些住户。作坊中以印刷业居多。在从东到西不到100米距离的街面上，就有东协制版社、片贝印刷株式会社、青柳装订社、博文印刷机械社、精美印刷株式会社、泰马制版社、富田印刷机械研究所等十几家中小规模的印刷厂店。西口的那条南北街上也有不少印刷店。看来这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从机械制造、制版、印刷到装订互相配套的小小的印刷业中心了。除印刷厂店外，这条小街上还有不少其他行业的小商店，各式餐馆也不少，路南有一家门面比较大的中华凤园料理，西行穿过十字路口的路北，有一家门面不大的中国饭店。说明这一带还有不少华侨定居。
找到了原新小川町二丁目的街区以后，需要进一步落实8番地的位置，这是确定《民报》旧址的关键。1980年刘大年同志访日时，曾到这里来看过，他在介绍寻访经过时写道：
《民报》旧址：新小川町二丁目街道东西行。8号在路角，离街道东口约七十步。门面不宽，三层楼房。一楼入口处刻着醒目的字迹“仲俣齿科”（即仲俣牙科医院），因非交通要道，来往车辆较少。但街道西口往北一拐，另有一个8号，建筑物比较宽敞。两处相距约二百步，方位也不同。《民报》旧址是哪个8号，现在无法确定。(12)
因为相距二百步方向又不同的一片街区内有两个8号，难以确指，他曾专门写信给曾在民报社住过的黄兴之子黄一欧先生求教，信刚刚发出，就收到了黄去世的讣告。此事遂成悬案。
上引刘文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说旧二丁目有两个8号。实际上是三个，不是两个。二是把路南的刻有“仲俣齿科”字样的那个8号，当成旧二丁目的一个8号。实际上路南属于另一个街区（现属三丁目），不宜与旧二丁目的8号相淆。根据前述老住户提供的旧街区图，我在现场作了仔细勘察，发现旧二丁目的8号有以下三处：（1）东口路北把角处，现在是一座高层建筑，为伊藤印刷所所在地；（2）西口路北把角处，现在是专卖和式饮食的千都世寿司店；（3）西口往北走几十步路东靠近双和印刷所的一座四层楼房，现在是一家不大的百货食品店。后一处就是刘文所说的“街道西口往北一拐”的那一个8号了。从地理位置看，第一处面临饭田桥到池袋的南北通衢，不够隐蔽，第三处又稍嫌局促和偏僻，比较起来，似乎以第二处的位置为最好。这里现在是一座和式的两层楼房，位于旧二丁目西口小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比第一处隐蔽，比第三处方便，估计很可能就是当年《民报》的社址。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推测。为什么一个街区内会有三个位置不同的8号呢？问了一些人，都说不清楚。我猜想，也许是由于房产兼并后造成的。房子被兼并后，原号码就为兼并者的号码所取代，因此才会出现有的房号消失了，有的又多了起来的现象。是否如此，已经难以查考了。同样，由于当时人并没有对《民报》社址的确切位置作过记录，唯一活到20世纪80年代的见证人黄一欧又已去世，《民报》的确切位置，恐怕已难以落实了，但它就在这片街区和街区南端的这条东西不过100米的小街上，则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报》所在的这一带街区受到过轰炸，旧建筑多数无存，现在的沿街房子大部分都是新盖起来的。街区的风貌，据当年住在附近的老住户的回忆是，“商店、作坊都很少，而且住户较多。住户大都是学校的教师和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是一处极为恬静的所在。……当年这一带还有许多小岔路。每条小岔路中必有井，并栽种着杨树或柳树”(13)。写这段回忆文字的是东京大学教授佐伯有一先生的母亲伊势老太太，她当年在东五轩町住家，与《民报》所在的新小川町毗邻，距离不过200多米。所记的是当年《民报》附近街区的情景。经过了多半个世纪以后，现在这一带的外观稍有改变，杨树柳树和路中的井没有了，商店、作坊多了，但整个街区的风貌没有太大变化。给人的印象，这里仍然是一片楼房不多，不太繁华的以中下层居民为主的旧式街区。
当年住在这一带的除了学校的教师和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之外，还有不少清国留学生。这是因为附近有两所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一是设在和《民报》只有一街之隔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这是梁启超创办的，郑贯公、冯自由、蔡松坡、范源濂等均曾在这里就读。这所学校开设在东五轩町，从民报社往西走不远，再往北一拐就到了，距离只有200多米；一是和《民报》只隔两条小街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设在东五轩町西边和它相平行的西五轩町，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预备学校，鲁迅、许寿裳等均曾在这里就读，离《民报》只有五六分钟的路程；此外，从民报社往西，沿神田川或早稻田通到早稻田大学，往南，沿外崛通经饭田桥到法政大学，都只有两三站电车路的距离，步行的话，10～20分钟就能到。为准备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提供预备教育的振武学校和成城学校，也在《民报》附近，和《民报》同属旧牛込区。说明这一带和东面的神田、小石川、本乡和南面的赤坂、四谷一样，都是中国留日学生比较密集的地方。
