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执己见_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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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执己见

1917年11月2日，就在艾伦比通过雅法门之前5周，伦敦政府发布了一份将对圣城、中东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长远的决定性影响的文件。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贝尔福勋爵即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1916年至1919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致信代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此处指第二代罗斯柴尔德勋爵，全名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1868—1937），英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译者注，告诉他：

国王陛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同时应明确理解，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得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贝尔福宣言》以67个打字机打出的词语表现了对帝国计划、战时宣传、《圣经》共鸣和殖民心态的综合考虑，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明显同情。就像作家阿瑟·库斯勒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和记者。——译者注那令人难忘的讽刺所言，这些话是“一个国家庄严地对另一个国家许以第三个国家的国土”，这很好地概括了随之而来的持续矛盾。 Arthur Koestler, Promise and Fulfilmen, p. 4. 劳合·乔治强调他的主要动机是对犹太人的同情，但政治考量才是决定性的，主要包括在黎凡特地区战后安排的问题上巧胜法国人的愿望， Mayir Verete,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Its Maker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6,1970, pp. 48–76. 以及利用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它那“致命的地理位置”——来保护埃及、苏伊士运河和通往印度的路线的渴望。 William M. Mathew,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Palestine Mandate, 1917–1923: British imperialist impera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0 (3), 2013, pp. 231–50. 另一些考量更看重的是在当时协约国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发动犹太人公众舆论的需要。正如贝尔福在10月31日最终讨论这个问题时对战时内阁所言：“如果我们能够发表支持这种思想（犹太复国主义）的声明，就能在俄国和美国进行有利的宣传。” Leonard Stein,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Michael J. Cohen, Was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t Risk in 1923?Zionism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29 (1), 2010. 历史学家们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来争论贝尔福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公开承诺，1916年英国、法国和俄国秘密签署的战后瓜分中东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也称《小亚细亚协定》，是由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皮科和英国外交官马克·赛克斯于“一战”期间（1916年）秘密签署的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协议。——译者注，还有1915年英国为了鼓励麦加的谢里夫谢里夫（Sharif），阿拉伯语意为“贵人”，指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哈桑的后裔。侯赛因亦自称谢里夫。——译者注侯赛因（Sharif Hussein of Mecca）此处指侯赛因·伊本·阿里（1854—1931），他于1916年发动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起义。——译者注发动反对土耳其的“沙漠革命”（revolt in the desert）而对阿拉伯人做出的独立承诺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和矛盾。而真相掩盖在含糊其词、各执己见和表里不一之下，仍旧难以捉摸。

然而，阿拉伯人从一开始就对英国的这些行为表达了坦率的意见，1918年年初便从巴勒斯坦传出了震惊与沮丧的声音。乔治·安东尼厄斯（George Antonius）写下了颇有影响力的《阿拉伯觉醒》（The Arab Awakening）一书，他认为《贝尔福宣言》背弃了谢里夫侯赛因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之间更早的协定此处指《大马士革议定书》和基于此的《麦克马洪-侯赛因书简》，英国在协定中承诺阿拉伯半岛和“新月”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在战后可享有独立地位。——译者注。而且，该宣言也与规定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由国际机构共管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相对立。安东尼厄斯在1938年写道，英国的承诺“缺乏真正的有效性，部分原因是它之前曾保证会承认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独立，还有部分原因是该承诺中包含了它在未经阿拉伯人同意的情况下无法履行的义务”。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p. 395. 即使第一点——通常被归纳为“被双重许诺的土地”——尚可争辩，第二点显然无可置疑。阿拉伯人，以及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同意；他们觉得自己陷入了阴谋，遭到了欺骗。

哈伊姆·魏茨曼，出生于俄国、富有魅力的犹太化学家和亲英派，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对战时内阁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表示高兴，甚至可以说兴高采烈，即使结果不完全如他所希望的那么好。“孩子出生了！”11月2日，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魏茨曼，一周后，《贝尔福宣言》发表在盎格鲁-犹太的喉舌《犹太人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上（不过，这件事被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消息盖过了）。“一开始我并不喜欢那个孩子，”魏茨曼回忆道，“他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我知道，这是一件伟大的事。”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262.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式而公开地认可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是该运动的短暂历史上一个“高耸入云的里程碑”，距离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举行仅20年。 Walter Laqueur, The Road to War, p. 15. 诚然，“民族家园”，尤其是在没有用定冠词来特指的情况下，是一个模糊的说法，也没有达到暗指一个犹太国家的程度；“促其实现”也许不是一项有约束力的承诺，而“最大努力”的含义亦是云里雾里。但它确实清楚地承认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用魏茨曼的同伴纳胡姆·索科洛夫纳胡姆·索科洛夫（Nahum Sokolow，1859—1936），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魏茨曼的继任者。——译者注的话来说，发表这一宣言的目的就是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笼统认可，要简洁且尽可能地意味深长”。 Verete,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op. cit. 具体措施将在之后出台。

贝尔福的承诺中确实留了一条听起来很重要的保留意见：“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当时这些人占巴勒斯坦人口的90%。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被定义为“民族”，而其他人甚至不加以辨别就仅被定义为“团体”。这种非同寻常的说法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重现，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世纪后的阿拉伯人将贝尔福视为背信弃义之人和灾难的缔造者。 Observer, 8 December 2013; Walid Khalidi, SOAS lecture, London, 6 March 2014. 犹太复国主义者，出于相反的理由，敬重关于他的记忆；耶路撒冷的贝尔福街至今仍是以色列总理官邸所在地。宣言中还留有余地，是为了应对英国前印度总督、枢密院议长、极有影响力的战时内阁成员寇松勋爵（Lord Curzon）的强烈反对。寇松——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该地区地图和身份的认知——提到了“在1 500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占据（巴勒斯坦）”的“叙利亚阿拉伯人”（Syrian Arabs），并问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既不乐意被犹太移民剥削，也不会满意于仅仅给后者当劈柴挑水的人。”他以当时人们熟悉的《圣经》典故预言道。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p. 342.

宣言的第二条保留意见——关于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权利——则回应了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的反对意见，尽管他不在战时内阁之内。埃德温是一名犹太贵族，他担心官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实际上掩盖了反犹主义的偏见，会破坏英国犹太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信奉犹太教的人们来之不易的地位。然而保留意见并没有使他激烈的反对声减弱，也没能缓和阿拉伯人对“非犹太团体”这类表述的不安。随着时过境迁，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会发生重大变化，但阿拉伯人的态度大体上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