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在中国报刊上的反映

一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腐朽的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人类命运的根本转变，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根本转变，即由旧的资本主义时代走向新的社会主义时代。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它给全世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带来了希望，极大地鼓舞了他们革命斗争的信心。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早在19世纪末叶就已经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然而都失败了。“十月革命”结束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人民自始就以极大的兴趣和极崇敬的心情，注意着俄国革命的发展。“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的进步报刊就兴奋地报道了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在这以后又长时期地不顾北洋军阀政府的重重干涉，大量地刊载了许多介绍俄国革命情况的文章，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情和支持。

“十月革命”后不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先进分子，在报刊上展开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五四”以后，这种宣传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报刊的宣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武器。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中国报刊，在报道俄国革命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但这并不足以减弱中国人民对俄国革命的向往和“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1921年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前进，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二

中国人民由于长时期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始终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有着相同遭遇的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的报刊很早就注意报道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

早在19世纪末叶，不少中国报刊就已经向它们的读者报道过当时的俄国革命运动的消息。例如，关于十二月党人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赫尔岑等人的活动的消息。此外，俄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的消息，也往往在中国报纸上占有一定的篇幅。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些报刊对他们的活动并不完全理解。对他们的评价也往往是错误的。当时，创办这些报刊的多半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之所以热心地报道这些消息，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用俄国的革命恫吓当时的清朝政府，迫使后者接受他们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

1905年，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在俄国爆发。如列宁所说，这一次革命“最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抑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的人民醒悟过来，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的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版，第40页）。俄国革命不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从创刊后第3期起，就连续报道了俄国革命的消息，刊载了俄国革命的照片，发表了《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俄国革命之日报》等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表示了中国革命者对俄国革命的深深的同情和向往。《民报》的作者们欢迎俄国革命，引俄国的革命者为自己的同道，认为俄国革命的方法“用于中土，奏效神速，必较之斩木揭竿为胜”（《民报》第24号）。显然，中国的革命者对于中国革命的信心，已因俄国革命的鼓舞而大大加强了。

除《民报》外，当时在中国国内出版的一些报纸，也不断地报道俄国革命的消息，并且经常发表对于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评论和由此引起的对中国问题的感想。它们把俄国革命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观察。一方面，预料到“俄罗斯之专制政体已有不能维持之势”；另一方面，预料到“革命之风潮浸淫而及于亚东者，其期当亦不远”（1905年7月14日《申报》），中国革命不久也会爆发。当1905年的俄国革命受到了挫折的时候，它们仍然认为俄国革命还要爆发，对俄国革命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也并未因此动摇。这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道义上的支持。

联共党所领导的以连拿事件开始的1912年的革命运动，在中国人民当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所有西方国家的报纸都讳莫如深，寂然无闻，而刚刚摆脱了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束缚的中国报刊，则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著名的中国记者黄远生在1912年11月2日从北京发往上海的一篇通讯中这样写道：“最近新闻界有一奇事，则以中国各报宣传俄国革命，而外国报纸无一言之者。记者以之遍询所识外人，彼等皆称不闻。然中国报纸……决非捏造”（《远生遗著》，卷二）。

1917年11月7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正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感到苦闷彷徨的中国人民，以惊喜交集的兴奋心情欢呼了这一革命的胜利。大部分的中国报纸都争先向读者报道这项消息，并且连续刊载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的电讯和评论，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俄国革命的极大的关怀。

还在“十月革命”的前夕，俄国国内的情况就已经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密切注意。直到11月9日——“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中国的报纸上还曾经刊载过以“俄京六日电”为题的消息，报道了克伦斯基“决定以武力镇压‘暴乱’”的演说，以及临时政府六日晚“封闭暴烈党报馆三家”，“命将工人寓区通都城中央之桥梁拆断，并停止电车之驶行，全城现由‘忠于’政府之军队严密防守”等新闻。当时敏感的中国读者从字里行间已经可以感觉到，革命的风暴就要来了。

十月革命的消息在革命后的第三天，才经由欧洲传到中国。1917年11月10日，北京的《晨钟报》，上海的《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等，都以大字标题和显著的地位刊出了下面这段简短的电讯：“八日伦敦电，俄国公报云，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这是中国人民看到的关于十月革命的第一条新闻。

