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乐：汉代一大审美景观

可以这样说，恐怕没有哪个时代会像汉代那样，勿论尊卑上下，不管四夷八方，几乎都在歌舞伎乐面前表现得如痴如醉，趋之若鹜。大凡帝王将相、诸侯九卿、重臣大吏、文人学子、豪门大族、商贾巨富、妃姬妾婢、贩夫走卒……差不多都被裹挟进这一歌舞伎乐的时代风尚中。该时尚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流布之广，浸滋之深，形制之繁，势焰之烈，影响之巨，均可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说，歌舞伎乐已成为汉代一种全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景观。

在热衷歌舞迷恋伎乐的人群中，我们不妨将视线聚焦于两类人：一类是帝王；一类是“女伎”。通过对这两类人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汉代乐舞所达到的繁盛程度。

汉代皇帝对乐舞的痴迷，大约要以高祖刘邦为开其先者。他不仅在故乡众多父老乡亲、男女长幼面前，击筑高唱《大风歌》，留下千古佳话，而且他与他的爱姬戚夫人之间以乐舞相取悦的故事，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趣闻。《西京杂记》载：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卷一）

（高帝）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又……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十月十五日，（高祖与戚夫人）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卷三）

这些记载，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幅美丽动人的以歌传情、以舞相娱的图画。《汉书·礼乐志》云：“高祖乐楚声”，确非虚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代枭雄刘邦性格中温情的一面。

汉武帝在歌舞方面也堪称行家里手，风流独绝。他在众多嫔妃姬女侍从中独喜善舞妙歌者，便是一证。比如皇后卫子夫，当初就是以善歌而获武帝宠幸的。卫子夫原是平阳侯邑的一名歌女。武帝路过平阳，主人让十余名美女侍候武帝，见武帝并不开心，于是，“既饮，讴者进，帝独悦子夫”（《汉书·外戚传》）。什么是讴者？颜师古注曰：“齐歌曰讴。”可见卫子夫能在众多歌女中一枝独秀，不单纯是以色媚帝，更是以歌艺打动了武帝。当然，因善歌舞而被武帝宠幸的人不止卫子夫一个，有名有姓的女子还有李夫人、尹捷妤等，其中他与李夫人的关系尤为亲笃。《汉书·外戚传》中说：“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倡，即乐伎。那么，李夫人本为一名乐伎，怎么被武帝看上了呢？据载，李夫人的兄长李延年，有一天在陪侍武帝时，边舞边唱道：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武帝一听，喟然叹息道：“太好了！可世上哪有这样的佳人呢？”平阳公主就向武帝推荐了这位李夫人。武帝召来一看，李夫人果然“妙丽善舞”，不由得一见钟情，宠爱有加。但李夫人年轻轻地就去世了，武帝对她一直无法忘怀。他让画师将李夫人的形象描画下来，挂在甘泉宫里，早晚观瞻。但还是不行，心里依然“思念李夫人不已”。于是有齐国方土少翁，自称能让李夫人的神灵重现。夜晚，这位方士“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但由于汉武帝“居他帐”，无法近前看个明白，心里着急，就“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作诗为歌仍未尽意，武帝又专门写了一篇《悼李夫人赋》，以进一步表其恩宠不绝、思念不已的绵绵情怀（《汉书·外戚传》）。

汉武帝不仅喜爱歌舞，而且在歌词创作方面也堪为大家。据史书载，他曾作《瓠子之歌》《芝房之歌》《交门之歌》《太一之歌》《大宛之歌》等。逯钦立在所纂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有汉武帝所作《瓠子歌》《秋风辞》《天马歌》《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柏梁诗》等数首歌词，其中《秋风辞》写得尤为沉郁悲慨，缠绵动人。辞曰：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鲁迅对此歌词极是嘉赏，称其“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汉文学史纲要》）。

汉武帝在歌舞方面的另一大功劳便是设置了著名的“乐府”。作为官方的音乐机构，乐府的主要职能就是采集民歌俚谣。其用途大致有三：一为祭祀，二为娱乐，三为观风俗知民情。《汉书·艺文志》云：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这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代、赵、秦、楚等地歌谣，被宫廷乐师李延年等人配上音调，即在祭祀、宴飨等活动中用以歌舞表演。《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从这里可以得知，乐府“俗乐”，已开始参与祭祀等重大活动，变成“雅乐”。正因如此，汉武帝设置乐府，就进一步推动了乐舞文化的大发展。

除高祖、武帝外，其他汉代皇帝也大都算得上是歌舞“票友”，有的甚至还非常精于此道，如景、宣、元、成诸帝即是。其中汉成帝对善舞的赵飞燕和善歌的赵合德姊妹二人的迷恋和专宠，更是尽人皆知的故事。它至少告诉我们，西汉皇帝们喜楚声、善歌舞已发展到何等程度。歌舞伎乐已不再仅仅是普通的伎艺活动，它实际上成了汉代帝王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并因他们位极至尊而使这一生活方式成为整个社会审美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

