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書寫工具

文字的書寫水準，是與書寫工具發展緊密相關的。書寫工具是影響字迹風格、文字形態的重要因素之一。甲骨文一般指用刀類工具在甲骨上刻劃形成的文字，金文是用刀類工具刻劃或通過澆鑄等其他手段在青銅器上形成的文字，這些字迹多數不能充分表現文字筆畫形態的變化，如起、收筆動作等，而簡帛字迹的獨特之處在於用軟筆書寫在硬性狹長的竹木條上或是柔软的丝帛上，筆毫的提按、轉動都使文字筆畫形態有所不同，這就使文字的字形與字體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簡帛文字的書寫，離不開書寫工具，所以，在這裏我們有必要對簡帛文字的書寫工具加以簡單介紹。

一、毛筆

早在河南仰韶和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時期，陶器上就已經使用毛筆繪製花紋和符號以作裝飾了。考古工作者在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的一口大陶缸上，發現有毛筆書寫的“文”字。鄭州西北小雙橋殷商遺址出土的陶器上有毛筆書寫的朱書文字出現。在商代的甲骨上，有許多毛筆書寫的墨書或朱書文字。河南劉家莊南地曾出土一批玉石璋殘片，上有朱書文字。河南安陽劉家莊北1046號殷代墓葬中出土18件墨書石璋。而殷商甲骨和商周金文中都多次出現了“聿”字，如合集28169、集成07440、集成07444等。《説文》云：“聿，所以書也。”此字即“筆”的初文。

西周時期，也有墨迹被零星發現。1964年後歷年對洛陽北窯西周墓進行發掘，發現在M37的銅簋内壁、M139的戈上、M172的5枚鉛戈上，都有墨迹的存在。1990年在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M9發現有墨寫文字的玉片。這些墨迹都應該是用毛筆書寫的。

至戰國時代，書寫工具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出土的書寫工具也非常齊備。下面我們結合考古材料對一些戰國及秦代毛筆實物加以介紹（以出土時間先後爲序）：

1954年湖南長沙左家公山M15楚墓出土毛筆1支，竹桿，筆桿長18.5釐米，筆徑0.4釐米，筆毫爲兔箭毫，長2.5釐米。筆毛捆在竹桿上，外面塗漆（圖一∶1）。

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M1楚墓出土毛筆1支，竹桿，筆長23.4釐米，筆徑0.9釐米，筆毫長2.5釐米，筆毫插於筆桿管内，外有繩捆縛在桿上，配有筆套（圖一∶2；圖二∶1）。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M11秦墓出土毛筆3支，竹桿，筆桿上端削尖，下端略粗半鏤空而成毛腔。其中60號毛筆桿長21.5釐米，桿徑0.4釐米，毛腔里的筆毛長約2.5釐米（圖一∶4；圖二∶4）；其中68號毛筆桿長20.9釐米，桿徑0.35釐米，筆毛已朽，均配有筆套（圖二∶5）。

1981年江陵九店M13楚墓出土毛筆1支，筆桿用竹片削成，

圖一 戰國秦漢毛筆圖例（該圖未按比例排版）

呈八角形，殘長10.6釐米，桿徑0.3釐米，筆頭長2.4釐米，筆毫已朽，從痕迹上可知，筆毛繫捆在桿上後涂墨漆加固，筆桿末端削尖，並配有筆套（圖二∶2）。

1987年湖北荆門包山M2楚墓出土毛筆1支，葦桿，筆通長22.3釐米，筆徑0.4釐米，毫長3.5釐米，筆頭插入筆桿下端的銎眼内，然後用絲綫捆扎，配有筆套（圖一∶3；圖二∶3）。

1989年甘肅天水放馬灘M1秦墓出土毛筆1支，竹桿，桿長23釐米，桿徑0.4釐米，毫長2.5釐米，配雙筒筆套（圖一∶5；圖二∶6）。M14秦墓亦有出土毛筆。

1993年湖北荆州周家臺M30秦墓出土竹筆桿1支，筆桿取帶有竹節的細竹製作，竹節留在最下端，節外表刮削，節内挖空，以安裝筆頭，筆頭未見。桿長28.1釐米，桿徑1.1釐米，桿上端有一小

圖二 戰國秦漢毛筆綫圖

孔，或爲繫繩之用。

從毛筆的製作工藝和出土分佈地區看，毛筆在戰國時已被廣泛使用，對筆的名稱，《説文解字》中有“楚謂之聿，吴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从聿从竹”的記載。