同一天，上海的《中华新报》根据外国通讯社转引“俄京官立通讯社”（这个通讯社原来是帝俄的官方通讯社，当时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电报，又向中国读者报道了11月7日晚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会宣布全部政权已归苏维埃掌握以及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俄国民治三大问题”的演说的消息。这个报纸刊出了列宁演说的摘要：“（1）即行结束战局，新政府必须向交战国提议休战。（2）以土地还给农民。（3）解决经济困难。”末了还附有“听者大为欢呼”等关于会场情况的描写。

从1917年11月11日起，中国各报都分别在“要闻”“国外大事”“电讯”等栏以大量的篇幅连续报道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上海《时报》在第二版显著地位辟了“俄国革命消息”专栏，逐日刊载有关俄国革命动态的“专电”和“通信”。苏维埃政府颁布的重要法令，红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及谢米诺夫、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白匪军作战的消息，以及留苏华工参加革命协助红军作战的消息等，都是当时中国报纸上的头等重要的新闻。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这时也成为中国读者最崇敬的人物，各报都很注意刊载列宁当时发表的言论，有的报纸还发表专讯向读者介绍列宁的历史。北京《晨钟报》在1918年6月22日的新闻中对列宁有如下的描述：“列宁为人朴实，不修边幅，大有儒者气象，……其头脑又非常冷静，其所怀抱之意见，决非他人所可得而动摇也。”

在一些报纸上也出现了关于俄国革命的评论。这些评论表明他们的作者对俄国革命的性质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但也流露了他们对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当国际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企图在摇篮里扼杀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北京《晨报》在署名“以芬”所写的一篇评论中就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谴责了国际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无耻的干涉，指出，这些国家“其所谓欲使俄国复兴及俄人幸福等之言，皆不过一种门面语”，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欲保其从前在俄之经济关系”而已（见1918年12月24日“俄人已受干涉矣”一文）。另外也有一些报纸则通过对俄国革命的评论，来指责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1917年11月13日至“十月革命”后的第5天，上海《中华新报》就以“面包与治安”为题发表短评，警告：北洋军阀政府不要残民以逞，剥夺了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利。评论在谈完了俄国革命问题之后这样写道：“一国之治安恒与面包问题相联系。设当局不知注意，虽……克伦斯基政府亦不可以幸存。然则今之不如克伦斯基且又好夺国民之面包用之于一己之权势者，可以知所鉴矣。”

此外，在一些杂志上也发表了不少介绍俄国革命的文字和图片。1918年在上海出版的《劳动杂志》，还特地刊出一篇题为“一路哭何如一家哭”的漫画。这幅漫画既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深刻地嘲笑了俄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失魂落魄如丧考妣的丑态。

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中国报刊（它们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团体的报纸）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和报道，还是有很大的缺点的。大部分报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都缺乏正确的了解。他们甚至于还不能够分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其他像社会革命党那样的政党之间，究竟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及中国的封建军阀政府有意识地隔断中俄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阻止两者之间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俄国人民以及俄国革命真实情况的了解。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中俄之间的邮电交通就受到帝国主义及北洋政府的严密封锁。连孙中山先生1918年拍给列宁祝贺革命胜利的电报，也不得不辗转地通过美洲华侨，才能顺利地发出。当时中国各报都还没有驻外记者，国际新闻几乎全部依靠外电。

