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金融商法概念的提出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看，金融商法，或者说金融交易的民商法基础，是一个与“金融监管”相对的表述。在域外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并不存在作为一个部门法或学科层面的“金融法”概念，对金融交易的法律管制直接指向“金融监管”，或者按金融子行业细分的“银行监管”“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而有关金融活动的私法规范则分别由相应的私法部门调整。在我国，金融监管法一直是金融法学者关注的重点，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交易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频发（其中许多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是我国的国有企业），金融交易的私法规范问题才引发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一些商法学者进而提出金融法二元规范结构的观点，即金融法被视为包括金融监管法（公法）与民商法（私法）两个部分，后者包括金融交易法与金融组织法。^[1]笔者认为，对于金融机构的一般组织形式，我国现行的商事组织法是能够调整的。但金融交易，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跨期信用活动，^[2]涉及金融资产、金融中介、交易架构与担保安排等若干因素，建立在合同法、财产法（含担保法）、信托法甚至破产法之基础上（后者可以统称为金融交易的民商法基础），复杂性可能远甚于规范金融机构的商组织法。因此，有必要对金融交易的私法规范问题进行考察，是为本书研究的金融商法。^[3]

姑且不论学理上如何界定。从实践来看，金融商法可被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现象或领域，过去半个世纪持续的金融创新不时展现它的草灰蛇线，几乎每十年爆发一次的金融危机更让它以某一个侧面赫然登场。因为，危机往往也是一个阶段的金融创新盛极而衰的最后环节，它通常会令与传统金融交易相匹配的民商法基础的桎梏集中爆发，并预示着新一代法律规则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究金融商法的逻辑，从金融危机入手或许是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