漢代與戰國及秦的時代相去不遠，毛筆的形制也很相近，爲更好地説明書寫工具的發展，下面我們再舉幾例出土的漢代毛筆實物。

1931年内蒙古居延漢遺址破城子出土毛筆1支。木桿，筆長23.2釐米，筆桿長20.9釐米，筆毫露出部分爲1.4釐米，筆桿一端剖成4瓣，筆頭插入其中，用麻綫纏住，麻綫呈黄白色，外邊塗黑漆加固，桿徑爲0.65釐米，筆桿另一端削尖，桿徑爲0.5釐米，筆毫上存有墨迹，毫鋒呈白色。這是20世紀最早發現的漢代毛筆的實物，被稱爲“居延筆”，在當時曾引起很大反響。

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M168西漢初期墓出土毛筆1支，竹桿，筆長24.8釐米，桿徑0.3釐米，上端削尖，下端較粗，鏤空成毛腔，筆毛已朽，配有筆套。

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M167西漢初期墓出土毛筆1支，竹桿，筆長24.9釐米，筆毫上存有墨迹，配有筆套（圖一∶6）。

1978年山東臨沂金雀山M11漢墓出土毛筆1支，竹桿實心，末梢斜削。直徑0.6釐米，筆桿長23.8釐米，全長24.8釐米，一端有孔，插入筆毛，筆毛長1釐米，上有墨迹，出土時插在筆套内。

1979年甘肅敦煌馬圈灣漢邊塞遺址出土毛筆1支，實心竹桿，筆長19.6釐米，桿徑0.6釐米，筆毫爲狼毫，殘長1.2釐米（圖一∶7；圖二∶7）。

1991年甘肅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出土毛筆4支，其中2支保存較好，但均屬使用後被棄者。其中1支爲實心竹桿，通長24.5釐米，桿長22.3釐米，筆毛2.2釐米，筆毛用狼毫，軟硬相間，筆毛插入孔中，縛以絹絲，外髹褐漆，筆尾圓柱形，筆桿上刻有“張氏”2字（圖一∶9）。

1997年江蘇連雲港尹灣M6漢墓出土毛筆2支，竹桿，粗細各一枚，其中細者除局部開裂，其餘保存較完好，筆長23釐米，納毫處0.7釐米，筆毫露出部分爲1.6釐米，桿徑0.7釐米，向後漸細，末端桿徑0.3釐米，並削尖成錐形；另一支較粗，桿長20.5釐米，桿端栽毫處徑0.7釐米，向後漸細，末端桿徑0.5釐米，末端呈凸字榫形，尾部應有飾物，出土時已失落。兩筆筆毛均爲兔箭毫，筆毫插入筆腔内，用0.3釐米絲綫捆扎，並塗以生漆加固。兩筆配有雙筒筆套，筆套爲木質（圖一∶10）。

從已出土的毛筆實物看，這些毛筆多採用竹制細桿，筆桿長度在20-30釐米左右，筆徑在0.4-0.5釐米左右，從許多出土壁畫中可見，當時的書寫姿勢爲一手持簡一手持筆，懸腕懸肘書寫，所以較長的筆桿使得書寫者書寫時能夠自如轉動。這些毛筆多採用兔箭毫、狼毫等較硬的毛質做筆毫，古無家兔，“兔箭毫”指“野兔脊背上最長的針毫，稱作兔穎，長4釐米左右，毛桿挺拔，毛穎細長，其中又有紫毫與白毫之别，而以紫毫爲優”。楚地多出土兔毫筆，秦地多出土狼毫筆。《西京雜記》卷一云：“漢制：……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初學記》卷二十一引王羲之《筆經》：“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狼毫”是用黄鼠狼尾巴上的毛製成的，毫毛健挺，顔色多呈黄褐色。這類筆毫富有彈性、韌性，且硬度好，加之細長的筆桿，有利於旋轉運筆調整筆鋒，適合在竹簡等横向空間較小的書寫材料上書寫。

