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

1. 内涵界定

国内学者朱显平、邹向阳⁽⁵⁾最早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的概念，并把其界定为，以新丝路交通通道为发展空间，以沿线中心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为依托，以区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动力，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手段，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目的的中国—中亚跨国带状经济合作区。卫玲、戴江伟⁽⁶⁾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定义为，在中国与中亚政治和能源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要素自由流动和交通便利联通，推动人口和产业沿“点—轴”集聚，从而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结构和经济一体化组织。惠宁、杨世迪⁽⁷⁾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平台是上合组织，基础是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络，载体是沿线城市群和新经济增长极，动力是区域内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目标是形成亚欧利益共同体。在以上表述的基础上，白永秀、吴航、王泽润⁽⁸⁾更加丰富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认为其平台除了上合组织，还有欧亚经济共同体，其保障是货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友好往来，目标是实现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程中海、罗超⁽⁹⁾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沿线国家（地区）交通运输体系为主轴（轴），依托沿线中心城市（点）及相关产业发展，以“五通”为路径，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为手段，形成“点—轴—面”巨型空间经济系统，从而促进贸易发展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形成跨国（地区）经贸合作网络。

国外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含义及内涵研究较少，主要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发展情况，“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各自区域和国家的影响，俄罗斯和中亚的关系，美俄中三国在中亚的博弈，中国对中亚的能源需求，旅游和教育合作等角度进行了研究。

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意义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¹⁰⁾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国家战略安全（包括潜在军事冲突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隐患，如针对贸易、能源、粮食、民族、反恐等战略物资和敏感问题进行的贸易禁运）、中国西部地区稳定、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持同样观点的学者还有夏文斌、冯宗宪、王睿等。白永秀⁽¹¹⁾等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推动组建新的区域经贸合作组织，形成国际经济新格局；有助于形成新兴增长区域，助推世界经济摆脱低迷状态；有助于拓展中国西部战略空间；有助于培育西北地区经济增长极，推动经济重心西移；有助于优化中国城市和人口布局，提高西部城镇化水平。程国强⁽¹²⁾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将促进亚欧非互利共赢和人类和平发展，有利于优化和创新国际合作机制与全球治理机制。林治波⁽¹³⁾、郭田勇、李琼⁽¹⁴⁾认为，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契机，能够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打通金融环节障碍，实现在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目下本币兑换和结算，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3.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础

杨恕、王术森⁽¹⁵⁾认为，与新亚欧大陆桥刚建成时相比，丝路沿线各国的条件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已经具备建设基础：丝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对经济合作的需求日益增强；各国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相关政策措施、上合组织的有关协议、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相关合作协议，为经济带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法律支持；新疆的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能力大幅提高。白永秀⁽¹⁶⁾等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一定的组织化合作基础，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促进了成员国合作共识达成与机制的不断完善；具有一定的产业合作基础，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在制造业、金融业等多个产业具有良好合作前景。刘华芹、李钢⁽¹⁷⁾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有利条件。在政治上，中国与沿线大部分国家政治关系良好，金融危机后域内多数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与中国有相似的利益诉求。在经济上，中国与欧亚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独联体国家、多数阿拉伯国家和南亚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为经济带建设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4.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路径及对策建议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¹⁸⁾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战略框架上，要以上合组织为主、多机制并举；在战略步骤上，要先易后难；在战略内容上，要以经贸为主、多维度并进。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¹⁹⁾认为，由于“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构成复杂，其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可分为两大阶段：在初级阶段主要推进交通、能源、产业一体化战略，强化沿线城市一体化战略；在高级阶段要加快推进贸易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金融一体化步伐。王习农、陈涛⁽²⁰⁾认为，应建立沿线国家间高效合作机制，如产业合作、投融资、能源、科技、旅游、法律、反恐等合作机制，建立办公工作机制；建立沿线省区市间合作机制；发挥新疆地区特殊战略作用，积极推进新疆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马莉莉、王瑞、张亚斌⁽²¹⁾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应采用弹性合作模式，即建立“主权国家＋中心城市＋自由贸易区”的三级合作框架；打造从硬件通达到软件通达的互联互通环境；开展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等多领域合作；针对产业链不同环节的需要订制弹性国际合作协议。刘云中⁽²²⁾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国家战略，需要顶层科学设计，也需要上下互动、东中西联动，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企业是丝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要支持企业走出去；政府要保护中国企业和公民在经济带建设中的合法权利；经济带建设在国内要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构、协调机制和资金保障。

