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

定居者与曾经的佃户之间因界限划分产生了矛盾。缺席所有者抛售土地，导致曾为他们工作的佃户无以为生。关于收割和放牧权的纠纷随处可见。 1886年，因为一名犹太农夫没收了在其土地上放牧的阿拉伯人的驴子，佩塔提克瓦爆发了一场骚乱。在此之前，阿拉伯人被要求腾出他们仍然声称自己拥有的土地，矛盾因此升级。到1889年，奇科隆有1 200名阿拉伯农业工作者为200名犹太人服务。在里雄莱锡安，40户犹太人家庭吸引了近300户阿拉伯家庭成为其移民劳工。定居者很快就“拿起了鞭子，挞罚每个做错事的人”。阿拉伯工人充足又廉价，而且比刚从欧洲来的犹太移民更为吃苦耐劳。一名犹太观察者写道，阿拉伯劳工“几乎总是顺从的仆人，毫不反对被剥削，并且能欣然接受主人展示的权力和统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忆录里记载了阿拉伯人对现代农业机械的迷恋，而当里雄莱锡安经验不足的定居者“试图哄骆驼像马一样拉车”时，阿拉伯人大笑起来。

定居者总人数仍然很少，到1893年才刚好超过2 000人，但当地的问题偶尔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1890年，一群贝都因人向苏丹提出抗议，称他们在代理人耶霍舒亚·汉金在雷霍沃特（Rehovot）为新的定居点而购买的土地上遭到了驱逐。抗议者写道：“从我们的父亲和祖父那时候开始，我们的农场就被陌生人强行剥夺，他们不愿根据这片土地上耕种者的惯例，也不愿意基于人类的基本原则和同情心来对待我们。”而附近建于1884年的盖代拉，因与邻居的关系尤为糟糕而闻名。卡特拉（Qatra）的阿拉伯村民由于债务而失去了土地，但继续作为租户耕种，直到犹太定居者到达后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3 000德南的土地。然而村民们仍然认为这些土地是他们的，并向奥斯曼当局抱怨定居者在上面建造东西。

阿拉伯人的反对带有较明显的政治性质，尽管有些人未能区别看待犹太人的涌入和欧洲人普遍扩大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来自基督教朝圣者、德国圣殿运动人士，还是这个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在外国力量保护下生活的人。 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条新公路使得从雅法到耶路撒冷之间50公里的旅途变得更加轻松。1892年，两座城市间开通了铁路。1891年6月，阿拉伯人敦促犹太人结束移民和土地采购——这些要求贯穿了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但一些阿拉伯显要仍将土地卖给犹太人，这个问题在当时远不如几年后那么敏感。那时，由于土地投机生意和管理不善，物价飞涨。同年，希伯来语作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阿舍·金兹伯格以他广为人知的笔名阿哈德·哈阿姆发表了著名文章《来自以色列地的真相》。其中包含了富有先见之明的警告：

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习惯性地认为阿拉伯人都是沙漠里的野蛮人，他们和驴一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这大错特错。像所有闪米特族人一样，阿拉伯人头脑敏锐而精明。叙利亚和“以色列地”的所有乡镇里都满是阿拉伯商人，他们知道如何从普罗大众身上获利，也会与他们有过交易的人保持联系——就像是在欧洲一样。阿拉伯人，特别是城市精英，能够察觉并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我们想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但他们保持沉默，视若无睹。眼下，他们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会在未来造成危害……但是，如果到了某一时刻，我们的人民在以色列地的生活发展到开始取代他们的地位，无论是轻微地还是显著地，那些当地人都不会轻易让步。

阿哈德·哈阿姆的文章经常被引用，因为他第一个严肃地承认，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将是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事后看来，赋予他的文章超过其当时意义的地位可能是不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批评，不是因为他对阿拉伯人的简短评论，而是因为他抨击那些犹太“骗子”宣传在圣地能过上“新加利福尼亚”般的轻松生活，由此制造出“一群淘金者和贫穷的流浪者”。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阿拉伯人早年间并不如十年二十年后那样值得忧虑。

与阿哈德·哈阿姆不同，创立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维也纳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真实情况一窍不通。他对犹太人家园的追求是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和它揭示的令人震惊的反犹主义证据出现之后萌生的。1896年，他的经典作品《犹太国》问世，该书直指巴勒斯坦和阿根廷都是“殖民化实验”的国度。阿根廷拥有“广阔的空间和温和的气候”，而巴勒斯坦是“我们自古以来令人难忘的故乡”。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Zionist Congress）在巴塞尔举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成立，其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被公开承认的、受法律保护的家园。那时，拜“爱锡安者”所赐，巴勒斯坦已经有18个新定居点了。差不多同一时间，奥斯曼当局指派了一个官方委员会来审查土地采购，在随后的几年中有效地中止了土地交易。 1898年8月，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一位名为利奥·莫茨金（Leo Motzkin）的代表明确提出不能忽视阿拉伯人的存在：“我们在大片土地上往往能见到大规模的阿拉伯村庄，而且阿拉伯人占据了我们最肥沃的地区，这也是公认的事实。”两个多月后，赫茨尔本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这片土地，恰与威廉皇帝同时到访，但他在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阿拉伯人。

1899年，赫茨尔收到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由法国犹太教首席拉比扎多克·卡恩（Zadoc Kahn）转交于他。这封信来自耶路撒冷前市长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Diya al-Khalidi）。哈立迪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有历史性权利，但表示他们应该在别处寻找无人居住的土地。“以上帝的名义，”哈立迪发出恳求，“请放过巴勒斯坦吧。”赫茨尔则回复哈立迪说犹太复国主义无意损害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相反，该地的非犹太人只会因犹太人的财富而致富（这是那几年间被广泛使用的论点，尽管它从未说服过另一方）。

你认为一个在巴勒斯坦拥有价值三四千法郎的房屋或土地的阿拉伯人会后悔看到自己的土地价格上涨五到十倍吗？这是犹太人来临时将会发生的，也是必须跟该地居民解释清楚的。他们将拥有出色的弟兄，而苏丹将获得忠诚又优秀的臣民。犹太人将给这个地区，给他们历史悠久的故土带来繁荣。

赫茨尔的观念至少是始终如一的：他在1902年出版的小说《新故土》中，毫不客气地描述了这块土地，尤其是任何漂洋过海而来的人都会首先看到的雅法：

这个城镇虽高踞蔚蓝的地中海之上，却处于极度衰败之中……街头巷尾脏得不堪入目，恶臭熏天。苦难被包裹在鲜艳却破烂的东方式衣衫中，随处可见。贫穷的土耳其人，肮脏的阿拉伯人，胆小的犹太人，个个游手好闲——像乞丐一样，懒惰而无望。一股奇特的、墓穴般的霉味让人喘不过气来。

赫茨尔小说中虚构的阿拉伯人大部分无名无姓，一个例外的象征性人物是拉希德贝伊（Rashid Bey），他代表当地人颂扬犹太拓荒者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