從筆毫與筆桿的連接方式上看，不同時期的毛筆形制也在逐漸發生着變化。如河南信陽長臺關M1戰國楚墓出土的毛筆是將筆毛用細繩捆在竹竿上而成的。江陵九店M13楚墓出土的毛筆雖筆毫已朽，從痕迹上可知，筆毛也是捆在桿上後涂墨漆加固。這種製法的毛筆，筆毫中空，書寫時容易分叉，要通過不斷地“舔筆”和墨纔能使筆鋒聚攏，這種製筆法較爲原始，有可能是戰國早期及更早以前的毛筆製法，當然這需要靠更多的出土實物纔能得到證明。

除了長臺關及九店筆外，戰國毛筆還有另兩種製法，一種如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戰國M15楚墓中出土的毛筆是將筆桿一端劈作數開，筆毛夾在中間，再用細絲綫纏住，外塗漆加固。

另一種如湖北荆門包山M2楚墓出土的毛筆是筆毛一端用細綫捆緊，然後插在中空的筆桿裏面，外配有筆套，其形制與秦漢時製筆略同，漢以後的毛筆均爲實心筆毫。

東漢開始出現了新的製筆方法——披柱式製筆法。披柱法是“選用較堅硬的毛做中心，形成筆柱，外圍覆以軟軟的毫毛做成披毛”。這樣使得筆毫不容易分叉，並且含墨更加豐富，如甘肅武威磨咀子M49漢墓出土的隸書陰刻“白馬作”毛筆（圖一∶8；圖二∶8）、甘肅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張氏”筆（圖一∶9）。披柱式製筆這一製作工藝在我國毛筆製作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沿用至今。關於這些出土的毛筆形制許多學者做了詳細介紹，可參看。

毛筆的形制影響着字迹的形態。出土的先秦毛筆筆徑多在0.4-0.5釐米左右，筆毫與筆桿的連接也是筆毫捆於筆桿上與筆毫插入筆桿管内兩種方式並存，秦漢時期的毛筆均將筆毫插入筆桿管内。這種將筆毫插入筆桿管内的方法在書寫時使筆毫容易聚攏，而不易分叉。這些因素都會約束書寫出的字迹形態。先秦時期簡帛文字形體較漢以後要小，時代越往後毛筆書寫出的文字越大，這不僅與書寫載體的材質主要是竹簡有關，與筆毫的形制也有着直接的關係，戰國時期筆毫短小，含墨量較小，字迹過大會使筆毫中的墨很快用完，要反復濡墨書寫纔行。所以爲了提高書寫效率，這樣的筆毫更適合書寫較小的字。隨着考古發現，我們可以看到，後世的毛筆筆毫越來越粗壯，製作工藝越來越好，筆毫含墨量越來越大，這也促使了簡帛文字的形體越來越大。王祖龍就曾認爲“製筆方式的改進其實是增加了毛筆鋒腰的圓健”，同樣也“有利筆畫形態的改觀”。

筆毫的性能也影響着字迹的形態與風格。例如楚地出土戰國簡牘上的墨書字迹筆畫多爲尖鋒起、收筆，綫條柔韌，更富於彈性，秦簡牘筆畫多爲頓壓起筆，綫條圓潤厚重，筆畫形態常顯質樸内斂。楚秦的簡牘字迹風格也應與當時所使用的毛筆筆毫長而鋭利、質軟毫健有着很大的關係，如横田恭三就曾通過對里耶秦牘的書寫風格的分析，來考察當時書寫所用毛筆的性能。再如漢與秦楚簡牘字迹形態的差異也很大，漢代對書寫工具的加工改進，披柱式筆毫的産生都説明漢代已普遍使用軟毫筆來書寫，所以漢簡牘中常見筆畫粗壯、有意拉伸或拖拽的現象。

此外，即便在同一人書寫的同一篇竹簡中，由於選用毛筆的不同造成字迹形態差異的現象也是存在的。如在《武王踐阼》中的同一支簡（簡10）上的1-15字與16-25字就有些形態差異，簡10上的1-15字

圖三

筆畫的書寫較纖細，還出現了起筆處呈翹頭的現象，而16-25字則與前9支簡的字迹形態是一致的。這些字迹雖爲同一抄手書寫，字迹形態卻發生了變化，就是因爲更换書寫工具——毛筆而造成的。只有瞭解毛筆的性能，纔能更好地把握用這種工具書寫出來的字迹特徵，從而對其進行研究歸類。

