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系列　（九篇）

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

一

章太炎名炳麟，又名绛，笔名枚叔、西狩、末公、末底、独角、台湾旅客、菿汉阁主等，浙江余杭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和报刊政论家。从1897年开始为报刊撰稿起，到1936年他去世之日止，章太炎曾经为海内外的87家报刊（其中包括16家日报和71家期刊——内26家为政论期刊）撰写过791篇各类文章，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政论文章。在此期间，他还参加过10家报刊的编辑工作，并且担任过其中5家报刊的主编，晚年还在他担任校长的国民大学内设置了报学系，成为新闻教育的倡导者。章太炎曾七次被追捕，三入牢狱。其中好几次，都和办报活动有关，他的一生，和近代中国的报业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章太炎和中国近代报业发生联系，是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开始的。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并在北京、上海两地成立强学会，宣传变法，章太炎当时正肄业于杭州的诂经精舍，从俞樾治古文经，又问学于黄以周、孙诒让、宋衡等朴学佛学大师，得到消息后，立即寄去会费16元，报名入会，对康、梁的活动表示支持。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办《时务报》，他曾以浙江同乡的关系，去信给汪康年，和汪就如何办报事进行探讨，表示了他对维新派宣传工作的关心。1897年1月，汪康年邀请他担任《时务报》撰述，他欣然就道，在上海《时务报》工作了三个多月，直到4月中旬才辞职返杭。这是他参加办报活动的开始。

在《时务报》工作期间，他除了编报外，还在该报第18、19两期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提出了大办学校，遍设学会，“以革政挽革命”等主张。他的文章刚发表，就受到了该报读者和维新派同仁们的重视。黄遵宪立即致函汪康年，称赞“章氏之文，颇惊警”。谭嗣同则在致汪康年、梁启超函中称赞说：“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见《谭嗣同全集》371页）这是章太炎第一次在报刊政论上崭露头角。但是他对康、梁等人的“倡言孔教”不太赞成，由于今古文经学之间的门户之见很深，他和报社内的康门弟子“论及学派，辄同冰炭”，争论激烈时，至于“攘臂大哄”，终于去职。

离开《时务报》后，章太炎回到杭州，参加了当地出版的《经世报》的编辑工作。这家报纸创刊于1897年8月2日，由宋恕、陈虬和章等任撰述，是一个旬刊，设有本馆论说、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等栏目，刊载了不少记述国内外大事和介绍新学术、新知识的文章。章太炎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变法箴言》《平等论》《读管子书后》等文。这家报纸的《例言》，也有可能出于章太炎之手。不久，《实学报》《译书公会报》在上海创刊，章太炎又相继为这两家报纸撰稿，并担任了《译书公会报》的主笔。在《实学报》上，章太炎发表了《实学报叙》《后圣》《儒道》《重设海军议》等九篇文章，后来辑入《訄书》一书中的一些篇章，就是首先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在《译书公会报》上，章太炎发表了《译书公会叙》《读日本国志》等四篇文章，在“开民智”，“广见闻”，介绍“泰西政艺”等方面，配合同时期的维新派报刊，作了大量的工作。

1898年春，章太炎应张之洞的邀请来到武昌，曾计划与梁鼎芬、王仁俊等合作创办一份旬刊报纸《正学报》，为正在进行中的维新运动扫清一点思想上的障碍，“使孤陋者不囿于见闻，以阻新政，而颖异之士亦由是可以无遁于邪也”。（章太炎《正学报缘起》，见《章太炎政论选集》58页）由于双方“论政不合”，没有成功。8月回到上海，时值汪康年主办的《昌言报》创刊，他应邀担任主笔，先后在该报发表了《书汉以来革政之狱》《蒙古盛衰论》等四篇文章。不久，政变爆发，“六君子”遇难，康梁等流亡日本，章太炎也遭到通缉，被迫逃离上海。