皇帝们带动了整个汉代男权社会的乐舞文化需求，与之相应，汉代女性则大量地走向“乐伎”一途，以歌舞伎艺来争得自己生存发展的机遇。这一选择首先来自男权社会的强力压迫。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固然是一大进步，但他也同时将六国宫室的美人统统掠来为己所用，宫人女乐达万人以上。为造阿房宫，他还征用包括女乐在内的所谓“罪人”七十余万，“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女倡优……锦绣文彩，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说苑》卷二十）。这可视为中国男权社会对女性群体的一次大掳掠、大剥夺、大奴役。

西汉的皇权统治虽较秦代稍温和，但女性整体上被掳掠被奴役的情势却有增无减。她们被大量地劫掠、购买、蓄养、禁闭在宫廷深宅里，供男权阶层享用。元帝时谏大夫贡禹曾奏书曰：“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而）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而今）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富豪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汉书·贡禹传》）实际上，贡禹这里所透露出来的具体数字恐怕是已经打了折扣的。我们只能把这理解为女性、特别是女伎情况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

当然，女性群体走向“乐伎”一途，其原因也不完全来自男权社会的强力压迫，而是还有更为复杂的缘由。当秦汉之际的大批女性被男权社会掳为“女乐”、蓄为“舞伎”，在整体上沦为低贱群体时，她们中的许多人却因此而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获得了跻身中、上层社会的机会。不但有大量女子因妙善琴瑟歌舞而为王侯将相、官宦世族、富豪吏民等纳为宠姬爱妾，地位由“贱”而“贵”，而且其中一些女子还因此而大受皇帝青睐与宠幸，从此一步登“天”，有的因此成为妃嫔，“贵倾后宫”；有的则因此位尊皇后，“母仪天下”。比较著名的有，汉高祖爱姬戚夫人以“善为翘袖折腰之舞”（《西京杂记》）而专宠后宫，高祖侍从石奋之姊因能鼓瑟而被召为美人，位比三公，汉武帝时的卫子夫因善歌唱而被立为皇后，汉武帝爱姬、李延年之妹李夫人亦因“妙丽善舞”而红极掖庭，汉宣帝之母王翁须因歌舞得幸于武帝之孙（号称“史皇孙”）而生宣帝，谥为悼后，而汉成帝对待赵飞燕姊妹俩的态度，就更是人所共知的了。

据说汉成帝有一次微服出宫，在阳阿公主家见到舞女赵飞燕，立刻为其轻盈高超的舞艺所倾倒，便马上召其入宫，封为婕妤，极尽宠幸。不久又将许皇后废掉，立赵飞燕为正宫。传说赵飞燕腰肢纤细，体态轻盈，“身轻若燕，能为掌上舞”。一次她在一个高台上表演歌舞《归风送远之曲》，成帝在一旁用文犀簪鼓击玉盆为她打着拍子。歌舞正酣，忽然一阵风吹来，飞燕随风扬袖飘舞，似欲乘风而去，吓得成帝急急喊人将她拉住。相传成帝还专门造了一个水晶盘，令宫人用手托盘，让飞燕在盘子上面跳舞。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则擅长音乐，其歌声轻柔抒情，悦耳动听。她也被汉成帝召入宫中，封为昭仪。这可是当时除皇后外级别最高的嫔妃了。从此，这姊妹二人，一歌一舞，珠联璧合，把个汉成帝迷得神魂颠倒，无暇他顾了。

这种以歌舞伎艺而贵倾掖庭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东汉。如汉质帝之陈夫人，“少以声伎入孝王宫，得幸”，汉少帝之妻唐姬亦以歌舞见宠（《后汉书·皇后纪》）等等，皆属此类。大凡历朝各代，以声伎乐舞入宫的女子皆不鲜见，但因之专宠后宫、位极尊贵者，却大体以汉为最。这也说明了汉代乐舞文化的盛隆与发达。

毫无疑问，这种因妙善歌舞而一步登“天”的人生“神话”，对于女性群体来说，自然具有激励示范效应。于是，为了能得到填乎绮室、列乎深堂的人生机遇，一种习歌舞、善乐律、通伎艺的文化习尚便在大江南北的女性中盛行起来。于是便出现了诸如中山之地的“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史记·货殖列传》）的情景。《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述道：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这里写郑女赵姬抱着琴瑟，穿着舞鞋，不远千里、“目挑心招”地“奔富厚”的情景，与前述中山女子的“游媚贵富”之举，可谓同出一辙。实际上，不止郑、赵、中山之地的女子是这样，几乎全国各地的女子也都是如此。正如班固在《西都赋》中所说：

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仅西京长安一带，就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五方”）的女子，而从“娱乐无疆”一语看，这些女子肯定不少是从事歌舞伎乐的。由此，汉代乐舞的繁盛状况可见一斑。

总之，通过聚焦于皇帝与“女伎”这两类人，我们大体可以窥见，乐舞伎艺确实已成为汉人在典礼、祭祀、交际、生活等许多方面须臾难离的基本“节目”。由史书记载可知，歌舞伎乐已遍布于汉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郊庙祭祀有“雅乐”，民间有鼓舞乐，天子进食有食举乐，欢宴群臣有黄门鼓吹乐，振旅献捷有军乐，出行卤簿有鼓吹乐，豪富吏民宴婚嘉合亦有乐，丧葬有挽歌，甚至到了“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的地步。这说明，歌舞伎乐是西汉社会一道最鲜亮的审美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