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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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和设计史

1936年，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开创性著作《现代运动的先驱》出版，这部重要的著作第一版于1936年由Faber & Faber（London）出版。1949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出版了第二版，提升了该书的历史重要性，此书成为重要的有关现代主义起源的宣传读物。这本经过重新设计的第二版最引人注意的变化是插图数量有所增加，从原有的84张增加到137张。当1960年Penguin Books（Harmonds-worth）以The 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为名再次出版时，进行了进一步修订，有些地方重写了，此后，该书经过多次再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对20世纪设计史的论述主要成了对现代运动及其19世纪设计改革运动先驱的研究。尽管该领域中的材料已经大量出版，现代主义仍然是一个有许多内容亟待研究的领域。P. Greenhalgh（ed.），Modernism in Design（Reaktion，London，1990）是一部非常有用的著作。其原因具有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或许源于大范围内迅速对数量可观的现代主义作品进行历史分析的可行性。这一点既存在于设计生产和文献中，同时也显现于遍布西方工业化世界的一流博物馆、艺术仓库和档案室的收藏中。现代主义经久不衰的意识形态优势一直受到道德和政治内涵的支持，它假定许多叫嚣最凶的反对者都与强制性政体关系密切，比如“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现代主义者自视为使人联想起20世纪的“机器时代”美学的创造者，他们从历史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研究新形式和新材料。这些新形式、新材料给人的感觉是象征性地——如果不是实际地——与先进的工业文化的批量生产力相一致。现代主义的美学面貌和象征情况——以掌控抽象形式、采用新材料和兼容“时代精神”为例——通常被一笔带过，着重强调“形式服从功能”。Tim Benton在一篇非常重要的名为“The Myth of Function”的文章中有力地指出，这种在现代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简单建立的联系大大支持了将其描述为“去个性化”（“de-humanizing”）的那些人的观念，这篇文章收录于P. Greenhalgh（ed.），（above，n. 2），41—53。［图10，图11］近来，对以现代主义为中心的设计史书写的反思认为，大多数分析依靠的是著名个体的理论和实践，并且把重点放在对美学成就的颂扬上。随着新近浮现出来的对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的兴趣和对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大量学者已经试图着手解决由更大规模的设计消费和使用所引发的各类问题。材料文化研究可以参见D. Miller（D. Miller，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Blackwell，Oxford，1987）.他在这本书中用“古怪”来描述设计史，这可能是因为对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讨论缺乏认识所致，一些人类学的研究影响了最近的设计史研究和出版。比如T. Putnam & C. Newton编，Household Choices（Futures Publications，London，1990）。值得注意的是，其关注点从设计、制造和产品开发，转向选择、接受和理解的观念。）、M. Douglas and B. Isherwood，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Allen Lane，London，1975），以及G. McCracken，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1988）。有的人也开始尝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思考现代主义，提出了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在对妇女的陈规认识中，专业教育的机会等重要问题。Frauen im Design（参见R. Parker，The Subversive Stitch: Embroidery and the Making of Feminine （London，1984）或M. Droste，“Women in the Arts and Crafts and in Industrial Design 1890—1933”，载Frauen im Design: Berufsbilder und Lebenswege seit 1900 /Women in Design: Careers and Life Histories since 1900 （Design Center，Stuttgart，1989），174—202。）中收录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章，为研究妇女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道路。J. Attfield and P. Kirkham（eds.），A View from the Interior（重要文献包括J. Attfield and P. Kirkham（eds），A View from the Interior: Feminism，Women and Design（Women's Press，London，1989；rev. edn. 1995），C. Buckley，Potters and Paintresses: Women Designers and the Pottery Industry 1870—1955 （Women's Press，1990）与Frauen im Design（参见R. Parker，The Subversive Stitch: Embroidery and the Making of Feminine （London，1984）或M. Droste，“Women in the Arts and Crafts and in Industrial Design 1890—1933”，载Frauen im Design: Berufsbilder und Lebenswege seit 1900 /Women in Design: Careers and Life Histories since 1900 （Design Center，Stuttgart，1989），174—202。）。）思考了“妇女和设计”研究的各种方法。

图10

《红》（RED）杂志封面，捷克斯洛伐克，1928年

《红》是山菊花社（Devetsil Group）的期刊，该团体由前卫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家和作家组成，1920年在布拉格成立。由欧迪翁出版社（Odeon Press）出版，著名的卡罗尔·泰奇（Karol Teige）主编，是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媒介。显眼的横向和纵向条纹、印刷体的标题字母、字体几何化的大块使这一形象在风格上与德国和俄国构成主义设计的进步发展相关。

图11　钱君匋

《时代前》，上海《时代前》杂志社出版，1931年1月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大量中国设计师，特别是那些在大都市上海的设计师，吸收欧美影响，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产生普遍兴趣。日益增长的简化印刷形式的承诺，结合对功能主义符号论在页面上安排几何元素的兴趣，反映出西方前卫设计师对抽象形式的探讨。钱君匋就是这项进步运动的一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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