出土的先秦兩漢毛筆與我們今天使用的毛筆差不多，但是形制有所不同，主要差異在：一是筆毛與筆桿的連接位置。上文已言，有些毛筆的筆毛是捆在筆桿上的；有些是筆毛插入筆腔裏，後者是後世所採用的方法。另一個則是筆桿末端的形狀，有的筆桿末端呈圓柱形，此種形狀爲後世所採用；有的筆桿末端削尖，如甘肅武威磨咀子M2漢墓出土的“史虎作”筆，其筆桿末端是削尖的（圖三）。

這種筆桿末端削尖的毛筆合乎史書記載中有關“簪筆”的説法，如《史記·滑稽列傳》中有“簪筆磬折”，《漢書·武五子傳》及《趙充國傳》中有“簪筆持牘”和“持橐簪筆”等句。“簪筆”是把毛筆像簪子一樣别在頭髮或冠巾上，如沂南漢墓前室西壁横額畫像上對官吏頭上插筆的細節描繪可證（圖四）。

圖四

許多毛筆的出土還都伴有筆套的保存（參圖一∶1-6、10），這表明書寫者或者書寫工具的製造者有意識地去保管這些書寫工具，而出土的筆套上雕刻有紋飾等現象也表明這些書寫工具所受到的關注非同一般。

二、墨

墨，是書寫時所用的顔料。現代筆迹學常常利用書寫顔料如墨水、圓珠筆油等成分的差異辨别字迹書寫時代及真僞。濮茅左就對上博簡的實驗室保護處理進行介紹時就提到上博簡是通過對墨迹做過兩萬倍的放大，觀察出其墨粒形狀、直徑、所含微量元素等，以科學方法認定了竹簡上的墨色爲古墨。如果簡牘帛書等古文字材料結合現代高科技成果對字迹上殘留的墨迹進行成分分析，也許還可以分析出這些簡牘帛書的國别地域及書寫時代。當然這只是筆者的一個設想，迄今尚無技術人員利用墨的成分與地域關係進行過研究鑒定，或許隨着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這些設想都可能成爲現實。

關於古代書寫繪畫所用墨，不少學者做過專門的研究，劉紹剛在《石墨、丹雘和墨》一文中對上古用墨問題進行了考證，並總結説：

從原始社會時期，人們便開始把天然的礦物顔料——石墨作爲繪畫、書寫之用。石墨又被稱爲……石涅，它是直接研磨使用的，而不是燃燒後取煙製墨使用的。墨的創始不晚於殷代。最初的墨，可能是煙料和以膠、漆製成的土粉狀細小顆粒，然後加水調和使用。

早在商周時期一些彩色的顔料也已經出現，李零曾介紹説：

商周時期的調色器，就我所見，一般是四管，其中有些標本，管内還盛有青、赤、黄、白四種顔料（清華大學所藏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的發掘品），這些顔料，目前尚無實驗報告發表，估計是中國傳統“五石”中的曾青、丹砂、雄黄、白礜，不包括黑色（疑黑色是用墨，與硯相配，屬於另外的顔料）。

長沙子彈庫帛書四角的樹木、三頭人、獸首人身像等圖案是用青、赤、白、黑等幾種顔色繪出，也許就是使用上述一類成分的顔料繪成的。我們這裏不討論石墨等礦物質顔料，因爲在戰國時期，石墨並未應用於簡牘帛書上文字及符號的書寫，這應該是因爲石墨的成分造成的。石墨是黑色礦石經過開採加工後而成，使用時直接研磨。這種顔料大多爲含鐵、四氧化三鐵、錳等成分的礦色土，這就決定了這種顔料的質地粗糙，即便是粉末狀，其顆粒也遠遠不如煙料細膩。這種顔料應用於陶、青銅等材質的載體上是可以的，如果大量應用於簡牘帛書上，附着及滲透效果將不會很理想。

在出土的戰國簡牘帛書中，偶爾也有用朱砂書寫的，如上博三《周易》一篇首次發現了用朱砂書寫的符號。湖北丁家咀楚墓出土的竹簡上也有朱書字迹的出現。長沙子彈庫帛書另外幾批中，有部分材料存在用朱欄黑字及朱欄朱字的墨迹。據介紹，清華簡中有少量寬簡爲表格形式，也是用朱砂畫的欄綫。除子彈庫帛書少量殘片、丁家咀楚墓少量竹簡是用朱砂書寫文字，其他均是做符號及格綫用的，這也許是因爲這些朱砂所寫的文字内容有着某種特殊的意義，如上文提到的河南劉家莊出土的玉璋、山西侯馬出土的玉石盟書等用於賻送及盟誓這類内容，許多都是用朱砂書寫的文字。