Zhang Hongzhou、Guschin Arthur⁽²³⁾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挑战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会面临来自俄罗斯的消极态度。因此，中国应积极应对，以减少来自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压力。Peiyue Li、Hui Qian、Ken W. F. Howard⁽²⁴⁾等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加强跨国法律合作，建立有效一致的规章和规则；沿线国家应加强教育，从而提高人们保护水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意识；加强在跨境水资源管理、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科学研究，从而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Zongxian Feng、Hua Wang⁽²⁵⁾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应采取超国家的机制，或关税同盟和经济联盟的形式，而应采取新型合作模式，给地区国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渠道和友好的合作平台。

二、国内外关于中国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高洪山⁽²⁶⁾、刘志勇⁽²⁷⁾等就开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赵常庆⁽²⁸⁾（2004）在其《中亚五国与中国西部大开发》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中亚国家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关系。秦放鸣⁽²⁹⁾（2006）在其《中亚市场新视角》一书中探讨了开拓中亚市场与新疆成为中国西部国际商贸中心的双向互动关系。郭新明⁽³⁰⁾（2009）在其《经济互补的金融思考：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互补的领域、项目及金融配套支持的选项研究》一书中指出了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互补的领域，并阐述了金融对双方合作的支持作用。以上这些研究为以后对中国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 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贸易合作

保健云⁽³¹⁾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进出口贸易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中国与中亚国家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性与波动性、贸易商品结构与国别结构特点，并提出了双方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王志远⁽³²⁾基于引力模型的计量分析，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潜在贸易水平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边境效应、区域一体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交通运输成本等是影响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程中海、孙培蕾⁽³³⁾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口岸效率、电子商务环境、规制环境、海关环境都与双方贸易额存在关联性。阿布来提•依明、玛依努尔•阿布里米提⁽³⁴⁾对中国与42个主要贸易伙伴15年的关税等贸易成本进行了测算，发现除哈萨克斯坦之外，中国与中亚其他四国的贸易成本普遍偏高，这主要是由于各国法律政策差异较大、贸易投资环境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等。

国外学者Gaël Raballand和Agnès Andrésy⁽³⁵⁾在其研究中指出，尽管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贸易发展中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如中国西部沙漠、天山等地理地形障碍、政治和安全问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中亚和俄罗斯经济联系紧密、中亚国家购买力有限等，但双方的贸易发展具有很强的积极因素，如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中国对中亚原材料需求旺盛、中亚国家对中国消费品需求大，因此，未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贸易将会持续增长。Farrukh Suvankulov和Yunus Guc⁽³⁶⁾对地区大国（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增强引力模型，结果发现，截至2007年，中国和土耳其对中亚国家出口最成功，出口额超过模型估计数额，且出口商品结构非常多样化；而俄罗斯未达到模型估计数额；印度和伊朗对中亚国家的出口一直很少。

2. 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

秦放鸣、张力民、毕燕茹⁽³⁷⁾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状况及特点，指出了影响双方投资合作的因素，如大国在中亚博弈激烈、中亚国家投资环境欠佳且加大对本国资源的控制等，并提出了对策建议。韩东、王述芬⁽³⁸⁾基于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亚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基础设施、经济自由度以及稳定的政策环境对中国在中亚的投资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李东阳、杨殿中⁽³⁹⁾利用面板数据协整模型，检验了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关系，是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且投资的出口效应大于进口效应。李悦、杨殿中⁽⁴⁰⁾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对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给出了对策建议，认为从政府层面，应该有针对性地对为中国企业在中亚的投资提供财政支持，带动贸易发展，加强融资支持和风险防范机制；从企业层面，应提前做好调研和风险评估、产业和区位选择，创新投资模式，提高本土化水平。

国外学者Jack Fenwick⁽⁴¹⁾认为，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对促进成员国经济合作作用有限，因而对促进中国和中亚国家投资合作作用也有限。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多依赖于双边合作，且均在上合组织合作框架之外。虽然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但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投资合作仍保持了快速增长。Raffaello Pantucci和Alexandros Petersen⁽⁴²⁾认为，中国在中亚国家投资的主要不利因素来自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它使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保持警惕，从而制定不利于中国在中亚投资的政策。

3. 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

袁培⁽⁴³⁾从数量、领域、合作模式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特点，指出了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存在的障碍，如中亚各国能源战略差异大，各国彼此信任感不强，大国势力角逐激烈，合作缺乏创新机制等，并提出中国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拓展新的能源线路，稳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发挥西部省区参与能源合作作用，建立全方位预警机制等。秦鹏⁽⁴⁴⁾全面阐述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石油合作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了各个时期的合作特点、合作的法律依据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中国对中亚国家能源信息掌握不完全、中国比欧美日进入中亚能源市场较晚、上合组织能源合作机制较弱等，因此中国应继续开展石油外交，发挥上合组织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收集多方能源信息，做好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长期规划。杨宇、刘毅、金凤君⁽⁴⁵⁾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并已从传统的油气贸易拓展到油气上下游产业合作，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风险，如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俄罗斯政策不确定性、中亚国家可能发生的局部冲突及资源国有化、国际石油公司激烈竞争等，因而未来中国可以采取贷款换资源、双向合作、与中亚国家石油公司联合经营等合作模式，探索上合组织油气经贸一体化合作模式等。

