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同尘:当司马光对上凯恩斯(足球爸爸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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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要素

经济学中主要的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道,“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1]。资本和技术都是增进生产力的途径。

劳动力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没有人谁去劳动?

(887)当初东都洛阳经过黄巢之乱,活下来的人们聚集在三座城中相互照应,接着秦宗权、孙儒残暴破坏,仅剩下断壁残垣。张全义刚到,白骨遍地,满目荆棘,居民不足百户。张全义带着百余人,和他们一起保卫中州,田野中一个耕作者都没有。张全义在麾下选了十八个能力强的人,每人发一面旗一张榜,叫他们“屯将”。让他们到十八县废墟中,竖旗张榜,召集流散民众,劝导民众耕作。惟杀人者处死,其余只处以杖刑。无严刑,无租税,民众聚集生活起来。又选强壮者教他们作战,以抵御强盗。数年之后,都市街巷逐渐恢复以前的样子。各县户口也都归复,桑麻成片,野无闲田。能作战的,大县七千人,小县不少于两千人,于是设置军佐管理。张全义明察秋毫,人不能欺,但为政宽简。外出见丰收粮田,就下马与随从观看,找来田主,用酒食奖励。有养蚕种麦收成好的,张全义有时亲自到家里,把老幼全叫出来,赐以茶帛衣物。民间有言:“张公不喜欢声伎,见了没笑过,只有见到好麦田和蚕茧才笑。”有田地荒芜的,就集合众人对其处以杖刑。有的说缺少劳力和耕牛,张全义就责备他的邻居:“他缺少劳力和耕牛,为什么不帮助他!”大家都赔不是,才放了这人。从此邻里互助,各家各户都有蓄积,凶年不饥,逐渐富庶。

唐朝可以说最终毁于黄巢之乱,因为后来灭掉唐朝的朱温当初就是黄巢的部下。黄巢之乱,对唐朝的劳动力是极大的摧毁。兵马屠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人们躲避战乱,生产无法进行。一年绝收,下一年就是饥荒,劳动力更加减少。因此老子才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要怎样的狂妄才能把战争与经济增长联系到一起啊!

张全义把流民聚集一起,提供稳定的居所,分配荒废的农田,实施鼓励农桑的政策。所有这些,为的都是让劳动力发挥作用。于是数年之间,民众温饱,仓有余粮。

农业经济中土地是不可缺少的生产物资,我们还可以推而广之,把土地理解成所有的自然资源。古代为了使人们都能耕作劳动,官府会实行均田制,将农田按照每户的人口进行分配。

(485)北魏孝文帝下诏实行均田制。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得到四十亩没有种树的农田,女子每人二十亩,奴仆婢女按照成人的标准。一头牛得三十亩农田,以四头牛为限。所配给的农田如果是隔一年才能耕种的贫瘠土地,面积加倍;如果是隔两年才能耕种的,面积增加两倍。百姓到了纳赋的年龄就配给土地。年老或去世,土地归还官府。初次授田,男子给田二十亩,规定种五十棵桑树。种了桑树的土地,世代经营,死了也不用交还官府。对土地富余的农家,不受田也不令还田。土地不够的农家,按照法令配给。世代经营的田地,有富余的可以出售。

(564)北齐武成帝下令,百姓满十八岁授予田地并交纳赋税,二十当兵,六十免除劳役,六十六岁交还田地免去赋税。男子每人授田八十亩露田(种谷物的田),妇女授四十亩,奴婢相同。有耕牛增授六十亩。每对夫妇赋税为一匹绢、八两棉,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是平民的一半,一头牛征税二尺绢,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上缴中央,义租缴给所在郡防水旱灾年。

在分田地的时候,有牛的农户获得增授的田地面积介于成年男子和女子之间,一头牛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壮劳力。农耕时代,牛和农具就是农业机械。有了它们的助力,农民的生产力就能够提高。

机器设备等资本财对生产的提高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且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有的工作缺少机器设备根本无法完成。比如缺少了石油裂解装置,即使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无法生产出汽柴油。

生产的提高还有一项重要的因素是技术。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对自己穷兵黩武的上半辈子有所悔悟,开始让人民休养生息,推广农耕技术。

(前87)汉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取“思富养民”的意思。任命赵过为搜栗都尉。赵过精通轮耕保持地力的办法,在土地耕耘技术和农具制造方面都有好方法。教给百姓后,百姓省力而收获多,感到非常便利。

技术创新并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有赖于各行各业行家里手的长时间积累和辛勤劳动,再加上必不可少的运气。没有对行业的专注,就没有创新。

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大言不惭地对创新指手画脚,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唐太宗曾经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他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然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物,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

经济学成了蝇营狗苟的工具,经济学家成了胡说八道的头衔。


[1] 《国富论》(上),亚当斯密,p315,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