1898年12月4日，章太炎抵达台北。当时日本据台已经4年，对台湾人民言论出版的控制，正在逐步加紧。获准公开发行的报刊，只有《台湾日日新报》《台湾商业新报》《台北新闻》《台中新闻》《台澎日报》等少数几家。大多由日本人出面主办。而且还制定了一部《台湾新闻纸条例》，规定所有报纸都必须经过审批和新闻预检，才允许公开发行。章太炎是经日本友人山根虎雄的介绍，进入《台湾日日新报》担任该报记者的。《台湾日日新报》创刊于1898年的5月6日，由《台湾新报》《台湾日报》合并而成，是日本驻台总督府的机关报，当时担任社长的是日本人守屋善兵卫。章太炎这时已经稍有文名，被台湾文坛誉为“千言立成的大文章家”和“著名学者”，他的到来，受到了当地新闻界和文化界的热烈欢迎。在《台湾日日新报》工作期间，章太炎主要担任该报汉文版的记者，结交了不少日籍和台湾籍的朋友如馆森鸿、罗秀实、李越涛、连横、林佛园、魏清德等，在报上发表了不少诗文，其中有一些涉及内地的政治，为报社当局所不怿，章太炎也对当局的干涉极为不满，曾经把守屋善兵卫，詈为守屋“恶”兵卫，并在第二年的夏天，拂袖而去，在台湾只待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1899年6月，章太炎抵达日本，先后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梁启超家和横滨《清议报》社。早在台湾时期，章太炎就曾以台湾旅客的笔名，为《清议报》写过《祭维新六贤文》等诗文，对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人的死难，和康、梁等人的沦落海外，表示哀悼和同情。至是又陆续为《清议报》撰写了《客帝》《儒冠》等十来篇文章。其中《客帝》一文，虽然对清帝有所指摘，但并不同意“逐满之论”。

这一次，章太炎只在日本待了两个多月，就启程回国，经上海返回杭州。1899年冬，他由杭州回到上海，很快就被邀请担任《亚东时报》的主笔。《亚东时报》创刊于1898年6月25日，1899年5月起，由唐才常任主编。这一年冬，唐才常为酝酿自立军起义事去湖北以后，才由章太炎接任。他除了编报外，还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游两京记》《今古文辨义》等两篇文章。这一段时间，章太炎住在汪康年主办的《昌言报》社内，除主编《亚东时报》外，仍然和海外的康、梁保持联系，并不时为康、梁主办的报纸供稿。

从1897年担任《时务报》撰述，到1899年主编《亚东时报》，这是章太炎办报活动的第一个阶段。也正是他后来自我反省时所说的，“弃本崇教”“违于形势”“饰苟且之心”“与尊清者游”（见《訄书·客帝匡谬》）的阶段。在这一段时期内，章太炎先后为9家报刊撰，写了44篇文章，并且担任过其中6家报刊的编辑工作和一家报刊的主编。这一阶段的章太炎，虽然在经学研究上与康、梁相水火，但在政治观点上，和康梁是一致的。梁启超所作的《广诗中八贤》，章太炎就被列为其中的一贤；梁所编的“师友论学笺”中，也把章太炎的文章骈入。说明这一阶段的章太炎，仍然和康、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相濡以沫，并未相忘于江湖。

二

章太炎和中国近代报业发生联系的第二个阶段，是1900年到1911年这一段时期。也是他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密切合作，为革命派报刊撰稿，参加革命党人的办报活动，为辛亥革命作舆论准备的时期。

章太炎从少年时代起，就有朦胧的反清思想。1899年经梁启超介绍，在横滨始识孙中山之后，“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26页），始有革命之志。这时，他和康、梁等虽然还有联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也发表过他的一两篇文章，但只是论学之作，政治观点上已逐渐和康、梁疏远了。

1900年8月，唐才常、严复等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章太炎在会上当场剪掉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表示了革命的决心。会后，章太炎立刻写信给革命党人在香港办的机关报《中国日报》，介绍了这次“国会”开会的情况，和他在会上“遽断辫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的经过，并附上新近写作的《拒满蒙人入会状》及《解辫发说》两文，希望“登之贵报，以示同志”。前一篇文章作于7月29日，后一篇文章作于8月3日，有“东胡贱种”“愤东胡之无状”及“满洲政府不道”等语，都是激烈的反满文章。《中国日报》收到后，立即全文发表。并在按语中称赞说：“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这是章太炎这位“以文章排满的骁将”在报刊上发表的最早的两篇革命文字，也是《中国日报》上刊出的最早的一批有强烈反满色彩的文字。和这两篇文章相呼应的，则是1901年7月，他在留日学生主办的《国民报》第四期上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这篇文章不同意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把中国的积弱，归罪于“那拉一人”的观点。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政府的腐朽而反动的统治，这个政府“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表示了强烈的“仇满”情绪。

1902年2月章太炎第二次到日本，在东京发起组织了“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并起草了由他领衔发布的《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启》，在兴中会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上公开发表。在此前后，他还撰写了后来收入《訄书》中的《客帝匡谬》一文，表示和过去的拥戴清室的观点决裂。这是这一时期他所写的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另外两篇政论文章。