关于“十月革命”以及稍后一个时期的俄国国内情况的消息，就大部分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主要是英国的路透社和日本的东方通讯社——的来稿编发的。这些通讯社怀着对苏维埃国家的切齿的仇恨，对俄国革命进行了一系列的侮蔑歪曲和诽谤。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布尔什维克称为“乱党”“暴烈党”“过激党”“激烈派”或“极端派”，不止一次地发布：“过激党政府现已动摇”“过激派目下在俄国实力极为薄弱”“（过激派）现已众叛亲离无复与共事者”以及“里林（列宁）氏闻已就逮”等之类的荒诞无稽的消息，并且还在新闻中有意识地夸大苏维埃国家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制造苏维埃国家“各处运输均已停止”“生活之困难已臻极点”“国家滥发新纸币民间全无信用”等之类的谣言。中国报纸既然采用了这些通讯社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歪曲和捏造的报道，就自然很难正确地向中国读者反映和介绍“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俄国的真实情况。尽管这些报纸也报道过一些从其他方面得来的比较可靠的消息，然而由于玉石不分不加区别地大量地使用了那些通讯社的稿件，仍然难免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中国读者对俄国情况的正确的了解。因而不少好心的读者受到了蒙蔽，他们在帝国主义歪曲宣传的影响下，对他们曾经心向往之的社会主义国家失去信心，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也感到悲观失望，他们怀疑这一幅“赤旗”是不是还能够胜利地打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一批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参加编辑或直接创办的报刊上，热情地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驳斥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魑魅魍魉们对俄国革命的恶毒的中伤。根据他们所能够得到的材料向中国人民报道了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分析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意义。号召中国人民见贤思齐，以俄为师，满怀信心地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册发表了李大钊同志的“法俄革命比较观”。在这篇文章里，李大钊同志驳斥了对十月革命的诬蔑，并且劝告了那些对俄国革命悲观失望的人，指出俄国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是难以避免的，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他认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能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这是中国人民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接着，李大钊同志又在1918年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5卷5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在这两篇文章里，李大钊同志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性质，热情地讴歌“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当时，国内的一些“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们正在大吹大擂地庆祝所谓“联军的胜利”，李大钊同志嘲笑了这种自我陶醉的丑剧，并且指出由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壮大而被迫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什么“联合国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动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李大钊同志在文章里还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无限信心。他认为在这种锐不可当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当中，任何资本家、军阀、官僚等“历史上残余的东西”都只能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个地飞落在地，他豪迈地预言：“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编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李大钊同志为这个刊物的第3期所写的社论“新纪元”，是又一篇对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赞歌。这篇文章认为，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是一个由“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所冲洗出来的“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里，生产制度将要起一个“绝大的变动”，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将要联合在一起“去打破国界，打破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在这篇文章里，李大钊同志还用抒情的笔调，形象地描述了“十月革命”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当帝国主义分子正在宣传俄国革命政府就要倒台，俄国国内的治安非常紊乱的时候，《每周评论》发表了许多来自俄国的可靠的报道，告诉中国人民“俄罗斯会议（苏维埃）政府已经空前强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巷比纽约和芝加哥还要安宁，人民也越能联合御侮”（1919年7月20日第31期《俄罗斯》）。此外，这个刊物还以惊人的篇幅，详细地报道了匈牙利和德国的革命消息，认为这是“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的继续。

继《每周评论》之后在长沙创刊，由毛泽东同志担任主编的《湘江评论》，在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等方面，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这个一共只出了五期、但却在全国范围内有着极高威望和极大的影响的政治刊物，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表示了它对俄国革命必将“普及于世界”的信心，并且严厉地斥责了种种对于俄国革命的诽谤。同时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的毛泽东同志在《湘江杂评》栏中，对那些敌视俄国革命跟在帝国主义后面诋毁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的反动军阀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请问什么叫做过激党？过激主义是什么？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能够答复得出来吗？”毛泽东同志为读者们解释，所谓“过激党”，实际上“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权利，以强权索自由的志士”而已。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这一时期在报刊上所作的关于“十月革命”的宣传，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所散布的种种诋毁“十月革命”的谰言，大大地加强了中国人民对新型的苏维埃国家的理解。

1920年三四月间，俄国劳农政府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的宣言传到中国。劳农政府在宣言中提出了废弃沙皇政府在1896年至1901年间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归还中东铁路、放弃“庚子赔款”等建议。这一伟大的友好的表示，使中国人民感到无比的欢悦和激动。

中国报纸早在1918年就曾刊载过俄国劳农政府宣布：“凡以前之政府所缔结之一切国际条约……概行作废。”（见1918年2月15日《申报》）这一消息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震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劳农政府从1917年11月以来所不断发给中国人民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通告，都被隐蔽起来，没有传到中国。也没有可能在报纸上发表。1920年3月，当上项宣言辗转到中国后，上海《时报》首先在3月27日二版“国内要闻”栏用“俄国对中国之宣言”的大字标题，刊载了它的摘要。接着，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也都陆续刊登了它的全文。到了3月底4月初，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小报纸都先后发表了有关这项宣言的消息。

劳农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在中国人民当中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谢俄国人民的这一破天荒的义举和崇高的友谊。中国人民的这种心情，在当时的报刊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宣言发表后，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救国日报》《正报》《星期评论》等报刊，都先后发表了评论，对劳农政府的建议表示热烈的欢迎。