《民报》旧址的建筑已经被更新了，原来的模样缺乏文字和图片资料，难以考察，只知道它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内部的格局和设备是和式的。楼下主要是会客室和编辑部，楼上则是同盟会的总部，楼上楼下都有住房，《民报》的主要编辑一般不住在这里。同盟会的不少骨干“都在报社里共同生活”。(14)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还特地让他的妻子津知和妻姐前田卓子住进报社，照顾编辑部每人的起居。(15)这里还曾经留住过越南的革命志士庞希和接待过俄国的民粹党人彼尔斯特基的来访。(16)除编辑《民报》外，还曾一度充当过《洞庭波》杂志的编辑部和《复报》的代派机关。
《民报》一共出版了26期，最后两期的情况不详，前24期的社址一直在这里，时间是1905—1908年。在此期内，和《民报》的这个社址有过来往的人物不胜偻指，值得提起的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
孙中山第一次到东京是1897年，住过麴町区的平河町五丁目三十番地和早稻田鹤卷町的四十番地，这时《民报》还没创刊。第二次到东京是1905年，先是住在新宿番众町宫崎寅藏家。同盟会成立前后，迁住牛込区的筑土八蟠町二十一番地，这时《民报》刚刚出版。从那时起到1907年，他曾多次往来于欧、美、南洋和日本等地，每次来日本都以高野长雄的化名在这里下榻。筑土八幡町现在划归新宿区管辖，离民报社很近。11月15日我第一次踏勘《民报》社址时，曾和萧素翠小姐一道专程去寻访过。以后又多次利用早晚空闲的时间，在《民报》旧址和这一带散步。筑土八幡町以当地有一座筑土八幡神社而得名，这一片街区东面的街道较宽，北面的较窄，而且还有一点坡度。这个町的二十一番地就在北面这条街路南的位置上。1980年刘大年同志访日时，曾到这里来过，并作过如下的描述：“筑土八幡町二十一号在侧面大道西口路南，后墙紧靠神社高地。三层楼小楼房，第一层分成两个门面。一个叫光雅写真制版株式会社，另一个看样子像住宅。往东隔三个门，一座日本式小房，招牌上写旅馆筑土。”(17)根据是什么？没有说。我们在现场所见的筑土八幡町二十一番地却不是这个样子。从外观看，它是一座西式两层小楼，临街而筑，坐南朝北，当中只有一个门，因为路面有坡度，门前还有东西向的一段台阶。这里现在是潼沢公寓所在地，门前还挂有一家书道研究所即书道教室和儿童习字教室的招牌。户主人叫潼沢芳云。由于前几年这一带的地籍有所调整，这里现在的门牌是筑土八幡町16号，主人为使只知道旧门牌的来访者不致扑空，特地在市政部门新钉挂的搪瓷门牌上面添挂了一块相当大的自制木牌，用毛笔写有“潼沢芳云筑土八幡町21番地”等字样，表示这才是这里原来的门牌号码。两处旧址，何者为是？因为没有官方的档案为佐证，难以判断。我们的倾向是后者。这里和民报社的旧址只有300多米的距离，从原新小川町二丁目8番地出发，南行到现在的新小川町二丁目，再西行一小段距离，就到了。步行只需要五六分钟时间。孙中山在这里居住期间，《民报》诸子经常到这里来向孙中山求教。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还记有一段章太炎在这一带迷路的故事：“章与胡汉民、汪精卫诸人每日恒至孙宅叙谈。以好学深思之故，来往数月，仍不识道路。有一次只身独行返报社，竟误投日人家宅，经民报社派人四索，始觅得之。”(18)几百步的距离，居然还会迷路，足见这位笔下生风，令人神往的政论家在生活上是多么的不经心。这一期间，孙中山也经常去《民报》看望大家。宋教仁的日记中就保留有这方面的记录：“四时，至《民报》社……谈次，始知孙逸仙已回东，今日当来社云。未几，孙逸仙果来，言此次自欧洲而新加坡，而香港，始来东者。说良久，遂留晚餐。”(19)“十一时；至《民报》社，晤得孙逸仙，到东才二三日者也。”(20)