使得章太炎名声大噪，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则是他这一时期为上海《苏报》所写的几篇政论文章，和他在“苏报案”中的突出表现。

《苏报》初创于1896年，原是一份挂“日商”招牌的报纸。1900年后，为湖南人陈范接办，转为中国人自办的报纸。陈范是一个当过知县的退职官员，开始接办《苏报》的时候，还是一个同情维新运动的人。他延请妹婿常州人汪文溥担任主笔，“高唱保皇立宪之论”，使这个报纸带有浓厚的“保皇”色彩，“时人多以康党目之”。（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20页）1902年以后，陈的思想有了很大改变，报纸也明显的转为同情革命。这一年的4月，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外围团体中国教育会，并支持一部分进步学生组成爱国学社，开展革命的宣传和教学活动。在陈范的主持下，《苏报》和爱国学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大量刊载学社师生措辞激烈的讲稿和演说记录，并约请学社师生轮流为该报撰写社论，使《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公开的言论机关。1903年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的成员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从这一天起，到7月7日止，《苏报》在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先后发表了20来篇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文章，并向读者介绍了新近出版的邹容所写的《革命军》，终于遭到了官方的忌恨，被清吏勾结租界当局强行查封，章太炎和邹容被捕入狱。史称“苏报案”。

章太炎于1902年6月从日本回到上海，回来后即在爱国学社任教，积极支持《苏报》的工作。在章士钊担任主笔期间，他先后在该报发表了《革命军序》（刊6月10日该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刊6月29日该报）和《狱中答新闻报》（刊7月6日该报）等文。其中《革命军序》是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所写的序。在这篇序文中，他把这本以“犀利之笔”“浅直之辞”进行民主革命宣传的小册子，比之为震撼人心的“雷霆之声”，给以很高的评价。《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是发表时使用的题目，后来被转载时通称《驳康有为政见书》或《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针对原来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康有为的《答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文而发的。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以雄直之辞，表达了强烈的反清革命的主张。《狱中答新闻报》作于他被捕以后，刊于《苏报》被封的前一天。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怒斥了《新闻报》所代表的保守势力，表达了自己和邹容两人“相延入狱，志在流血”，坚持走革命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此外，章太炎还参加了《驳革命驳议》（刊6月13日该报）一文的部分写作任务，这篇文章是针对《中外日报》所刊的《革命驳议》一文而发的，批判了那篇文章的作者所提出的革命不能救国，只有保皇立宪才能救国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由章太炎、柳亚子、蔡冶民、邹容等四人合作完成，章太炎执笔的是其中的第一段。这些文章批判了改良的道路，弘扬了革命的主张，起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作用。其中，以驳“康”书的影响为最大，堪称这一时期鼓吹革命最有战斗力和最有光辉的一篇檄文。

清方和租界当局蓄谋对《苏报》进行迫害，起始于6月下旬。风声泄漏后，不少有牵连的人如蔡元培、陈范、章士钊等，早已先期走避。章太炎却不愿苟免。6月30日，当捕役们到爱国学社点名抓他的时候，他正守候在客室中，自指其鼻说“我就是”，欣然随之而去。第二天，邹容闻讯，也自行投案。一场以清廷为原告，他们两人为主要被告的诉讼，随之开始。在法庭上，参加“会审”的清方官员“不甚识字，觳觫殊甚，但云公等速说，我与公等无仇无怨而已”（见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给大清帝国丢尽了脸也出尽了丑，而被告的章、邹等人则慷慨陈词，把法庭当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事毕，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咽，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同上）。这次诉讼虽然以章被判刑三年，邹被判刑两年结案，但他们都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成为轰动一时的风云人物。

1906年6月，章太炎刚从狱中释出，就被同盟会派遣专人接到日本。在东京，“同志迎于锦辉馆，来观者7000人，或着屋檐上”（见《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光绪三十二年条）。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此后不久，就被邀请到《民报》担任主编。