不少报刊在评论中把劳农政府的宣言比为“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消息”，赞扬这一宣言“的确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真是可以令人五体投地表示无限量的欢迎”，并且认为“我们在悲哀残酷境遇里的中国人民，对于这一通告应该十分感谢，应该要为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感谢”。

不少报刊在评论中还要求政府“立刻承认苏俄劳农政府”“和苏俄劳农政府建立邦交”“停付庚款，不承认帝俄政府前此派来中国的外交官员”，并且勉励中国人民应该像俄国人民在宣言中所期待的那样，“做一种自由的人民，为自由而战”。

在铁的事实面前，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国家的种种诽谤也完全破产了。上海《正报》在评论中驳斥了那种把所谓“过激派”比为洪水猛兽的说法，说：“可怕的过激派，却没有什么可怕，他的心事不仅要援救俄国工人，还要援救中国人民。”上海《救国日报》也劝告它的读者“不要听信他是过激派，怕与他接近。事实俱在，岂能由人信口雌黄的吗？”受过沉痛的历史教训的中国人民，在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以后，是完全能够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

除报纸外，国内各人民团体也纷纷集会，并致函劳农政府表示同意和感谢。下面是中国全国报界联合会代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经过了“为时甚久”的讨论以后，向劳农政府发出的复文：

俄国人民及俄国人民的政府公鉴：我们接受俄国劳农政府很公正而很有利的通牒，无限欢喜。我们谨代表中国的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域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希望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下面，以美满的友谊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1920年4月9日《申报》）

中国报纸关于俄国劳农政府对华宣言的报道和评论，表现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冲破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所造成的藩篱，和以平等待我的“最可亲爱的”俄国人民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立在那正义人道的旗帜下面”携手并进的心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改变他们的主张。1920年4月4日，北洋政府还表示“对劳农政府代表拟不予接待”，但一个星期以后就不得不表示愿意“接受俄国劳农政府正式照会”。在这一次声势浩大的人民外交运动当中，不少原来立场极为反动、在政治上和当时的反动军阀集团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的报纸，也被迫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俄国宣言的消息，发表了比较公正的评论。这足以证明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抗拒的。

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随着中俄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1920年，在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进一步了解“俄国真相”特别是进一步了解俄国革命真相的要求，越来越增长了。为了满足读者们的这种如饥似渴的要求，为了提高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报刊上出现了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的关于俄国革命历史和现状的解说性和介绍性的文章。

已经转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报的《新青年》杂志，从8卷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起就另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刊载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的译文（大多译自《真理报》《苏俄》《人道报》等报刊），广泛地介绍革命后俄国的政权、法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妇女、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

在北京出版的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潮为宗旨的《曙光》，从第6号（1920年10月出版）起也先后发表了以下这样一些介绍苏维埃国家的文章：“新俄罗斯之建设”“俄国的民众教育”“俄国革命纪念”（瞿秋白译）、“俄国之农业的社会化”“红色军队”“劳农大学”“苏维埃俄罗斯的现在”“新纪元之第三年”“俄国工市之组织”等。

北京《晨报》除了先后在该报的“名著新译”和“革命实话”栏刊登“俄国革命史”“地底的俄罗斯”等介绍俄国早期革命历史的文章外，还译载了许多国外报纸所发表的关于俄国国内最近情况的通讯报道。

从1917年以来，中俄之间的通讯联系就因白匪叛乱和交通阻隔等原因而中断。中国报纸长期地得不到来自俄国的第一手材料。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使读者能够了解更多的关于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晨报》在1920年8月派出了它的第一个同时也是中国报纸的第一个长驻苏俄的特派记者。这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同志是在“十月革命”后中俄第一次通车时前往莫斯科的。当时，苏俄的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尚未结束，因为久经兵燹，苏俄国内经济也十分困难，不少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把那里描写成为异常贫困混乱的“饿乡”。肩负着“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去俄国寻求真理的瞿秋白同志真实地把新世界的一切情况报道给中国的读者，这就大大地揭穿了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国家的弥天大谎。