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围绕中亚地区大国之间争夺管道霸权的问题展开，如Downs，Kleveman，Dorian，Olcott，Chow和Hendrix都曾做过相关研究。Onur Cobanli⁽⁴⁶⁾把中国因素加入中亚油气博弈模型之中，认为中亚油气博弈主要有四种大国力量，即西部的美—欧—土耳其、北部的俄罗斯、东部的中国和南部的伊朗。此外，还有外围的一些参与势力，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韩国等。运用合作博弈模型分析欧亚油气贸易和议价能力时发现，土—中油气管线并未给向西输往土耳其和欧洲的项目带来影响。

4. 中国和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

朱苏荣⁽⁴⁷⁾认为，丝绸之路本质上是一条贸易与货币相伴共生之路，金融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是经济带建设的动力源泉、贸易畅通的纽带、通道建设的保障。姚德权、黄学军⁽⁴⁸⁾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金融合作现状，认为沿线国家中央银行对话机制、金融机构合作、上合组织银联体合作、双边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等正在不断健全，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也面临来自金融体系自身和外部环境的挑战。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人民币从区域化走向国际化，促进能源金融中心建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造跨境金融合作平台。易诚⁽⁴⁹⁾从多边合作、区域投融资机构设立、人民币跨境使用、互设金融机构和项目融资合作、金融市场合作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合作现状，指出了影响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如地缘政治影响、现有经济联盟的竞争性排斥、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金融生态环境影响等，进而提出了加强金融合作的政策建议。邢辉、李泽华⁽⁵⁰⁾认为，新疆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加大金融开放及合作，有利于中国在国际金融及贸易主导权中赢得主动，有助于扩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空间。魏东赟、胡江龙、李军⁽⁵¹⁾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把新疆建设成为面向中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Yu Jianqiu、Cao Zhe⁽⁵²⁾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方式，并利用2013年12月至2015年3月中国跨境人民币支付的数据，采用模型预测了未来“一带一路”地区跨境人民币使用规模。Anders C. Johansson⁽⁵³⁾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作用的增强，中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引起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进口增长，还会影响到周边国家的股市价格。

5. 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交通物流合作

申培德、魏公谦⁽⁵⁴⁾于1990年就提出了欧亚大陆桥的作用问题，建议发展通道型经济。朱显平⁽⁵⁵⁾认为，新丝绸之路交通走廊初步建成，并从“交通走廊”向“经济发展带”转型，为推进中国与中亚区域经贸合作开辟了发展空间。畅通战略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因此要打造有保障的运输系统。李忠民、刘育红、张强⁽⁵⁶⁾选取丝绸之路交通大动脉沿线17个城市，运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丝绸之路交通带中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作为区域经济联系纽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要素和商品在区域间的流动，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不仅对本地经济增长有利，而且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也有积极作用。高新才⁽⁵⁷⁾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根本上就是通道经济的发展，可依托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发展通道经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要加快铁路、公路、航空、内陆港建设步伐，构建现代化立体交通体系。惠宁⁽⁵⁸⁾提出，应推动签订交通便利化协定，提高陆路运输口岸通关效率；加大对中亚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加快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陆路、空中、信息三条丝绸之路。李金叶、舒鑫⁽⁵⁹⁾分析了中亚国家与中美俄等大国交通合作的情况，指出了中、美、俄三国在中亚地区交通运输中的三国鼎立局面，并为中国提出了政策选择。

国外学者Madan B. Regmi和Shinya Hanaoka⁽⁶⁰⁾对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运输走廊进行了分析，认为联合运输走廊对贸易流动至关重要，尤其对想要与港口、市场和生产中心连接的内陆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分析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的交通线路发现，铁路单线运输、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不足、中亚国家公路状况差、口岸数量少、通关程序复杂、缺乏统一规章制度、运输成本高等成为制约双方运输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

三、简要述评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本课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文献大多较新，多集中于最近几年。这主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的时间较短有关。二是国内对该课题的研究文献较多，而国外研究文献较少。通过对外文文献的检索发现，国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丝绸之路历史、地理及人文领域的研究，而从区域经贸合作角度开展研究的文献很少。发表在国外出版物上的相关文献也大多为国内学者撰写。三是现有的研究中分别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与中亚国家各领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较多，而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内涵、意义、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等。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研究多集中于贸易、投资、能源等领域，研究内容较为单一，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