另外，據史書記載，簡牘文字還可用漆書寫，如《後漢書·杜林傳》説“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正因當時竹簡絶大部分用墨書（偶用朱書）寫成，故《杜林傳》特標明是“漆書”《古文尚書》。現今出土簡牘尚未見用漆寫者，但從戰國秦漢木器常有漆字看，漆書也應該是存在的。

據目前所見，在戰國秦漢時代，黑色的墨迹皆用煙墨來書寫。美國人A·A·Benedettl-Pichler在對甲骨上的墨迹成分進行顔料微量化學分析後，得出在甲骨上書寫的紅色墨迹成分爲朱砂，黑色墨迹成分爲碳素單質的結論。這證明了我國在殷代就已經使用朱砂與墨這種顔料來進行書寫了。煙墨是用植物不完全燃燒産生的煙炱作原料，再加其他成分所製成的有一定形制的墨錠。因爲松木含有松脂，在燃燒時可産生數量較多的煙炱，並且松木品種繁多，分佈較廣，取材方便，製作煙墨的植物多爲松木，故也稱松煙墨。煙墨的使用和製作是中國製墨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下面來看看出土的戰國時期墨的實物。

1954年湖南長沙楊家灣M6戰國楚墓出土一個殘篾筐，筐中置滿了黑色方泥塊，這些“黑色泥塊”雖至今未取樣化驗，不過，它們很有可能就是墨。

1981年湖北江陵九店M56號楚墓出土漆墨水匣1件，盒内裝墨塊若干，最大的一塊長2.1釐米，寬1.3釐米，一端經研磨而呈斜面，中部兩側略凹，似爲研磨時手捏所致。這是迄今爲止，可證實的考古發現時代最早的墨（圖五∶1）。

2000年湖北荆門左冢M1楚墓出土竹質墨盒1件，盒内盛有大量不成形的碎墨塊，此器應爲書寫使用而製作的泡墨盒，使用時可不揭蓋，墨用完後可開蓋加水泡墨。該墨盒通高9.4釐米，底徑6.8釐米（圖五∶2）。

我們再舉幾例秦漢時期墨的實物：

1956年河南陝縣劉家渠東漢墓出土1枚“作成圓饅首形”的墨。這也是最早發現的一枚漢代墨實物。

20世紀50年代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1枚墨丸（圖五∶3）。

1973年山西渾源畢村M1西漢墓出土1枚半圓錐形墨丸。墨丸上有格紋，是西漢墓中較爲完整的一塊（圖五∶4）。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M4秦墓出土1枚圓柱形墨（圖五∶5）。

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M168西漢墓出土一些碎墨（圖五∶6）。

1978年山東臨沂金雀山M11西漢墓中出土一個石板硯，盒内尚殘留粒狀黑墨，石板硯上也留有墨迹。

圖五 出土戰國秦漢墨、硯圖例

1983年廣州西漢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墨丸約4385顆（圖五∶7）。

1993年湖北荆州周家臺M30秦墓出土竹墨盒1件，出土時盒破裂，内裝的塊墨顯露出來，塊墨已碎成兩小塊，盒内壁呈黑色（圖五∶8）。

從上面的材料看，西漢前期的墨都是小塊而不成挺，這與後世的墨相比還是有所區别的，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的墨塊也表明，當時的製墨工藝還處在早期探索階段。關於墨的形制，尹潤生在《墨林史話》中説道：

歷代對於墨的單位名稱並不統一，綜合起來約有螺、枚、量、丸、笏、挺、錠、塊等不同的名稱，這樣的複雜單位名稱，頗有統一的必要，不如統稱爲錠，比較通俗易曉，不致令人誤解。

其實，從這些出土實物墨的形制（塊或丸）可知，這些墨没有固定形狀，所以墨的單位名稱可以有多種，而統一稱爲“錠”也未必合適。這些没有固定形狀的墨需要加水調和使用，正如《莊子·田子方》中所説的“舔筆和墨”，墨是和出來的，這也向我們透露了當時書寫所用墨的密度較高、含水量較低，附着力强，所以書寫在簡帛上的字迹在經歷數千年後，許多仍十分清晰。左冢墓墨盒的發現則證明，先秦時期的書寫者爲了提高書寫的效率並便於攜帶，對盛墨的載體進行了發明、改進。