黄兴从《民报》筹备出版到1908年被迫停刊这一段时间，曾多次往来日本和香港等地。在日本期间他对《民报》出版事一直很关心。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就出于他的倡议。1906年12月2日锦辉馆召开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也是他主持的。1906年以前，黄兴在东京的住处是牛込区的若宫町27番地(21)。1906年9月11日从南洋回到东京后才赁居牛込区东五轩町49番地。这个地方，据前面提到的伊势老太太的回忆，是她的邻居林谷家。(22)据黄兴之子黄一欧的回忆是林馆，(23)唯独宋教仁记为“伊势屋”，并有“室在楼上，甚广大”之类的描写。(24)林谷、林馆音相近，显然是一个地方的两种称谓。伊势屋云云，恐怕是因为周围有几处伊势家的房子的缘故吧。黄兴的这一住处离《民报》只有100多米，离孙中山的寓所筑土八幡町21番地也很近，因此，他在1907年2月去香港准备武装起义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内，经常去《民报》会晤同志联系工作。这一时期的宋教仁日记中就有“至《民报》社，访黄庆午”的记载。(25)黄兴不在日本时，黄一欧也曾在《民报》寄住。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和《民报》这一故址往来的密切。
宋教仁是1904年底到东京的，最早的住处在麴町的小金楼。《民报》创刊初期，他担任该报的业务干事，和担任发行人的张继等人一道，都住在新小川町二丁目8番地的民报社内。《宋教仁日记》曾记有他这一时期在民报社内受到日本警方监视的情况：“是日，日政府派有巡查三人守《民报》社，云因载泽来东，防掣革命党甚严密，故出此手段。并言余等出门，亦尾之于后云。……未正，至神乐坂劝工场购诸小间物，一巡查果随余后。申初回，彼亦随来。是日余遂不出门矣。”(26)“是日，警察终日守《民报》社，余未外出。”(27)前一条日记中提到的神乐坂，是《民报》附近的一条商业街，位于新小川町之南，从民报社步行到那里只要六七分钟，是《民报》工作人员经常去的地方。日本的街道，凡带有坂字的，都有坡度，神乐坂也是这样，这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小街，西北高东南低，路面不宽，但铺面众多，极为繁华。这条街上当年有一家凤乐园餐馆，是孙中山和黄兴第一次会面的地方。《民报》诸子也经常在这里宴客和小酌。《宋教仁日记》1907年3月8日、4月21日、5月2日等条就有在这里和《民报》同人便酌的记载。因为这一带离我所住的小石川后乐宾馆不远，访日期间经常利用晨晚饭后的间隙到这里散步，当年的凤乐园餐馆已经不见了，但街上的其他餐馆仍然很多，其中还有不少中华料理，印象中这是一条保留了浓郁的日本特色的商业小街。《宋教仁日记》中提到的巡查和警察是从附近的牛込区警察署派出来的，这个警察署现在还在，只是把区字去掉了，改称牛込警察署，位置在民报社西边一点的大久保通上。后来执行封禁《民报》命令和对章太炎实行传讯的，就是这个警察署。我们去看了一下，从《民报》到那里，相距只有两里多路。宋教仁在《民报》住宿的这一段时期，还在法政大学选修经济、民法等课程。法政大学在麴町区的富士见町，从民报社经神乐坂步行到那里只需要十来分钟。1906年2月，他转学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部预科，为了上学方便，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丰多郡下户家找了一处房子，这一年年底又一度搬到新宿番众町宫崎寅藏家暂住，在此期间，他经常去《民报》送稿、会见同志、处理有关校对出版发行等事宜。这一时期《宋教仁日记》上类似“至《民报》社”“又至《民报》社”的记载，就不下五十余处之多。从日记上还可以看出，他经常在《民报》进餐、留宿。1907年2月，黄兴离开东京去香港筹备武装起义，宋教仁为了就近照顾《民报》和同盟会的工作，搬进了前面提到的黄兴在东五轩町49番地的那一处房子。搬进的日期是1907年2月17日，这一天的《日记》上对这件事作了如下记载：“拟今日移居于黄庆午寓处。午餐讫，清检行李。四时，遂辞宫崎氏及夫人。五时至庆午寓。其处名伊势屋，与《民报》社甚相近。……余既入，安置行李，良久讫。复至《民报》社，时庆午已清检行李将起行矣，乃以一切要物交余。”新寓离《民报》实在太近，因此他几乎天天都要从这里往返报社处理各项事宜。前两天，还在日记上记上一笔，第三天起，就不记了。这一天的日记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九时，至《民报》社。是后每日晨午晚必往，不记也。”(28)以后这一类活动就不再见于日记，直到1907年5月5日他离日回国。
“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曾经3次到东京。前两次一在1899年，一在1902年，先后住过小石川区表町百九番地钱洵家、牛込区元神町65番地朱菱滨家和牛込区原町71番地静思馆；第三次是1906年，这一次是在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释出后，由孙中山派人专程去上海接来的。到达东京的初期，在新宿宫崎寅藏家附近暂住。接任《民报》总编辑后，才搬进民报社，时间大约在1906年的9月中旬。此后一年，章太炎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由他担任社长的国学振起社，也设在这里。鲁迅兄弟、许寿裳和钱玄同等人从章太炎学文字学，就在这个时期。当时，鲁迅等人住在本乡区，先是在汤岛町二丁目的伏见馆，后是在东竹轩町的中越馆，这两处坐电车去民报社附近的饭田桥都只有三站路，步行走直径，只需要十来二十分钟。他们几个人每次去，都围坐在民报社楼上一间八张日本席的房间里，听章太炎宣讲。1907年9月至1908年4月这一段时间，章太炎曾一度搬出民报社，先后住进小石川久坚町六丁目27番地和麴町区坂田町六丁目21番地。这两处同时也是国学振起社和刘师培夫妇主办的《天义报》的社址。1908年4月以后，才又搬回民报社，直到1908年10月《民报》被迫停刊。
