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交融的时代

汉乐舞的空前繁盛，在根本上得益于由当时社会的空前“大一统”所带来的多种文化，特别是南北文化的大交融。

秦汉建立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客观上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态势和可能，即它一改先秦时代以纵向承继为主的文化演进方式，而变为以横向拓展、交流与融合为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秦汉之际，特别是汉代堪称这种文化发展模式的典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大交流、大融汇的时代。

这种文化的大交融展现在多个方面和层次，主要有汉文化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汉文化与域外各国文化之间等等的相互交融。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乐舞文化上。如汉代宫廷经常演奏的“四夷之乐”就来自周边少数民族，其中尤以“北狄乐”最有名。“北狄乐”即流行于北方匈奴、鲜卑、吐谷浑等游牧民族的一种音乐形式。这些民族常常骑在马上，吹奏着笳、角之类乐器，并以铙、鼓、排箫等伴奏歌唱（时称“铙歌”）。其声浑厚悠远，苍凉悲壮，在广袤无际的塞北大地上久久回荡。北狄乐传入中原后，又与汉乐及其他民族音乐结合起来，便形成了风行汉代、风格多样的“鼓吹乐”。我们从大量的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即可窥见汉人演奏“鼓吹乐”的一些具体情景，如马上鼓吹（001）。

同时，汉代流行的这种“鼓吹乐”，也不仅是汉乐与北狄乐的结合，同时也有其他外域音乐的影响在内。所谓“鼓吹”，包含“鼓舞歌吹”之义。这样“鼓吹乐”就不仅是音乐，同时还是舞蹈。再进一步说，它既含有“胡乐”，也含有“胡舞”。晋人崔豹《古今注》载：“《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卷中·音乐第三）李延年用“胡乐”创作出的二十八解“新声”，深得汉武帝喜爱，并流传至魏晋时代。

001 马上鼓吹（四川新都汉画像石）

在汉代审美文化的大交融中，大概最重要、最深刻的莫过于南、北之间的大交融了。秦汉之际，发生了陈胜称王、项羽北进、刘邦灭秦称帝这样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些事件所带来的磅礴惨烈的社会变动中，以楚人为主体的南方军民大量入主黄河流域，成为北方乃至全国实际上的政治统治阶层；与此相关，以荆楚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也潮水般涌入河朔大地，同原本在格调、情趣、风尚、形式诸方面皆有差异的北方文化直接碰撞、交织、混融、调和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之间第一次全面的交流与融合。很显然，这次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汉代审美文化，尤其是乐舞文化的发展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相对的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域。当然，南、北方各自也并非铁板一块，也是有许多文化类别的。如南方文化又分为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闽粤文化等等，但同北方文化比起来，这些文化类型又有某种共通性、相似性，从而形成南方文化这一大类别。北方文化也如此。从局部看，北方也有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等等分别，但相对于南方文化而言，这些局部文化又有某种相近之处，因而构成北方文化这一大的范畴。

南、北文化之间的差别，其实很难用准确的概念表述出来。因为不仅这种差别是模糊的，没有明确界限的，而且这种差别也是历史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但话又说回来，这种差别又确实是存在的。南、北文化的差异，实际上已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积淀为一些类型化的经验表象模式。

大致说来，秦汉时代，北方文化呈现出的基本特点（类型）是，倡功名，重教化，主伦理，尚世俗，等等，折射在文化形态上，则主要表现为质朴严谨、凝重浑厚之特色。又由于北方的燕赵文化、三秦文化等与塞外游牧民族文化相邻互通，故北方文化在质朴严谨、凝重浑厚之中，又有着粗犷豪放、雄大宏远之风采。而此时的南方文化，则明显以荆楚文化为主体，其他如巴蜀、吴越、岭南等文化类型则居其次。这就使得汉代南方文化有了不同于别的时代，比如不同于六朝时代南方文化的个性特征。作为南方文化之主体的荆楚文化有三大特点：一是较少礼教法制的濡染，显出鲜明的野蛮剽悍、狂放不拘、酣畅自由之情采。司马迁说：“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二是“信鬼神，重淫祀”，巫风盛行，故表现出浓厚的奇幻色彩和神秘意味。三是由于和吴越文化相毗近，因而其狂放自由的“前文化”形态同吴越间“阴柔”型文化风尚糅合起来，就使荆楚文化在野蛮剽悍之外，又具有了舒展流畅的优美格调。比如汉代盛行的“楚舞”中最常见的长袖飘舞（002）动作，就既有狂放飞扬、健朗奋发的时代色彩，又有些许婉转轻盈、婀娜多姿的优美韵味。

那么当时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格局呢？常见的说法是，汉乐舞即为“楚声”“楚舞”。此说值得商榷。实际上，汉乐舞不独“楚声”“楚舞”一脉，而应当说是南音北调的齐唱共舞。北方乐舞仍是汉代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汉书·杨敞传》载杨敞之子杨恽在《报会宗书》中说：

002 长袖飘舞（河南南阳汉画像石）

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

这里提到的“秦声”“赵妇”，即可约略看出“北调”亦盛行于汉的某些真实情景。这说明，汉乐舞并非“楚声”“楚舞”的一统天下。

但“楚声”“楚舞”又确为汉乐舞的一大主干。特别在刘邦等帝王皇族的大力推动下，南方乐舞更是身价倍增，一跃而为宫廷乐舞，见拂袖舞女俑（彩图1），进而风靡京都，流行全国。鲁迅认为：

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汉文学史纲要·汉宫之楚声》）。

也就是说，汉代大兴楚声，其因有二：一是秦汉之际民间多喜欢楚声，后终因刘邦称帝而广被宫掖。二是在秦汉之际，楚声代表的是一种亡秦意识和反抗精神，所以“楚声”的极盛于汉是很自然的。

总之，在秦汉之际“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格局中所出现的南、北文化大交融，是汉乐舞走向鼎盛的主要原因。这种交融给乐舞艺术本身带来的深刻变化，一是“南音”的野蛮狂放、舒展自由与“北调”的质朴凝重、粗犷豪放相互融合，形成了汉乐舞特有的阳刚之气和飞扬之美；二是这种以“俗”（民间化）为主的乐舞形式对传统的“雅”乐舞造成了猛烈而深刻的冲击，从而影响了古代乐舞文化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可以说至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