竹簡上墨色的濃淡變化也可以考察字迹書寫時間的先後。因爲同一書手在同一時間内書寫出的字迹墨色應大致相近，偶有因重新蘸墨造成的墨色略重也是常有的現象，所以對墨色的觀察要有整體性。如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共9支簡上字迹墨色均濃重（圖六∶1），簡1背面篇題“莊王既成”四字墨色較淡（圖六∶2），再比較字迹書寫特徵，簡1背面篇題四字應與正文不是同一抄手書寫，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爲篇題的字迹是由另一個書寫者在不同時間添加的。再如上博六《平王問鄭壽》共7支簡，第1-6簡均墨色濃重（圖六∶3），簡7上有9字並有表示文章末尾的鈎識符號，墨色較淡（圖六∶4），與1-6簡上的字迹墨色明顯不同，與《平王問鄭壽》形制相近的《平王與王子木》通篇字迹的墨色也非常濃重。通過比較，《平王問鄭壽》簡7與其他簡的字迹特徵也不一致，應爲另一抄手所書，通過比較文義，再結合簡7字迹墨色，我們有理由認爲這支簡不屬於該篇，當剔除。

1.《莊王既成》簡1正

2.《莊王既成》簡1背

3.《平王問鄭壽》簡1

4.《平王問鄭壽》簡7

圖六

三、硯

硯是承載書寫顔料的工具。它與字迹的研究没有直接關係，不過我們可以通過硯上殘留的墨迹來考察墨的成分，也可以通過硯的形制考察當時墨的形制。正如劉紹剛所説：“墨是與硯配合使用的一種顔料，在没有墨的實物的情況下，通過硯的形制演變去窺測墨的發展演變，無疑是最能接近史實的方法。”

在仰韶文化時期的姜寨遺址中出土的一套完整的繪畫工具，其中有帶着蓋的石硯與研棒，石硯有臼窩，窩内還殘留着紅色顔料，硯邊有黑紅色石墨，這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硯（圖七∶1）。

下面來看看出土的戰國時期硯的實物：

1966年河北承德市平房村戰國墓出土石硯1件，直徑14釐米，厚1.7釐米（圖七∶2）。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M4戰國晚期秦墓出土鵝卵石硯1件，附研墨石1件，石硯和研墨石上都有使用痕迹與墨迹（圖五∶5）。

1984年湖北麻城白骨墩M6戰國楚墓出土卵石1件，兩端磨平，高18.4釐米，最寬處10.4釐米，當時推測爲文書工具研墨石。

在漢墓中出土的石硯實物有：

2006年湖北雲夢睡虎地M77西漢墓出土鵝卵石硯1件，附研墨石1件（圖七∶3）。

1973年湖北江陵鳳凰山M168西漢墓出土石硯1件，圓形，硯上有研墨石一塊，出土時硯面與研墨石底均有墨迹（圖五∶6）。

圖七 前秦兩漢硯圖例

1973年山西渾源畢村M1西漢墓出土長方形石硯1件（圖七∶4）。

1979年甘肅敦煌馬圈灣漢邊塞遺址出土石硯2件（圖七∶6）。

1983年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前室出土石硯與研石2套，硯與硯石均留有墨迹（圖七∶5）；西耳室出土石硯與研石1套。硯石通體染有朱、墨兩種顔料（圖五∶7）。

1993年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早期漁陽墓出土圓硯1件。硯盒木胎，方形。合蓋頂，子母口，盒心置一圓形硯石，硯面尚存墨痕。盒身平面一角剜鑿一凹槽，疑爲置筆之用（圖七∶7）。

上述這些硯還没有下凹以便貯墨的硯池，都應該是用來碾壓（配合硯棒使用）成塊墨丸的，這也正説明了當時的墨是研磨和製的。不過也有特例，如1985年邗江姚莊M101西漢墓出土了2件古硯，一件是漆砂硯（M101∶11）（圖八），一件是漆木硯（M101∶82）。這兩個硯明顯分硯盒與硯池兩部分，硯池至硯盒底呈一傾斜的平面。塞緊池、盒之間的流，即可在池内研墨。漆、木盒硯發現很少，這兩件漆、木盒的硯是漢硯的新品。在此以前，由安徽壽縣M2東漢墓中出土的“漆硯”推斷，漆砂硯的製作最早出現在東漢中期，而邗江姚莊M101西漢墓中漆砂硯的出土，證實並將漆砂硯的製作年代提前到西漢晚期。

