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人生活中的艺术

文人艺术——书法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艺术瑰宝中最有价值的是4世纪某些贵族的书法作品，包括他们之间往来的非正式书信。书法产生的过程很漫长，与3至7世纪的宗教发展有关，也与上层社会生活中书写的功能、个性的观念以及个性的视觉表达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也依赖于宫廷的赞助行为，杰出的书法作品的标准形式，以及此标准在上层社会中的广泛传播。许多因素促成了书法的创作，书写汉字的不同形式成为中国杰出的艺术形式。众多书法家出类拔萃，到现在还拥有的卓越地位。所有受过教育的男女都是此类艺术传统的广泛参与者，数量远远超过从事所有绘画种类的人士。

汉字书写体最早的形式要追溯到商代，那时已经在使用尖的书写笔。在周代，古人已经从《易经》中明白了文字和图绘图像之间的亲密关系，将最复杂的哲学问题赋予汉字并加以讨论。但是，书法作为艺术形式的观念可能直到1世纪初期才出现。它和艺术家作为独立个体的观念的出现有关，他们的个人品质为创作高质量和高价值的作品准备了艺术资源，作品的高品质和高价值（在美感和商业意识方面）超过了普通书法家的作品。书法艺术的观念也和缺少棱角的字符形式的发展有关，它易于迅速地书写，因此在英文中被称为“草书”（cursive）。早在2世纪时人们就认为书法揭示了书法家的精神品格和个性特征。最后，它与大约在公元100年开始使用纸张作为书写载体的发展有关，纸张的吸收能力使得它能够比绢或更早的竹简书写表面更有效地捕捉书法家每一丝细微的用笔。

书体

一直以来，中文字的字符有多种书写形式。以下列出近几个世纪里主要的五种形式：

●篆书：在历史上出现最早（约前1200年），大约公元前200年在秦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下形成的文字体系。从那以后，主要在印章或者是其他正式的铭文上使用，到18世纪时再度流行，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本书插图中可以见到，包括所有的压印，也就是雕刻的印章印本，如图1，图25，图26，图37，图40和图73。图74和图89中可以看到用笔书写的篆书，而图90茶壶上部区域的铭文运用篆书字体刻在泥坯上。

●隶书：公元前200年之后出现的字体，最初用在官方文书中。也是主要在铭文中使用的正式字体，大约从1700年开始同样经历了以艺术为目的的复苏。本书插图见图9，图11和图99（左边的书页）。

●楷书（真书、正书）：在200—400年间发展起来，是印刷用的基本字体，今天仍然在广泛使用。本书插图见图13，图14，图31，图40，图52，图65，图74（主体部分），图83和图92。

●行书：发展于4世纪，用于表达艺术情感的主要字体样式之一。本书插图见图20，图57，图68，图70 （中央部分），图82，图91，图101，图102，图109，图113和图117。

●草书：书写最迅速的字体，也是最后出现的字体，只在7世纪时很流行。本书插图见图69，图70（最左边的部分）和图108（中间偏右的题跋）。

后来，王羲之（303—361）被历代尊为最杰出的书法家，他受到卫铄的教导，人们称她为卫夫人（272—349）。他们都是汉代以后分裂时期的士族，生活在以南京为都城的晋朝。当时流行的自觉、闲淡的士族理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图12的人物中。当时许多书法中也有更深的宗教追求。自商代以来，书法就被视为是与更高精神力量交流的一种形式。在王羲之曾经生活的社会里，在道教的宗教习俗中，人们运用书法作为获得启示的途径。来自神灵的谕嘱以新形成的草书体书写，而且作为讨论书法的新方式是产生自鉴别这些神圣字符所必须的文本。

卫夫人没有书法作品传世，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了上层社会妇女在早期阶段对传播和发展书法艺术的作用。现代学者承认王羲之也没有作品传世，数百年来被尊为他的真迹的作品都是摹本中最好的摹本。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几乎和他齐名的儿子王献之（344—388）的作品中，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声称王羲之的侄子和学童王珣（350—401）的一封书信《伯远帖》是4世纪惟一的真迹。魏晋是声望最高和被仿效最多的书法时代，在今天书写中文的世界里仍然有数百万人在学习那一时期的风格［图68］。

对后来的鉴赏家来说，这样一件书法作品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给伯远的一封简短的社交信件，书法家因自己生病不能和好友相见而感到遗憾。王羲之的传世作品包括了文人雅士社会交往的闲聊话：评论天气，匆忙间写成的和作为礼物的橘子一同送出的便条，也有长篇的道教文本，以及纪念社交聚会的散文。但是在后来的数百年里，人们感悟到它们非常饱满的个人性情而拉近了观者和书写者之间的距离，这就是置于书法实践核心的与古人“神交”的理想。

在后来的时代中，王羲之和他儿子（合称为“二王”）的书法声望甚高。以至于人们惊讶地意识到回到他生活的时代，当时人们认为他们的书法“太”好了。6世纪的一位士族文人的忠告切中要害，他劝告儿子们要防备他们因书法进步而掩盖了自己的文学才能，而事实上文才对社会和政治的进步更为重要，他列举王羲之就是不幸因书法而名世的人之一。在唐代（618—906），皇帝对王羲之风格的支持强化了它转变成最接近“官方”书写风格的进程。太宗皇帝（卒于649年）将王羲之最有名的《兰亭序》（书于353年）和他一起下葬，因此几乎使它成了一件被传说得神乎其神的作品。后来的宫廷继续成为仿效王氏书法的中心，王氏书法在乾隆皇帝的收藏中到达了顶点，几乎所有的杰出作品都收纳其中（包括图68），它们收藏在宫殿中专门的房间里，并和皇帝自己的评论和绘画一同装裱。