《民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它号称报纸，其实是一个期刊（自称月刊，但经常脱期），从1905年到1910年，共出版26期。先后担任撰稿工作的有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等68人。章太炎从第6期起到第24期止，担任该报主编达两年之久，先后在该报发表了58篇文章，包括24篇论说和18篇时评，占该报所刊全部文章的24.6%，成为该报最主要的作者。《民报》先后共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四个编辑发行人，也以他担任主编的时间为最长。他在《民报》上发表的《革命之道德》《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政闻社员大破坏状》《讨满洲檄》《定复仇之是非》《与人书》《印度中兴之望》等文章，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谴责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赞颂盗跖、李自成、洪秀全这样的一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宣扬甘于艰苦不畏牺牲的革命道德作风，揭露和鞭挞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丑类，起了十分有利的激励人心的作用。他所写的《俱分进化论》《代议然否论》《五无论》等文章，虽然其观点不完全为革命党人所认同，也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受到了读者的关注。他所发表的《演说录》《答铁铮》《主客语》等提倡国粹的文章，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号《演说录》）。他所发表的《人无我论》《大乘佛教缘起说》《四惑论》等弘扬佛教教义的文章，则是企图以佛教华严宗的“一切众生皆是平等”的那种平等的精神，和“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与人”的那种精神去献身于革命，和“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同上）。

由于章太炎的加入，《民报》的影响大为提高。景梅九在《罪案》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正值《民报》对《新民丛报》激烈笔战的时代，忽然得一位学问渊博文章朴茂的章先生，来主笔政，大家怎能不分外欢迎。别的先莫说起，单是一篇《革命之道德》，便把学界全体激动起来，有多少顽固老先生见了这一种议论，也都动魄惊心，暗暗地赞成了种族主义”。（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主刊”《辛亥革命》第二辑246页）章太炎进入《民报》后的那一年冬天，该报在东京锦辉馆举行创刊周年纪念会，到场祝贺的竟有万人之多，堪称盛况空前。这一时期，《民报》的声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内学子以得《民报》为幸，师禁之转益珍重，化及全域，江湖耆帅，皆愿为先驱”（《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三十二年条）。

章太炎在《民报》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6年7月至1907年3月（《民报》第6～12期）是第一阶段；1907年3月至1908年10月（《民报》第13～24期）是第二阶段。前一阶段的《民报》的编辑工作，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后一阶段，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一大批骨干力量离开日本到南洋一带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民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章太炎单独负责。

进入1908年以后，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加强了对《民报》的限制和迫害。一方面，禁止《民报》在国内的发行；一方面，收买动摇分子，分化《民报》的队伍，派人潜入报社投毒，同时由日方出面，指控《民报》违反出版法和激扬暗杀破坏治安。对日本当局的无理指控，章太炎代表《民报》进行了坚决的抗争，都无结果。终于在出版第24期后被迫休刊。

《民报》的休刊，除上述外部的原因外，还有内部的原因，就是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在《民报》，这一分歧主要表现为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孙中山对章太炎没有在《民报》上更多地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他的“非常革新之学说”有点意见。章太炎则对孙中山把筹集来的大部分捐款，投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留给《民报》的经费太少，也很不满。当时，《民报》的经费确实困难，编辑工作人员至于饔飧不继，但孙中山为了组织武装起义也在需款，无力解决《民报》的困难，章太炎对此很不谅解，对孙时有指摘，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在章、孙之间为《民报》事争辩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光复会总部在东京成立，章太炎和陶成章出任正副会长，从同盟会中分离了出来，双方的矛盾，更难弥合。1910年1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民报》在东京秘密复刊，由汪精卫出任总编辑。章太炎当时还在东京，曾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表示反对，斥之为“伪《民报》”，把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为同志所不满。续出的《民报》，刊号与休刊前的该报相连，只出了两期，即出至第26期，就最后停刊了。

在为《民报》而引起的这场争辩中，孙中山时时以革命利益为重，潭潭大度，谆诚豁达，只在内部分歧已经完全被公开以后，才在一定场合作一些必要的申辩。而章太炎则咄咄逼人，不留余地，暴露了他的宗派情绪，和傲慢、偏狭、自以为是等缺点，做了不少亲痛仇快的事情，成为他的盛德之累。

从1906年6月至1911年10月，章太炎一直住在东京。这一段时期，他除了主编《民报》外，还经常为在日本出版的《复报》《汉帜》《革命评论》《天义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在上海出版的《国粹学报》和在槟榔屿出版的《光华日报》等报刊撰稿。以在《国粹学报》和《学林》上发表的为最多，前者为52篇，后者为15篇，两共67篇，占这一时期他为上述报刊撰写稿件的78%。其中，不乏激昂慷慨的鼓吹革命的诗文，但也有不少与《民报》中的文章桴鼓相应，志在弘扬和保存国粹的鸿篇巨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发读者的爱国爱种之心，进而达到壮大排满复汉力量，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客观效果。正如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一文中所说：只要“提倡国粹”，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刊《民报》第6期）。