M101∶11中殘留墨迹

M101∶11盒底

圖八

四、刀

在用竹簡作爲書寫載體的時代，削刀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陳夢家曾針對武威漢簡文字的修改方法做過研究，並將關於簡册改寫、補寫或删除的方法分爲削改、塗改、添寫三種，並認爲削改之法是最爲常見的。削刀正是用於修改竹簡上錯誤文字的工具。由於書寫材料的原因，簡牘墨書很難擦拭乾浄，只能用削刀削掉上面的字迹，其功能類似現代的橡皮擦。出土的戰國和秦代削刀十分常見，如：

1955年安徽壽縣蔡侯墓朱家集出土削刀1件，有殘損。

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M1戰國楚墓出土削刀2件（圖九∶1）。

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M2戰國楚墓出土削刀4件（圖九∶2）。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M1戰國楚墓出土銅削刀2件，其中一件附有漆削鞘（圖九∶3）。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M11秦墓出土銅削刀1件，附有木鞘（圖九∶4）。

1979年河北承德縣房身溝戰國墓出土削刀2件，其中一件殘損。

1981年湖北江陵九店M56戰國楚墓出土削刀1件。

1986年湖北江陵岳山M15秦墓出土鐵質削刀1件（圖九∶5）。

圖九 戰國至秦出土削刀圖例

1993年湖北荆州周家臺M30秦墓出土鐵質削刀1件（圖九∶6）。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常常將“刀筆”與“吏”連用，古時許多學者認爲刀是刻字工具，現在通過出土實物證明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刀用以删改竹簡上的筆誤，毛筆纔是當時唯一用以書寫的工具。

從出土的戰國竹簡上看，許多竹簡上也存在刮削後的痕迹，如上博五《鬼神之明》簡1上段中部有約7釐米空白，並可見删削痕迹。信陽簡的整理者也曾提到一些遣策上常發現有明顯削改的痕迹，如簡2-28，中間削去幾個字，有的削去3、4個字，有的削去下半簡。上博一《孔子詩論》許多簡“留白”處較多，周鳳五曾指出這些“留白”簡“可能先寫後削，是削除文字所造成的”，“竹簡留白處似乎比有字的部分要薄些”。范毓周等學者在目測竹簡實物後指出這些“原簡兩端確實經過書刀一類工具削去一層”。

五、其他工具

1957年在信陽長臺關楚墓發現了一件書寫工具箱，裏面除裝有毛筆和筆套外，還發現有青銅削刀、銅鋸、小錛、刻刀、錐等工具（圖一〇）。據馮師勝君推斷這些工具的用途爲：

竹簡修治程式的第一步當是用銅鋸將竹材截爲合適的長短，也就是《論衡·量知篇》所説的“截竹爲筒”。銅錛或許是用來將截好的竹材破開的，也就是《量知篇》所謂的“破以爲牒”，而刻刀當是用來削平竹節、修治簡端和契口的。

1. 長臺關工具箱

2. 部分工具

圖一〇

在湖北江陵望山M1楚墓中也出土了一個工具盒，内有削刀、錛、刻刀以及磨石等（圖一一）。這些工具主要是用於修整竹木簡這種書寫載體的。

圖一一

書寫工具是影響字迹變化的外部條件，書寫工具的進步也意味着全社會書寫水準的提高。一些書寫工具常常成套出土，除上述兩例出土的工具箱外，還有湖北荆州周家臺M30秦墓出土的毛筆（含筆套）、竹墨盒、鐵削刀、墨塊；湖北雲夢睡虎地M11秦墓出土的毛筆（含筆套）、銅削刀；湖北江陵鳳凰山M168西漢墓出土一竹笥，裏面裝有筆（含筆套）、石硯及硯棒、墨塊、銅削刀、無字木牘六塊等。一些書寫工具製作十分精良，如山東臨沂金雀山M11漢墓出土的一套筆筒、毛筆及彩繪漆盒石硯，其中漆盒上彩繪色彩鮮明，綫條飄逸，是文具中的精品（圖一二）。竹簡的修整工具與字迹變化没有太大關係，不過，這些工具影響着書寫載體的形制，所以，這裏對這些工具作一簡要的介紹。

圖一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