瞿秋白同志在苏俄期间，曾经以中国新闻记者的身分列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劳动大会等重要会议，会见过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并且受到了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的热情的款待。他所写的通讯涉及他在俄国的一切见闻，以及留俄期间的“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和“冥想感言”，一共有46篇，陆续在“晨报”上发表。这是中国新闻记者根据自己的实地采访写出来的关于苏俄真实情况的最早的最有系统的报道。

1921年，中国最早的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和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三

“十月革命”后，中国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的以介绍和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报刊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是陌生的。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知识分子就曾经在他们所创办的报刊上介绍和讨论过社会主义。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刊载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附马克思、恩格斯传记及共产党宣言内容的简介）和“社会主义四大纲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介绍社会主义流派和共产国际活动历史的文章。改良派的机关报《新民丛报》也刊载过“社会主义论”等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观点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论文。但是不论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改良派，都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革命派虽然同情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对社会主义显然还有很大的误解，他们喜欢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论，任意解释和修改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还经常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改良派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他们介绍社会主义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宣传改良主义。此外，在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创办的刊物上，也刊载过一些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他们除了提出一些反对剥削的普通词句外，再也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

总体看来，“十月革命”以前，社会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中国人民还非常缺乏正确的社会主义方面的知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它促使中国人民开始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来考虑自己的问题，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先进分子所主办的报刊上，普遍地出现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

1915年创刊的以领导新文化运动著名的《新青年》杂志，是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刊物。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由于中国先进分子的倡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热潮。据估计，至少有200种以上的报刊，在一个时期内和在一定程度上倾向社会主义。在这些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的讨论社会主义、讨论马克思列宁学说和讨论俄国革命的文章。

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个月，《新青年》出版了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6卷5号），刊登了陈启修等人所写的“马克思传略”“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研究”等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一期和次一期的“新青年”上，还连续刊载了李大钊同志所写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中国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大钊同志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平均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全部秘密”，它的全部理论“科学地正确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必然地合乎规律地导致最后的灭亡”。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新青年》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方面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从1919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止，这个刊物一共登载了137篇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

和《新青年》同时的《每周评论》对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也有过一定的贡献。1919年4月，这个刊物刊出了约一千余字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这是1848年这一震撼世界的巨著出版以来的第二次汉译。五四运动以后，《每周评论》陆续发表了李大钊同志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以及慰慈等人所写的“俄国的新宪法”“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俄国的新银行法”等讨论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1919年至1920年间，中国各地的先进分子也创办了许多报刊，广泛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湘江评论》从创刊起，就以“承受”“传播”“研究”“施行”世界革命的新思潮为自己的“最切最要的大任务”（“创刊宣言”）。刊物的第2、3、4期连载了毛泽东同志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这是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求解决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的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联合的胜利，中国人民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应当仿效俄国革命的方法，实行中国的民众大联合。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北京的《又新日报》、成都的《星期日》等报刊，都以最显著的地位转载了它的全文。《每周评论》则推之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的一篇“重要文字”。不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也推崇备至，一致认为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典范。

此外，在北京的《新教育》《新中国》《国民》《曙光》，在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唐山的《救国》，在上海的《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太平洋》《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在浙江的《钱江评论》，在成都的《星期日》，在湖南的《新湖南报》《湘潮》《女界钟》《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等报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也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迫使某些政治上反动的报纸，也不得不以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历史经验来取悦它们的读者。例如，在政治上和皖系军阀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都有密切联系的北京《晨报》，在这一时期除了继续扩大对俄国情况的报道外，还曾经出版过“劳动节纪念专号”，增辟了“新思潮”专栏，译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最早的译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陈渊泉的《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倍·尔·拉萨尔等人的传记和其他许多讨论社会主义的论文。再如，由政治上同以黎元洪为首的鄂系军阀关系非常密切的“猪仔”议员何海鸣所主办的《又新日报》，也刊载过许多像《马克思之价值说，剩余价值说及其批判》（高鼻素之作，若飞译）、《共产制与私有制之研究》（海德曼作，李仲光译）、《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河上肇作，罗琢章译）、《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邝摩汉作）等之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报纸对种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唯心主义的思想也很感兴趣，他们在刊载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的同时，也刊载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乃至于实验主义的论文。太虚和尚的佛经讲稿也经常在版面上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处于同样的地位。他们这样作的结果，一方面在客观上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另一方面也同时宣传了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对读者起了很大的迷惑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其影响的扩大，特别是由于它在革命实践上所可能取得的效果，使帝国主义者和反动的中国军阀政府大为恐慌。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在1919年就叫嚷“俄国过激思想宣传队现已潜入中国，希望中国当局赶早筑成数十万丈厚的长堤”（1919年2月5日《顺天时报》），唆使北洋政府以强制手段“取缔新思潮”。“五四”以后，北洋政府极力摧残进步报刊，他们以“遏乱源”“正风俗”为名，把那些被认为是“妨害治安，败坏风俗”和“专以鼓吹社会革命、无政府、同盟罢工、共产等邪说为宗旨”的报刊一律查禁。又发布一道“内阁令”，叫警察厅严查出版物，遇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立即没收。此外还有83种报刊和印刷品被指为“社会革命党在中国之传播物”而禁止发行。但是螳臂不能当车，投鞭不足断流，在气势磅礴足以冲决一切堤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洪流面前，反动派的任何措施都不可能遏止它的发展。正如《每周评论》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禁止思想的自由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抑制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1919年6月1日，24期，《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1920年5月，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建立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小组。报刊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在各地共产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下有了更大的发展。