这一阶段，历时11年，是章太炎和中国近代报业发生联系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他先后为18家报刊撰写了172篇文章，并且担任了其中两家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积极为革命作鼓吹深受读者爱戴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一生当中，政治上的“战斗业绩”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正如他的学生鲁迅后来所说：“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我爱看这《民报》，也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卷六第547页）。1913年5月孙武等在为章太炎请勋致民国政府的呈文中，也突出地强调了章太炎这一时期在报刊上为革命作鼓吹的功绩，有“此次民国告成，全由于人心之倾向共和，而养成最近之人心，不得不归功于十余年来之言论。至言论之中坚，则当以章炳麟称首。……此其功业，比于孙文、黄兴，殆难相下”（见1913年5月28日《民立报》）等语。民国政府据此发布命令，“授以勋二位”。可见对章太炎这一时期在办报和言论宣传活动上的贡献，朝野各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

三

章太炎和中国近代报业发生联系的第三个阶段，是1911年以后直至他1936年因病去世的这一段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章太炎曾先后为60家报刊撰写了585篇文章，并且担任过其中两家报刊的主编或发行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清廷土崩瓦解。章太炎在日本得到消息后，立即作回国准备，于11月中旬返抵上海。对这位曾经为革命的宣传做过杰出贡献的报刊政论家，海内外新闻媒体都表示了极大的敬意。革命党人在槟榔屿主办的《光华日报》特刊出《文字功》一文，认为革命之所以成功，“当推原于文字（宣传）”，并把章太炎的功绩列于首位。（见1911年11月16日该报）革命党人在上海主办的《民立报》则刊出题为《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的社论，盛赞章太炎为“中国近代之大文豪”和“革命家之巨子”，欢迎他的归来，并且推之为“新中国之卢梭”（见1911年11月16日该报），对他寄以很高的期望。

在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期，章太炎没有办报，只是在革命党人在上海主办的《民立报》《民国报》上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自己的政见和对民国前途的构想，并积极筹组新的政党。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太炎被推为正会长，程德全被选为副会长，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张謇、蔡元培、熊希龄等。章太炎在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同时，即积极筹备办报。

1912年1月4日《大共和日报》在上海创刊。它是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发表言论机关”（见该会章程第18条），同时也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最先出版的几家报纸之一。这家报纸日出两大张，由马叙伦担任总编辑，汪东、王伯群、胡政之等任编辑记者，章太炎则是该报的社长和“全部主任”。同年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两个月后，又改组为共和党，《大共和日报》继续充当这两个党的言论机关。

章太炎在担任该报社长期间，先后在该报发表了《大共和日报发刊辞》《与张謇论政书》《敬告同职业者》《与报界俱进会书》《布告反对汉冶萍抵押之真相》等26篇文章。阐述了他对时局的主张，和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经常和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及国民党唱反调。在他所写的该报《发刊辞》中，竟然发出了“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我中华民国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坚之治也”（见1912年1月4日该报），这样的怪论。此外，在迁都、改历、对外借款及实行土地国有政策等方面，也都持异议，和在临时政府执政的国民党相对立，表现了浓厚的宗派情绪。张謇首先提出来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一瓦解革命党士气的口号，也是通过这一时期他发表在《大共和日报》上的文章，散布出去的。1912年冬，章太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12月23日共和党本部开会欢送，他的《大共和日报》社长的职务，才自行解除。从1月4日到12月23日，他一共在这家报纸待了12个月零19天。

《大共和日报》在章太炎离开后，继续为共和党作鼓吹。1913年5月，共和党联合其他一些小党改组为进步党，该报又转为进步党的言论机关。直到1915年夏自动停刊。在章太炎离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家报纸接受过袁世凯的津贴，为袁世凯说过一些好话，和国民党方面的《民立报》《民权报》等报，就一些意见分歧的问题，展开过笔战，但是并不支持袁世凯的帝制。这些都是章太炎离开以后的事情了。

1913年春，章太炎到长春就任东三省筹边使，“僚属才十人”，“既鲜事，经费亦少”（见《太炎先生自订年谱》1913年条）。但他还想做点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办一份机关报。报名定为《筹边日报》，由章自任主笔，聘前警局总务科员赵述之为经理。也许是由于缺乏经费，这份计划中的报纸没有办成。几个月后，章太炎离职南下，不久又遭到袁世凯的软禁，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此后的20年间，章太炎辗转上海、广州、昆明、重庆、恩施、武昌、余杭、长沙、上海等地，最后定居于苏州。开始还担任过个别名誉性的公职，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并时时就一些公众关心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但终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而且“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所制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六卷444页）。

