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贵族时代的中国股市

涨停之后迅速跌停，跌停之后又迅速爬升，大盘走势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不符合常理，不由得让人倒吸一口冷气感叹——中国股市想要回归常态任重而道远。

2008年后，在世界经济一片萎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正以惊人的生命力向上发展着。异军突起，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经济近几年的状况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然而，在经济蓬勃发展这几年里，有一个经济环节却经掉链子，那就是股市。2013年之前，中国股市一刻也没有摆脱低迷，在2000点左右漫步，这似乎成了股市的常态，以至于很多股民对股市都失去了信心，根本不再期待它有好转的一天。好不容易到2014年见到股市有点希望了，但一连串诡异的走势让人希望瞬间破灭，倒不是说股市走势不好，而是这走势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中国股市为什么会如此令人绝望？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股市的发展？答案就是股市自身。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在2001年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的股市就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吴敬琏先生的话，准确地说出了那时中国股市的弊端，因而那时他就得出结论，中国股市绝不可能得到良性的发展。现在，十几年时间过去了，在这十几年间股市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在这几次大起大落中，政府相关部门、上市公司以及股民都或多或少地成长了一些。那么，如今吴敬琏又如何看待成长之后的中国股市呢？

2010年下半年，《新京报》曾对吴敬琏先生做过一次采访，在采访时，记者和吴敬琏先生有过这样的对话。

新京报:《华尔街》(纪录片)中讲述了美国市场发展史，如果和美国股市相比，您觉得当前的中国股市处于哪个历史阶段？

吴敬琏：19世纪末期吧，美国人管那个时代叫强盗贵族时代。比如，那时候美国开发西部，如果谁承修了一条铁路，铁路两边的地就给他了，然后找银行、政府给钱，铁路其实不是他自己的钱修的，还占了大片的土地……

新京报:为什么认为我们的股市处于那个时期？

吴敬琏:股市要正常化，政府监管、证券公司以及媒体，都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可能发生扭曲。政府监管尤其要解决信息不对称，但是如果有些官员想的不是这个，他们想的是寻租，就会利用各种行政许可、审批来寻租。

知识链接

寻租: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克鲁格的论述，这种超额收入被称为“租金”，谋求这种权力以获得租金的活动，被称作“寻租活动”，俗称“寻租”。

寻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一个人在寻租，说明了这个人在某事上进行了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了投资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因此，有人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

从吴先生的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于中国股市的现状并不乐观，在他看来，中国股市的种种弊端仍没有发生改变。中国股市的弊端在于行政对股市的控制，行政为股市制定规则，但在规则的执行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偏差，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对上市公司的管理问题。

混乱的上市公司管理

我国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就像是懒汉养鸡一样，根本没有严格的管理措施，这也就导致了上市公司长期放任自由的问题，因而也就造成了上市公司自身管理的混乱。

混乱一:国家控股比例太高。在我国的上市公司里，有61%的比例是第一大股东占有绝对控股权，而这其中又有85%的比例是国有股东，这也就说，这些企业实际上是由政府掌控的。因此，股市上就出现了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的问题。

政府和自然投资人不同，自然投资人持股的目的是赚取利润，但政府持股的目的却非常多样。政府可能有经济的目的，但也可能有行政的目的，因此由政府掌控的公司，就难免会出现目的多元化的情况。而多元化的目标又必然影响对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如有的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行政指派董事长或总经理、对经理人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行政性地控制公司对资本的管理和流动等，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公司对经营利润目标的追求。

混乱二:形同虚设的股东大会。按照股市的法则，股东大会应该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然而在我国的大部分上市公司中，股东大会只是走过场一样的形式，股东们的合法权利实施并不能得到保障。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各有权责，需要股东大会确认的公司事宜，必须由股东大会来决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股东大会却很少能够对公司重大决策起到作用，像是重组、并购、公司财产出售这样的大事，董事会往往会代股东大会执行决策，而且是未在股东大会允许的情况下。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中小股东的决策权甚至是知情权。

而且在我国，股东提案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凡持有公司股权5%以上的股东都有提案权，提案可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议论和表决。可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如果股东的提案与董事会利益相违背，就会被董事会以各种理由阻挠和拖延，最终使得提案不了了之。

混乱三:董事会并不独立。每个公司都有由公司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董事会对内掌管公司事务、对外代表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成员应该各自独立，只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然而在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都由政府和地方支持，因此在董事会开会之前，都先征求大股东、地方政府的意见，按他们的意见来通过决策项目。更有甚者，很多公司董事会选举本身就不透明，董事会提名受政府随意支配，因此一些机关干部充斥董事会的现象非常普遍，上市公司简直成了安置干部的一个单位，董事的独立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混乱四:监事会监督权难以实施。监事会是对公司内部大小事宜进行监督的机构，对上市公司的运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监事会监事并不能很好的实施监督权，这些原因有监事并非专业领域人才、监事与公司行政人员有利益交叉等等。监事会无法施行监督权，这也就给了公司行政缺陷留出了空间，一些有利于个人和团体而不利于公司的事情就会频繁出现在公司里。

混乱五:所有者和管理者严重重叠。在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都是有所有者一手创立然后带入股市的，因而所有者在公司的经营上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使得在公司上市之后，所有者(此时转变为最大股东)和作为公司管理者的总经理往往由同一人担任。

对于这种现象，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可想而知的是，公司决策者和行政者的重叠，自然会给公司带来决策上面的风险，可能会给公司埋下无法预知的隐患。

股市的问题千千万，但说到底还是上市公司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受行政的影响大，因此对于股市种种不良现状，我们的行政者就不能不进行一番反思，到底如何管，才能给股市带来正常的秩序，让股民对股市重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