如果皇室宫廷是这样的环境，在那里书法风格被合法化，并且最后被认可为广泛仿效的标准，那么他们就不具备创作书法作品必要的环境了。这一点可以在佛教僧人怀素（活跃于约730—780）的《自叙帖》中看到，今天它和王氏家族的任何一件作品同样著名，但是自唐代书写完成以来，它仅仅是难得地、断断续续地被皇室收藏［图69］。今天留存的仅仅是原来三纸长卷（纵：28.3厘米，横：775厘米）的一部分，写于777年，以相当迅速的笔迹书写，称为草书。尽管它声名远扬，但是它的真实性仍然受到质疑。怀素生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长江以南，远离在西安的唐朝宫廷，772年以前他不曾到此处造访。在他的一生中，他获得的广泛声誉基于他把草书发展到极致，被称为“狂草”，它的价值在于自发的情感冲动，但字迹的可读性却极为有限。他自己利用从酒中获取的灵感，燃烧了他风驰电掣般的笔触。因为字符形式的规则变得有规律并且众所皆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能够凭借想像识记这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重新体验创作的真实情感。

毫无疑问，在现代博物馆时代之前，很少有人亲眼见到王珣的《伯远贴》和怀素的《自叙帖》，那么它们以及像它们一样的作品是怎样被广泛临摹、仿效以及改写的？工艺技术的发展带来多样化的书法作品摹本。从很早开始，著名的书法作品被复制到木板或石头上，一般采用描摹原作的方式，最迟到6世纪时，这些石刻摹本就用于墨本拓印。如果一张薄纸平放在石刻的表面，用浸满墨汁的布垫轻轻敲打各处，一件黑底白字的细致入微的书法作品拓本就完成了。

992年，正是宋文化体系更新的初期，皇室宫廷下诏将419件纸笺和书信等书法作品摹刻成木版，再以纸拓印，其中王氏家族的书法占大部分［图70］。这套《淳化阁帖》，共十卷，是第一部书法帖本汇编，迅速成为极为珍贵的物品，翻刻本也一样难得。本书插图可能完全来自原版，但是拓本晚于刻版一世纪，拓印的是梁（502—557）贵族官员王筠的一封信。此卷可能是在米芾生活的时代拓印，米芾当时既是理论家，也是书法家和画家。他广泛地研究了归属于“二王”名下的作品，构成了中国早期书法杰作的标准，无人与之匹敌。在这里使用“杰作”这个术语是相当谨慎，因为宋代目录编撰事件的结果是将艺术的高超技艺和男性美德连接起来，女性的作品则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

作品传记

中国关于艺术作品的记载有很久远的传统，添加在作品上的压印和题跋，使得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我们还有可能去追寻它的独特轨迹。根据何传馨的研究（《怀素自叙帖在明代之流传及影响》，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1991： Proceedings，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2 vols.，Taipei，1992]，ii. 661—698），我们了解了唐代僧人怀素《自叙帖》流传的大事。从10世纪末期到12世纪初，书卷经历了朝廷高官苏氏家族四代人的传承：苏易简（957—995）、苏耆（987—1035）、苏舜钦（1008—1048）、苏泌和苏沂。到1096年，书卷归属另一位官宦邵叶。1132年，北宋都城陷落之后，书卷落入吕辩的手中。钤印明示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它由金内府收藏（1115—1234），之后流传到南宋政客贾似道（1213—1275）那里，此人因南宋溃败于蒙古人而遭受后人斥骂。此后书卷消失了两百年。

1470年代，它出现在徐泰（1429—1479）手中，并传给后嗣徐溥。1499年徐溥卒，书卷转移到收藏家吴俨（1457—1519）和陆完（1458—1526）手里。1561年严嵩（1480—1565）收藏了此卷，据说他是当时最富有、最腐败的高官。在他失势之后书卷由朱希孝（1518—1574）收藏。1573年左右，大收藏家和艺术赞助人项元汴（1525—1590）花费巨资600两白银购得《自叙帖》。在他过世之后，书卷一直由他的后人收藏。后来项氏家族以1000两白银的价格将书卷卖给了安徽收藏家程季白（卒于1626）。程季白又卖给了姚汉臣，姚汉臣在1693年出售给徐乾学。

1700年之前，安岐（约1683—1744之后）购得此卷，他是朝鲜商人，可能是当时最大的收藏家。1748年他的后人可能在胁迫之下“赠送”给乾隆皇帝内府收藏，这件艺术品后归属中华民国，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随后流传到台湾岛。除了收藏家之外，曾经见过此作品的理论家和艺术家的印章和题跋也吸引了现代学者们去研究书卷的使用方式以及渗入其中的后代书法传统。

这套拓本远远不是皇室赞助下的最后的刻帖，类似的刻本开始由私人刻印，激起了宋代书法鉴藏的高涨，这些珍贵的刻本哪一本（如果有的话）是真迹这一问题引起了激烈地争论。这些拓本的经济价值相当可观，也和它们的真实性相关，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书法和艺术家个人风格之间已经很牢固的联系。作品和艺术家之间的这些联系在绘画中也日益加强，由此而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一件伟大的无名作品越来越不可能成为流行的艺术著述谈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