其他如朱执信、廖仲恺、汤增璧、汪东、刘师培等人，也都和《民报》的这一社址有过紧密的联系。《民报》出版期间，廖仲恺和何香凝一家先是住在神田，后来搬到大久保，后一住处离《民报》和早稻田大学都较近，廖仲恺经常往来报社和早大之间，兼顾学业和革命宣传工作，直到他1907年衔命回国。
《民报》设在新小川町二丁目8番地的这个社址，只进行对外联系和编辑撰稿方面的活动，没有自设印刷厂。《民报》的印刷，主要由设在神田区中猿乐町四番地的秀光印刷社承担。《宋教仁日记》中经常有“至秀光舍，催其速印《民报》也”“至秀光舍，送交《民报》原稿也”等之类的记载。这家秀光印刷社由日本人藤泽牧吉开设，能够承办铅印石印照相制版等各项业务，1908年以前用瓦斯机器印刷，1908年以后改用电动印刷机印刷，是当时日本设备较好的印刷厂之一。《民报》除第15期一度由丸利印刷合资会社承印外，其余各期都由秀光社承印。丸利印刷合资会社的社址也在神田区。当时的新小川町一带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印刷厂，否则就不会舍近求远了。《民报》的发行所设在丰多郡内藤新宿字番集町34番地，那里是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寓所，现属新宿区，离新小川町的民报社较远，但只挂了一个招牌，是为了对付日本人的，大量的发行工作还是在新小川町的民报社内进行。
11月24日至27日我应邀参加在上智大学召开的国际新闻教育讨论会，会议期间由东道主安排住进了千代田区市谷驿附近的私学会馆，这里位于《民报》旧址之南，离那里只有两站电车的距离，借此机会，我又利用会前会后的时间踏勘了附近的几处中国人办报的旧址。从私学会馆出发，往南步行约一站路，就是麴町的卧龙馆，这里是宋教仁、田桐、陈天华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旧址，当年的地名是麴町区饭田町三丁目1番地。往北从政法大学和靖国神社之间穿过，步行不到一站路，就是秦力山、王宠惠等人办的《国民报》和愍生等主编的《江西》的旧址，当年的地名一个是麴町区饭田町的六丁目24番地，一个是同一个区和町的五丁目11番地。麴町区已经撤销，饭田町的地籍也有变化，它们的旧址是根据事先查阅的旧街区图判定的。从那里再往北走几步路，就是赵世钰主编，于右任、张季鸾等人经常撰稿的《夏声》，当年的地名是小石川区第六天町40番地，现在这一片地区已划归文京区管辖。从私学会馆沿外崛东北行不远，穿过新见附桥和外崛通上的小街往西走，大约100多米，就到了一片稍有点坡度，南高北低的市谷左内坂町，那里的34番地，是当年吴永珊创办《四川》杂志的旧址。吴永珊是吴玉章青年时代的名字，他在《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一文中提到的“我特地给《四川》杂志社租了一处比较宽大的房子，它后来不仅用作了出版机关，也用作了革命机关”。(29)指的就是这里。从市谷左内坂町向西南方向步行100多米，就到了市谷加贺町，这里的一丁目12番地是刘成禺等主办的《湖北学生界》的旧址。这一带和市谷左内坂町一样，属于丘陵地形，西南高，东北低。附近有一片小绿地，现为加贺町公园。这里历来是印刷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年曾经承印《二十世纪之支那》的秀英印刷社就设在这里。现在，这一带仍有很多规模较大的印刷厂，著名的大日本印刷厂就在这个町的东南角。从布谷加贺町西北行经外苑东通、早稻田通步行二十几分钟，就到了原牛込区的喜久井町，这个町的20番地，是雷奋、杨荫杭等人主办的《译书汇编》的旧址。由此西行不远，就是刘青霞、燕斌等主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的旧址牛込区马场下町20番地。这两处地址离早稻田大学很近，一在校区的南边，一在校区的西边，和校区相距都只有一里多路。以上这些刊物的旧址分布在《民报》旧址的南、西、东三个方面，它们和《民报》旧址的距离，近的如《国民报》《江西》，不过咫尺之遥，远的如《译书汇编》《中国新女界杂志》，坐地铁也只有两三站路。它们以众星拱月之势，围绕着《民报》，形成了中国人在东京从事办报活动的又一个中心。
和它的东边旧神田区的那一片比较起来，以《民报》为首的这一片，也有类似的特点，即：（1）附近的学校较多，留学生比较密集；（2）职业革命家们往来比较频繁；（3）印刷业相对比较集中。这些已成为中国人办报活动比较集中地区的共同特点了。