在这20年间，章太炎仍然和不少报刊保持密切联系。其中，既有时事政治性的综合报刊，也有纯学术性的期刊。属于前者的，可以举出《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顺天时报》《大公报》《益世报》《苏州明报》《庸言》《甲寅》《醒狮》《大中华》等近20种。章太炎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和表态性的通电和文告。中年就国内政局发表的一些意见，晚年就支持抗日问题和学生爱国运动问题发表的一些谈话和文电，就大多是在上述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其中，尤以发表在《申报》《时报》和《中华新报》等这几家报纸上的为最多。仅《申报》一家，就发表了127篇。属于后者的，可以举出《雅言》《国故》《国学丛编》《华国月刊》《国学卮林》《国学论衡》《国学商兑》《越风》《制言》等40多种。内容大多为论述经学小学等学术方面的文章和演讲稿。其中以发表在《雅言》《制言》《华国月刊》这三家刊物上的为最多。仅《制言》一家，就发表了157篇。因为他是这家刊物的主编。这是一家在他晚年长期居住的苏州出版的刊物，也是他一生中主办的最后一家刊物。

这一阶段是章太炎和中国近代报业发生密切联系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内，章太炎出于政治上的宗派情绪，和对某些人的偏执看法，发表过不少攻讦过当的文字，也受别人利用，“参与投壶，接受馈赠”，写过一些谀墓的文章。这些，正如后人所说，“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见前引鲁迅文），是可以谅解的。最后几年所写的要求团结御侮的文电，使他早年的爱国情结再现光辉，立比高节，尤足矜式。

四

章太炎在参加办报活动和为报刊撰稿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的新闻思想，涉及的方面很广，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一）报刊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对创办报刊的目的，章太炎各时期的提法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相同，即必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戊戌维新时期，章太炎提出的办报目的主要是开民智和开风气。1896年《时务报》初创的时候，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就建议这家维新派的机关报，应该“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并论证说“证今则不为卮言，陈古则不触时忌”（《致汪康年书》，转引自1977年中华书局版《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4页）。他在为译书公会办《译书公会报》的时候，提出的办报宗旨为“开民智，广见闻”，因此规定其内容以“广译东西切用书籍报章为主”。（见《译书公会报》第一期《启事》）。他在筹办《正学报》的时候，也提出这份报纸必须以“选译东西各报为主”，以便“使孤陋者不囿于见闻以阻新政，而颖异之士，亦由是可以无遁于邪也”（《正学报缘起》，见前引《章太炎政论选集》58页）。其目的都是为了广开民智广开风气，为维新运动的发展，扫除障碍，作思想上的准备。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提出的办报目的是“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铙吹”，和“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勠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羶，建立民国”（见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辞》，原刊《民报》第10期82页）。其目的是为反清革命作舆论上的准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章太炎提出的办报目的是“上通国政，旁达民情”（见章太炎《敬告同职业者》，刊1912年1月7日《大共和日报》，和“（附设言论机关）扶助共和政府之完全成立，而保亚洲和平之大局”（见章太炎所撰《中华民国联合会启》，刊1911年11月20日《时报》）。所有这些，都表明办报的目的，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二）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自由

这是民主革命者在和封建统治作斗争时首先提出来的进步观点。章太炎是这一进步观点的服膺者，也是维护这一神圣权利的勇猛的斗士。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对封建专制统治者的禁锢言论深为不满。此后，在他的一生中，对那些因为触犯言禁而遭到迫害牺牲者，始终十分同情，并尽可能的给予支持和声援。1903年，当他在狱中得到报馆主笔沈荩因发表了不利于当局的报道，被清廷杖杀的消息之后，立即写了《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以示哀悼。诗云：“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见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章太炎诗文选注》第38页）。比沈为“壮士”，引为同道。1926年，当他听说杭州一家报纸的主笔许祖谦因言论遭到地方当局的逮捕时，立即致电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要求释放。1934年，当《申报》主人史量才因言论主张触怒当道被特务暗杀时，他亲自为史撰写墓志铭，慨叹“清议之权，自匹夫尸之，常足以贾祸”，并对史的因清议而“竟为人阻隘而死”，表示愤怒。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章太炎也是对言论出版自由多方限制的坚决抗争者。在这方面，他有过三次蜚声于时的抗争活动。第一次是在“苏报案”审讯过程中。他在法庭上，临危不怯，侃侃而谈，“不知所谓圣讳”，并在狱中撰写文章，勉励战友，怒斥顽敌。第二次是在《民报》被禁事件的审讯过程中。他在法庭上和日方的警视厅长展开了如下的激烈辩论：“我语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厅长无言。我语裁判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厅长无言。我语裁判长，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中国圣人之言也。故中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厅长无言”（见《太炎最近文录》，转引自1979年中华书局版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288页）。不仅有理有据，而且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真是掷地有声，精彩绝伦。第三次是在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分发了《民国暂行报律》之后。他立即在《大共和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反对在建国伊始，就对报刊出版事业诸多限制，并从法理上对这一暂行报律进行了驳斥，表示“绝不承认”。结果是孙中山从善如流，以大总统的名义予以撤销。这些抗争活动，表明章太炎不愧为鼓吹和坚持言论出版自由的健者。