《新青年》从1920年5月起，改组为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的第1期（7卷6号）是厚达270多页的“劳动节纪念专号”，用很大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和国内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唐山、长沙、无锡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生活和工运发展情况。号召“中国劳工同胞”觉醒起来，组织起来，为本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改组后的《新青年》还译载了不少列宁的著作：1920年11月出版的8卷3号刊出了列宁著作在中国的第一篇译文《民族自决》（摘译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报告），同年12月出版的8卷4号又刊出了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一文（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此外，还出版了以解释和介绍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8本《新青年丛书》，其中如刻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和考茨基所著的《阶级斗争》等，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三周年纪念日，上海马克思主义学会出版了它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个纯粹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内容的理论性刊物。共出六期。创刊号上除了纪念“十月革命”的专文外，述刊载了《列宁的历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等文。第4期上还刊载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译文。这个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非常明确地以争取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为其编辑方针。它严厉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探讨了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在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学会成立后，不少具有共产党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都积极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工作。他们为工人创办了许多小报（主要的有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者》《伙友》、广州的《劳动声》等，均于1920年出版），在这些小报中也刊载了许多通俗性地解释“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短文，在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的。

曾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的资产阶级右翼，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报刊上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19年7月，他们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稍后又发表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等文。胡适这些文章的总的精神就是主张以枝枝节节的“改良”来代替“根本解决”，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意义。

李大钊同志对胡适的这种反科学反革命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反击。他在《每周评论》35期中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谈“主义”。他认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这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中国共产主义者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右翼的分裂，资产阶级右翼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宣传与影响却比以前更为扩大了。

1920年，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右翼”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为首，再一次发动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和胡适不同的是，他们把自己伪装成懂得“国情”的“社会主义者”的模样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在《时事新报》和《改造》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其结论仍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反动言论也及时地受到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者的反击。在《新青年》9卷1号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李达同志彻底地驳斥了梁、张等人的许多错误论点，并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李达同志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进步的生产方式，才能真正使中国人过着合理的生活；这一次论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经过辩驳而愈加辉煌，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在1917年“十月革命”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四五年中，中国报刊特别是共产主义者所主办的报刊，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列宁），中国报刊向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的革命理论，这就在短期内加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自觉，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四

“十月革命”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十月革命”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深入东方、深入到像中国这样一个被压迫国家的大道。

中国报刊在1917—1921年这一段时间内所进行的关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伟大的俄国人民的诚挚的友谊，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俄国革命的真诚的向往。报刊的宣传使中国人民从俄国革命中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益，使中国人民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人民一旦获得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之后，也就像俄国人民一样，一步步走向胜利。

“十月革命”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由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所主办的以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的工人阶级的报刊。中国工人阶级的报刊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联共党领导下的俄国工人阶级报刊的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报刊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治组织和各种敌人进行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尖锐武器。中国工人阶级的报刊坚持了列宁的报纸的党性的原则，始终如一地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中俄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同各种反俄（苏）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新中国的报刊是前一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发展。它继承了“十月革命”以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战斗传统，永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向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和推动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重要工具。

（原载1957年第11期《新闻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