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锡安者
在远离伦敦权力走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氛围早在1917年那划时代的事件之前就已存在。1918年，据英国军方统计，这里的人口包括穆斯林51.2万人，犹太人6.6万人和基督徒6.1万人。阿拉伯人大部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而在农村，贝都因部落仍居无定所，并且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成片的土地归属于缺席所有者
。城里的名人们曾在刚刚离去的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耶路撒冷仍由富裕的贵族家庭如侯赛因家族、哈立迪家族等主导，但现代化的气息已经蔓延到了老城外；纳布卢斯则由图坎（Touqans）和阿卜杜勒-哈迪斯家族（Abdel-Hadis）主导；雅法被称为“海的新娘”，是该地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更北边的海法也在快速发展。除了英国人取代土耳其人，最重要的新鲜事是到1918年年底，有大约1.5万名犹太新移民生活在构成“新”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的45个乡村定居点（moshavot，也称“莫沙夫”）中，与人口多达5万的“老”伊舒夫泾渭分明。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存在，以及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对任何人来说，犹太人都自记事起就是风土的一部分。在过去的19世纪中，德系犹太人依靠慈善捐款“哈鲁卡”来巴勒斯坦学习和祈祷，他们在耶路撒冷、希伯伦、太巴列（Tiberias）和萨法德等圣城哀悼着圣殿的毁灭，等待着弥赛亚的降临。他们大多是俄国或东欧国家的人。大部分犹太人是在1840年奥斯曼帝国击败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的反叛军后来到此地的；小部分是本地出生的塞法迪（Sephardi）或米兹拉希犹太人，他们的祖先来自西班牙、北非、巴尔干和远至中亚的也门、布哈拉（Bokhara）。许多人说阿拉伯语和拉地诺语。他们的身份是宗教性的，而不是属于任何意义上的国家的。他们大多数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abnaa albalad”（本国/本地人的后代）或“yahud awlaad Arab”（是犹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后代）。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受到干扰，每个团体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millet）宗教自治系统之下按照各自的传统生活，并接受伊斯坦布尔苏丹的统治。各群体尽管在地位和税收方面存在不平等，但在混居区内彼此宽容。在耶路撒冷，德系犹太人占多数，他们使用的是巴勒斯坦当地的意第绪语，即俄国“栅栏区”（犹太人集中定居区）的方言，但也用大量阿拉伯语词。塞法迪犹太人则在文化上更接近穆斯林而非基督徒。在雅法，犹太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海法，“最严重的摩擦只是邻里常有的那种小摩擦”。
19世纪中期，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欧洲资本的渗透以及贸易和通信的扩展，巴勒斯坦与外部世界联系加深。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至1856年）之后的几年里，欧洲国家在耶路撒冷、雅法和海法建立了领事馆，部分原因是要应付基督教朝圣者和越来越多的传教活动。小麦和柑橘类水果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使沿海城市人口增加，同时也扩大了城乡差距。加沙的农民在为欧洲的啤酒厂种植大麦。1870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一家在整个中东兴办犹太中小学的慈善机构“以色列人联盟”（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在雅法附近创办了“以色希望农业学校”（the Mikveh Yisrael agricultural school）。1878年，来自拥挤的耶路撒冷老城的德系犹太人在雅法附近的沿海平原上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定居点，这片土地是从一个阿拉伯村庄那里获得的。这一举动结合了对“以色列地”的神圣传统信仰和重视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再生价值的现代观念，“以此制造一种对丰饶土地上的农耕生活的感伤怀念”。由于生活艰辛，此处一度被弃置，后来才重新建设起来。它的希伯来语名字（“希望之门”）回荡着《圣经》的余音，后来它也被称为Emm-haMoshavot——“定居点之母”。
1882年，俄罗斯帝国爆发大规模屠犹事件，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新篇章也随之展开。第一批定居者自称Hovevei Tzion（爱锡安者），这是一个立志在巴勒斯坦建构犹太民族生活的群体网络。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他们前所未有地使用了正在复兴的希伯来语而非意第绪语。当年8月，来自罗马尼亚加拉茨城（Galatz）的一个200人的团体抵达雅法，却在那里被扣留了好几周，直到筹集了足够的钱来贿赂土耳其警察才被释放。他们的目的地是在海法以南买下的一片遍布石头的土地。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一名古怪的英国旅行家，同时也是热情的犹太爱好者（philo-Semite），简短地描述了不久之后在扎马林（Zamarin）所看到的情景。扎马林是卡尔迈勒山（Mount Carmel，即迦密山）南麓一个疟疾侵袭的小村庄，俯瞰地中海。奥利芬特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截然不同的两群人，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互相了解——作为未来的邻居，以及敌人。