（三）报刊应对政府进行必要的舆论监督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章太炎就曾经在《民报》上发表的《代议然否论》一文中，提出应开放言禁，使“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得以利用报刊对政府进行必要的监督的主张。当时，全国都在清朝专制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这种主张，无从实现。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受到重视，成为立国之本，在新形势下，章太炎又在很多场合，重申了他的上述主张。1912年1月，他在为《大共和日报》所写的《发刊辞》中率先指出：“风听胪言，高位之所有事；直言无忌，国民之所自靖。日报刊发，大义在兹。箴当世之痈疣，谋未来之缮卫，能为诤友，不能为佞人也”（见1912年1月4日《大共和日报》）。表示了利用“日报”进行舆论监督的强烈愿望。1913年宋案发生后，他又从北京致电该报，要求对此案“认真监督，无任委蛇”（见1913年3月26日《民立报》）。同时致电上海《神州日报》负责人汪德渊称：“君为报界最公正人，果属佞臣主使，君乌可以无言”（同上）。要求他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可见他对舆论监督的期望值还是很高的。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四）报刊从业人员应该信守职业道德

这也是他的一贯主张。对报业从业者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他自始就深恶痛绝。早在1898年筹办《正学报》的时候，他就曾对当时个别报纸的“蜚语中人，荧惑观听”表示不满。民国以后，他对报界的不正之风，进行过多次批评。曾批评当时北京的报纸“以嫉妒之心，奋诬污之笔”“白黑混淆，难为辨别”“信口造谣，甚于齐谐志怪”（见章太炎《致报界俱进会书》，刊1912年6月2日《大共和日报》）和“情在爱憎，而志相倾陷”（见章太炎《新纪元报发刊辞》，刊1912年4月22日该报）。批评沪鄂两地报刊，“所录多非实情”（见《章太炎宣言》，刊1913年5月21日《时报》）。他要求报纸“无故无新，不偏不倚，立言敷论，平允正当，无一毫偏狭之见容于其间”（见1912年6月15日《天铎报》所刊《大共和日报广告》）和“据实著录，勿尚假托”（见《章太炎宣言》，刊1913年5月25日《时报》）。要求记者“不侮鳏寡，不畏强御”（见前引《致报界俱进会书》）和“事不可诬，论不可宕，近妇言者不可听，长乱略者不可从，毋以法理虚言而蔽事实，毋以众情踊动而失鉴裁”（见章太炎撰《新纪元报发刊辞》，刊1912年4月22日该报）。他还和报界同人相约实行自律，凡涉及以下5方面的稿件，“均削而不登”：“（1）非关于公害公安而攻击个人者；（2）不具名者；（3）无真确之政见，为私人图名誉发空论者；（4）行政官寻人由报馆代转者；（5）立言过激，妨害治安者”（见1912年3月29日《大共和日报特别启事》）。这些都涉及报纸必须公正客观，新闻必须真实等属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问题。说明章太炎很早就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是致力于建立新闻道德规范的先行者。

章太炎的以上新闻思想，和他的政治观点比较起来，具有更强的民主主义色彩，并且明显地接受了西方新闻学观点的影响。

五

作为报刊政论作家，章太炎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受到了侪辈的重视。谭嗣同在看到章太炎给《时务报》写的《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后，立即写信给汪康年，说：“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见1954年三联书店版《谭嗣同全集》371页）并在另一封信中，比之为司马相如。黄遵宪也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称赞章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雄丽”“惊警”，“大张吾军，使人增气”（见《汪康年师友札》，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44～45页）。

