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是根本
自古以来，优秀的君王都对生产都极为重视。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完全不事生产而繁荣昌盛的；也从来没有一个生产不足的朝代而不灭亡的，有的是用度超过生产，有的是战争摧毁了生产。
文景之治是秦统一天下后第一个治世，主要归功于汉文帝，景帝基本上延续了文帝的政策。刘邦死了之后，皇后吕氏专政，封了很多亲戚做王侯。吕后去世，吕氏家族的这些外戚准备作乱。当时跟随刘邦的开国元老陈平和周勃还在，合作剿灭了吕氏乱党，拥汉文帝登基。
文帝非常赏识贾谊，贾谊向文帝建议：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穷而可治理好，自古及今，未尝闻之。古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产有限而用之无度，则财力枯竭。……生产者甚少而浪费者甚多，天下财产怎么能不缺。
大汉建国快四十年，公私之积，少得可怜。失时不雨，民众惶恐；岁恶歉收，卖爵鬻子。天下如此危难，陛下难道不怕吗！
世间丰年荒年交错，天道之行。……如果不幸有两三千里之旱，国家拿什么救济？边境突然有急，数十百万士兵，国家拿什么供应？兵、旱叠加，天下枯竭，有勇力者聚众掠夺，贫弱无助者易子相食。……积贮者，天下重要之事。如果粮多而财产有馀，干什么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文帝认为贾谊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以身作则号召天下投身生产。（公元前178年）举行“藉田”仪式，文帝亲自耕作，为天下做出表率。同时降低农民赋税来鼓励生产。并且在位期间，始终以此为立国根本。
汉文帝治国以黄老之学为本，老子提倡“无为而治”，也就是顺其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毫无作为，想要顺其自然，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自然之理，这已经足够人们耗尽一生去追求。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躺在床上睡大觉，而是放下傲慢，学习规律，尊重规律。“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因为文帝的顺其自然，所以对生死也颇为豁达，并不为求永生而穷四海之力，也不为死去而哭天抢地。汉文帝遗诏说：
朕闻之：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没什么哀伤的！当今之世，都乐生而恶死，厚葬以致破产，重孝以致伤身，吾甚不取。……令天下吏民：得令后，悼念三日，皆脱掉丧服；勿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皇家应服丧事者，皆不用赤脚；孝带勿过三寸；勿用丧布盖车及兵器；勿派民众哭临宫殿中；……其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参照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按照原样，勿有所改。……
文帝在位23年，勤俭治国，鼓励人民生产而很少动用民力，这是不是就是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呢？汉景帝在位16年，延续了文帝的政策。这段时期，汉朝百姓富足、国力强盛，史称“文景之治”。
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财力匮乏的社会，纵使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百姓没有积蓄。文景之治期间，百姓人人自给，家家足用。粮仓都装满粮食，府库中储存了剩余物资。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点清数目。国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以至于腐烂不能食用。
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成功之处在于重视生产。生产实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来自于生产。生产也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的存在是为了交换，而交换就少不了供给与需求。供给创造需求，这是萨伊定律告诉我们的。人们只有生产出商品，才能够用这商品去交换其他所需商品。如果压根就没人生产，难道拿西北风去交换吗？或是去交换西北风吗？
但是萨伊定律不是说，生产出来的商品一定会有人购买，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供给的商品是市场所急需的，创造出来的需求就高；供给的商品是市场所抛弃的，创造出来的需求就低，甚至为零。粮食有时能换到金银珠宝，那是因为市场急需。
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广陵城内的人竞相带着珠宝玉器黄金绸缎到张雄的军营换取粮食，一个通天犀带只换得大米五升，一条锦缎被子只换得粗糠五升。
有的时候只能换得几个铜钱，那是因为粮食供给已经过剩。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连年丰收，一斗米才五个钱，麦子、豆类上市都没有人买。
萨伊定律容易被误解。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的意思是，生产商品的价格与购买商品的价格相等。如果这样理解，萨伊定律听起来就像痴人说梦。买者和卖者毫无关系，怎么可能会存在着令两种商品价格相等的因素呢？
萨伊定律的重点不在于说明价格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生产是需求的源头，辛勤的劳动是品尝劳动果实的前提。
但是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经济的宏观图景越来越浩大，慢慢地人们的注意范围只能覆盖到局部。在漫长的因果链条中截取了这样一段：人们争相消费汽车，汽车厂商生产旺盛，汽车工人收入增加，汽车工人的消费又使得其他行业销售旺盛……于是人们得出结论——消费的增加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消费才是经济的引擎！
历史中充满着对这个结论的反驳，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