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的建筑师

续接上雷章宝这条线之前，有关样式雷的寻找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70年，缥缈的线索散落在浩如烟海的2万多张图档中。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其亨是其中最深入持久的研究者。1982年，还是硕士研究生的他到国家图书馆去看样式雷的图档，一看就是20多年。

一提起这些图档，王其亨就很激动，他打了个比方：“就像一个设计院里积攒了200多年的几万张图，一夜之间狂风大作，房倒屋塌，图纸随地乱飞，只能捡起一堆打一包，打了320多包，想寻找某一张就像大海捞针。”他说，样式雷的图样上有黄色的小标签，由于时间久，标签黏度不够，每翻开一次，图档上的标签就会掉，“有人会把掉了的标签收集起来用纸包好，有人就把标签扔了，或是重新贴上去但位置不对，因此，毁坏很多”。

这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图档的纷繁芜杂阻碍了人们对这一传奇建筑世家的认知。就连很多建筑系学生也只停留在对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师》那段话的想象中：“在清朝（1644—1911年）二百六十余年间，北京皇室的建筑师成了世袭的职位。在17世纪末年，一个南方匠人雷发达来北京参加营造宫殿的工作，因为技术高超，很快就被提升担任设计工作。从他起一共七代直到清朝末年，主要的皇室建筑如宫殿、皇陵、圆明园、颐和园等都是雷氏负责的。这个世袭的建筑师家族被称为‘样式雷’。”

王其亨认为，梁思成所说的“七代”不太准确，有证据表明样式雷传承了八代。而这八代十人所扮演的“样式房掌案”角色也并非世袭，而是职业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事实上，清代皇家建筑工程也并非只有雷氏一族承担，雷金玉之前有梁九，雷景修未成年时有郭九等任样式房掌案，包括雷家同族之间，也有争工事件发生。

在当时，样式房掌案是很有诱惑力的职位。王其亨说，按清代的工程管理体制，凡是工价银超过50两、料价银在200两以上的国家建筑工程，均要由皇帝钦派承修大臣组建工程处，负责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工程处下设样式房，由算手负责核算工程的工料钱粮，样子匠负责建筑规划设计，制作画样、烫样，指导施工。样式房的主持人就称为掌案，相当于总建筑师。在同治、光绪年间，雷氏家族在这个角色上达到了顶峰，朝廷给予的待遇也比较优厚。当时算手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5两银子，一般的样子匠4两银子，而像样式雷，就是20两银子。王其亨指出，样式雷的收入其实远不止此，因为他们可以公开拿到20%左右的工程回扣。档案显示，一个惠陵工程有8家材料供应商，如果平均每家给200两，就是1000多两白银。

为了保持雷氏家族的竞争力，雷家的男孩子十几岁就随父亲在工地上学习。比如样式雷第六代雷思起，从小就受到严格训练，曾随父亲参与昌西陵、慕东陵等工程，使他谙熟皇家营造工程的每个环节。这种近水楼台，旁人难以比拟，样式雷因此才能执掌样式房这么多代。

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建筑师家族，可以这么持久地创造出这么多建筑瑰宝。在日本和意大利有过类似的建筑世家，但也没有这么大的成就。但让王其亨悲哀的是：“在故宫、颐和园里游览，导游会给你讲神话传说，宫廷秘闻，但说起过这里的设计者是谁吗？有人问起过吗？”他说，这是中国古建筑长久以来的一个误区，认为官式建筑已臻标准化，比如清代有著名的《工程做法则例》，每个部件都有固定的规格尺寸，装配也有严格要求，因此，没有建筑师只有工匠。“这些世界遗产，难道都是工匠堆砌出来的吗？这些选址布局、结构、装修，怎么能没有设计师呢？”

“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威说，在掌案的光环下，样式雷第七代雷廷昌也曾无奈感叹，“按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上奉旨意，下遵堂思谕……更改由上意……”说明这一角色是受多重限制的。而在相关档案中，样子匠被称为“烫画样人”和“画工”，与普通工匠无异。

耐人寻味的是，雷廷昌曾留下一条祖训，“雷家后人不要当官从政”。雷章宝说，原因就是其父雷思起为了给慈禧太后建东陵和西陵劳累致死。据考证，雷思起最初按照祖制为两位太后修建陵墓，分为两个地宫，共用一个祭殿，但两位太后都不肯接受，他不得已重新修改方案，设计了两个各自独立、配殿和祭殿齐全的定东陵，终于得到首肯。但慈安去世后，独揽大权的慈禧为了体现自己的地位高于慈安，又下令将已建好的陵墓拆了重建。据称雷思起为此耗尽心血，最后过度劳累而死。

张威说，现在流传下来的2万多张样式雷图档上面是没有署名的，也很难从设计风格上分辨出来是谁画的。事实上，就连这些图档的外传都是一个偶然。原本，这些图档都属于皇家的机密文件。道光年间，接手样式房的样式雷第五代雷景修面对的已是一个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清政府。他不仅无法挽回样式房差务奉旨停止的厄运，还经历了海淀故宅被劫以及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的惨剧，眼睁睁地看着样式雷家族几代人心血营造的“万园之园”被付之一炬。他将原本存放在圆明园外的画样、烫样偷偷运到了城内，并专门修建了三间房屋予以珍藏，由此，这些绝密建筑档案才在乱世中流到宫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