章太炎对自己在报刊上所发表的政论文章，也很自负。1908年在日本法庭上回答法官的问话时，曾说过“我的文章海内第一”（转引自徐平《革命报人别记》83页）。对晚清以来的政论家们文章，他很少看得上眼。他批评龚自珍的文章“侧媚”“淫丽”“佻达无骨体”（见《民报》第十期《说林》）；批评魏源的文章“支离自陷”“乱越无条理”（见《訄书》·清儒第十二）；批评谭嗣同的文章“喜用雕琢，掠而失粹”（见《与邓实书》，刊（太炎文录）初编，卷二）；批评严复的文章“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蓋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能趋其庭庑者也”（《社会通诠商兑》，转引自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2页）；批评吴敬恒的文章“苫块昏迷，语无伦次”。稍稍看得起的只有一个王闿运，说他“文能尽雅”。对唐、宋以来的政论家，他看得上的也不多。唐、宋八大家中，除柳宗元外，他没有说过什么好话。他比较欣赏的是先秦、两汉的文章。也确实从中得到过不少借鉴。春秋的谨严，左氏的浮夸，孟子的纵横捭阉，庄子的汪洋恣肆，墨子的论证严密，司马相如的铺扬张厉，贾谊的犀利雄健，都可以在他的文章中找到一点影子，看出他的师承和源流。

和同时期的几位大家比较起来，章太炎的政论文章，辩才不如梁启超，而切实过之；深湛不如王国维，而条畅过之。他的文章的突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文章气势的旺盛与否，主要取决于作者对所论述的主题，是否有深切的感受和饱满的感情，即所谓的情动而辞发，气盛而言宣。章太炎的政论文章，就都是既有情又极富气势的。他的《解辫发说》和《驳康有为政见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一篇文章在《中国日报》刊出时，这家报纸的编者，就在编者按语中盛赞它“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认为“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162页）。他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在《苏报》上发表后，其中的“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及“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等既有气势又富热情的名句，立即传诵人口，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见前引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其次，是论据充足，条理缜密，善于旁征博引，善于利用中外古今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哲学、法律等方面典籍，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例如，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中，为了论证“维新”二字之不可取，他就从《大雅》和《古文尚书》中找到了不少论据。在《排满平议》一文中，为了论证“排满”的合理，他就从《山海经》《尚书》《史记》《淮南子》《水经》《汉书》等十几种书中，征引了十几条论据。章太炎是以“支那闳硕壮美之学”的传人自居的，他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十三经、史传、诸子、说文这些书，他21岁以前就“读之殆遍”，古代的典籍中，光是杜佑的那部篇幅在200卷以上的《通典》，他就“循诵凡七八过”，对中国古代的文史典故，他烂熟于胸。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他也颇有涉猎，他的文章中提到的西方哲学家的名字，在侪辈中也是最多的。这些，加上他娴熟之极的驾驭旧语言的本领，言必有证，文辞渊雅，使得他的政论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论学术色彩，对和他论战的对手，具有一定的震慑的作用。

再次，是善于运用道德的力量，使自己的文章充满了沛乎塞沧溟的浩然之气。“斥井蛙，安足知鲲鹏之志哉！去矣，新闻记者！浊醪夕引，素琴晨张，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也”（《狱中答新闻报》）。这是对反对革命的新闻界人士的批判。“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籍，终慕虚荣”（《复吴敬恒书》）。这是对他所谴责的对手的批判。这些，都运用了道德批判的武器，贬抑了敌人，美化了自己。使读者受到感染，确信正义完全在他这一边。

此外，在善于抓住对方要害和破绽，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善于针锋相对的立论等方面，章太炎的文章也是表现得十分突出的。

章太炎的政论文章在写作上的主要缺点，是过于渊雅古茂，过于追求中国古代散文的那种朴拙状态，和好用冷僻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的政论文章的流通，和它们的社会影响。也正因为这样，章太炎的政论文风，及身而绝，很少传人。及门弟子中，写过政论的只有一个黄侃，但留下的作品也不多，传诵一时的只有刊于《大江报》上的那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在这方面，章太炎就远远不如他曾经讥讽过的，“有一字入史焉？”的梁启超了。

章太炎是一个精通经学小学等国学的大学问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报刊活动家和报刊政论作家。他在“辛亥革命”前后所进行的办报活动，和写下的大量报刊政论文章，充满了活力和战斗的激情，是他一生当中最有光彩的文字，也是他一生最大的业绩所在。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章太炎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这一领域内的贡献，是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和给予充分的评价的。

（原载2001年第6辑《新闻传播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