访日一个月，看到了一些旧报资料，寻访了一些报社旧址，得到了一些感性知识，收获是不少的，但毕竟过于仓促了，还来不及作深入的研究。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两国新闻事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近代早期的中国报纸，曾经填补过日本新闻事业的空白，给日本新闻工作者提供过借鉴，日本的新闻事业和新闻研究活动，也曾经给中国以重大影响。留日学生曾经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如邵力子、黄远生、林白水、邵飘萍、张季鸾、胡政之、俞颂华、何云等，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在日本办过报，日本人也在中国办过报。当然，这两类报纸的性质、目的、效果并不相同。我想说明的只是这样一点，即中日两国新闻事业、新闻学和新闻工作者互相交流交往的历史，是两国新闻史研究中十分值得重视的一个课题，在这个领域内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原载1989年《新闻研究资料》第47辑）
(1) 章宗祥：《日本游学指南》，28页，广州，岭南报馆，1901。
(2) 19世纪末曾被称为唐人街或南京町，见《清议报》第71期、72期告白。
(3) 刘大年的《赤门谈史录》误作五十二番地。
(4)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七日神奈县知事浅岗须则上外务大臣报告，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部《革命党关系》甲秘，113号机密授1390号。
(5) 1901年3月11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清议报》第72期上刊有该报迁居告白如下：“敬启者：本馆于中历辛丑元月初五日迁往山下町（又名南京町）152番地，此后各处书信电信新闻纸等，请向新迁地步惠寄，不致误。”辛丑元月初五日即公元1901年2月23日。
(6)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13页谓《新小说》在东京出版，误。
(7) 通是日本对大街的习惯称呼。
(8)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104～1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见《鲁迅全集》，二卷，271页。
(10) 见《宋教仁日记》1905年8月30日条。
(11) 见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61页。
(12) 刘大年：《赤门谈史录》，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3) 刘大年：《赤门谈史录》154～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282页，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
(15)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310页及《湖南文史资料》，第10辑40页所刊黄一欧《辛亥革命杂忆》一文。
(16) 见《宋教仁日记》1906年2月6日、2月9日条。
(17) 刘大年：《赤门谈史录》，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8) 见《革命逸史》初集56页。
(19) 见《宋数仁日记》1906年5月21日条。
(20) 见《宋教仁日记》1906年11月9日条。
(21) 这里后来成为章士钊的寓所。
(22) 刘大年：《赤门谈史录》，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义湖南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37页，黄一欧文。
(24) 见《宋教仁日记》1907年2月17日条。
(25) 见《宋教仁日记》1906年2月15日条。
(26) 见《宋教仁日记》1906年2月15日条。
(27) 见《宋教仁日记》1906年2月16日条。
(28) 见《宋教仁日记》1907年2月19日条。
(29) 中共四川省委党委委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文集》（下册），99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