很难想象任何比这更不协调的场景：强壮的农民们有着粗犷的黑色髭须，腰带里露出火铳的黄铜手柄，头上用粗糙的黑色绳线紧紧束着饰有流苏的阿拉伯头巾，他们穿着宽松垂坠的“阿巴斯”（斗篷），露出结实的腿脚；再看那些生着卷发的犹太人，他们看起来有些缺乏男子气概，穿着长及脚踝的袍子，就像红色或沙色的头发一样油光发亮，他们的面容也是如此。前者惯于在巴勒斯坦灼热的山坡上劳作，后者刚从罗马尼亚某个城镇的犹太聚居区出来，不习惯智力游戏以外的任何运动，但确信他们自己对农业的了解比此地的人更多，并对给他们提的一切建议都充满怀疑。他们因一种令人愉快的自信心而干劲满满，但我认为，第一次实践的经验恐怕会让他们极度失望。与这些罗马尼亚犹太人形成奇怪对比的是充当翻译的阿拉伯犹太人——一个身着东方服装的健壮英俊的男人，既不像他的欧洲教友，也不像农民。
奥利芬特带着当时欧洲基督徒的偏见，见证了这块定居点的奠基。这里后来被命名为奇科隆雅科夫（Zichron Yaakov），以纪念法国犹太慈善家詹姆斯（雅科夫）·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James （Yaakov）de Rothschild］，他的儿子埃德蒙是该定居点以及一些新的边远居民点的赞助人。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人们又建立了若干定居点，包括位于沿海平原上的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和盖代拉（Gedera），位于加利利（Galilee）的罗什平纳（Rosh Pina）和耶苏德马阿拉（Yesud haMaala）。从理论上说，犹太复国主义者面临奥斯曼当局的反对。但实际上，政府的低效、腐败帮他们排除了障碍，外国国籍带来的好处，特别是“领事裁判权”（Capitulations）制度下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们的介入，也帮了他们的忙。贿赂——或者说小费（baksheesh）——屡见不鲜。一位定居者写道：“土耳其政府接受每个人的贿赂。金钱是让轮子转起来的润滑油……使所有人都变得盲目。”阿拉伯农民（fellahin）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犹太人的运输、日常供给、葡萄园和种植园所用的肥料都要依靠他们。1883年7月，奥利芬特发现，在罗什平纳，一些来自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犹太人在地里种马铃薯，并与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处于“完美的和睦”中。这是他在巴勒斯坦看到的“在定居点上最令人满怀希望的尝试”。犹太农民用阿拉伯传统的牛拉的犁耕种当地的农作物。总而言之，这里有一种“典型的殖民地种植园农业模式，依靠季节性地聘用大量没经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劳动力”，与欧洲定居者在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经历类似。尽管如此，奇科隆雅科夫和其他定居点仍是艰难求存，只能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馈赠维持下去。
这些开拓者对他们遇到的阿拉伯人的粗野感到震惊。巴勒斯坦显然不是所谓“为一个无地民族准备的没有民族居住的土地”——英国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这一说法通过千禧年派基督徒沙夫茨伯里勋爵而广为流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赞格威尔后来转而支持犹太人在乌干达而非在巴勒斯坦定居。）对这句话最好的理解是，它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没有人居住，而是反映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看法，即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就没有民族身份认同——特别是不存在特殊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它还包含着殖民时代欧洲白人对殖民地原住民带有优越感的成见：大多数人是好逸恶劳、蓬头垢面的穆斯林农民。“只有最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认为‘荒芜’……意味着没有原住民，”奥斯曼研究学者贝沙拉·多马尼（Beshara Doumani）说，“‘荒芜’其实是指没有‘文明人’，就像美洲和非洲被描绘成准备迎接拓荒浪潮的处女地一样。”巴勒斯坦的新定居者“既不了解这个地区，也不了解当地阿拉伯人的语言和习俗，同时他们的手段和技术准备也是远远不够的”，一名犹太经济学家在几年后如此记录，“疟疾在许多定居点中流行，威胁到了定居者的健康”。许多人被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吓坏了。“我对我看到的阿拉伯村庄感到震惊，”1892年从俄国来此的希姆达·本-耶胡达写道，“屋子都是泥做的，没有窗户，人和牲畜混居。到处都是垃圾堆和衣不蔽体的孩子。瞎眼的老女人和脏兮兮的女孩坐在屋前，像一千年前一样磨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