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共和主义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早期政治批判研究(1839-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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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博士论文》对其早期政治批判的理论奠基:“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

在进入《博士论文》的探讨之前,对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发展稍作提示实属必要。仅有的、同时对于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材料是他于1837年11月10—11日写给父亲的信。马克思在信中描述了他在构建法学体系时所陷入的“是”与“应当”之间的对立,承认这种对立是费希特和康德的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对立,[1]并由此而转入黑格尔哲学,以“向现实本身寻求观念”[2]。马克思还透露他加入了“博士俱乐部”,日益紧密地卷入“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之中,并且提到了同属黑格尔派的鲁滕堡以及尤其是后来成为其师友的布鲁诺·鲍威尔。[3]

从此信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已经基本上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他写道:“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是尘世的中心。”[4]显然,这是黑格尔的基本观念的表达。麦吉尔(Allan Megill)认为此信表明马克思发现了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三个缺陷:其一,严格区分“是”和“应当”、现实和观念;其二,落入抽象的形式主义之中;其三,他们不能表明世界中有任何类型的过程在起作用,而只是提供一幅静态的现实图景。[5]应当承认,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进入黑格尔哲学的,因此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也必然会烙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印记。到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之际,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运动在德国学界影响日盛,马克思作为后来者,所受影响之深,自不待言。

与施特劳斯、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宗教批判著作以及马克思1843年的重要政治批判论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相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但对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来说,却并非如此。《博士论文》构成其思想发展的真正开端,其意义不容小觑。[6]

无论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本身,还是他为《博士论文》所作的笔记,即《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国内学界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7]对于自己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后来曾经给出了简要提示:“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亚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8]细细体会马克思的这一简要提示,可以得知,他的《博士论文》既有哲学的兴趣,更有政治的兴趣。从马克思刻意强调“政治的兴趣”可以推知,《博士论文》表面上是一部哲学著作,实际上则是一部政治性强于哲学性的著作。马克思后来为出版而写的新序言也暗含了这层意思。该序言删除了“由于从事目前更具有直接意义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著作”这样的话语,将其修改为“鉴于我正在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9]。显然,无论是“从事目前更具有直接意义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著作”,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研究”,均表明其博士论文是一部“更为间接的”或者“另一性质的”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或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不尽相同的说法中,马克思均将“政治”置于“哲学”之前,表明政治的分量要更重一些。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部政治论著,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此处所言的“政治”的含义。对此,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这里仅撷取两例。法国著名学者科尔纽指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及《笔记》)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方面,参加青年黑格尔派通过宗教批判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根据研究的结果进一步确立自己的世界观。”[10]科尔纽明言,前者表现在博士论文附录,而后者则表现为对哲学本质的分析,这一点构成了博士论文的内容。[11]显然,科尔纽是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和哲学意义分开的,认为《博士论文》的附录关涉到当时的政治问题,而《博士论文》本身则处理哲学问题。这是一种看法。另一种看法则把重点放在哲学与宗教的对立上,以此理解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题(实际上即其政治主题)。罗晓颖博士在其《马克思与伊壁鸠鲁》一书中就认为:“马克思在论文中突出了哲学与宗教的直接对立,力主以哲学来拯救人的精神或自我意识,他主张要彻底地反对宗教,坚持无神论立场,这基本构成了他日后思想成熟的基调。”[12]

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均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主题定位为宗教批判或者哲学与宗教的对立上,而其区别则在于,罗晓颖博士将宗教与哲学的对立作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题,而科尔纽则认为这只是《博士论文》附录的主题,博士论文本身则是要进一步分析哲学的本质。稍作思考,我们便会觉得,科尔纽的说法似乎更为公允一些,因为尽管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本身在导言以及一些章节上也涉及宗教批判,但实际上宗教批判并非其真正主旨。因此,将整篇博士论文视为宗教批判似乎不妥。

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对宗教批判算不上热心。在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到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然而他并没有选择宗教,而是选择哲学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这表明,对马克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哲学研究(或哲学批判),而非宗教批判。正因如此,在他为撰写博士论文而做的《笔记》中,宗教问题也不是关注的核心。我们可以通过他在《笔记》中的评论来证明这一点。“笔记一”没有关于宗教的评论,“笔记二”的评论有两处涉及宗教问题,“笔记三”有一大段关于宗教的评论,可能是整个笔记中最长的关于宗教的评论,“笔记五”有一处涉及“哲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评论。[13]相比之下,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评论的篇幅要多得多,也重要得多。马克思《博士论文》完成时,宗教批判仅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这也直接表明了哲学研究与宗教批判之间的这种主从关系。另外,从其早期思想的总体情况来看,宗教也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这一点可以由此得证,即马克思从未在宗教批判方面出版过富有原创性的著作,也没有提出过原创性的观点,而是基本上追随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尤其是鲍威尔。[14]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学者麦吉尔指出:“马克思本人从来就没有对攻击宗教本身抱有很大兴趣(恩格斯要反宗教得多)……尽管在1841年夏末秋初短暂地参与过鲍威尔的无神论写作计划,但马克思本人并不是一个批判神学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引用普罗米修斯,不是为了攻击宗教,而是为了捍卫哲学的领地和自由。”[15]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因此,综合马克思的自述和上述分析来看,尽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宗教批判确实构成了马克思参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现实斗争的一种方式,但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来说,将其“政治兴趣”限于宗教批判,可能并不准确。要真正理解马克思所言的“政治的兴趣”,还是要回到其《博士论文》的文本本身,并结合青年黑格尔派批判运动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给出一个尽量合理的解释。

就其《博士论文》的文本而言,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在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方兴未艾之际,马克思为何选择哲学研究(而非宗教批判)作为博士论文的方向?换言之,在当时的语境下,马克思到底是如何理解哲学的内涵的?

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题。如题名(《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示,论文以西方古代两个不同时代的伟大哲学家即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主题。在正文第一部分第一节中,马克思将其原来计划完成的著作内容概括为:“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哲学的全部概况,以及它们与较早的和较晚的希腊思辨哲学的总体关系,我打算在一部更为详尽的著作里加以阐述”[16],这表明马克思的初衷是要以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哲学为中心,撰写一部哲学史论著。这一点在《笔记》临近结束时已经暗示出来。此时,马克思已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撰写哲学史的问题。[17]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缩小了论题的范围,将其局限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人的自然哲学及其差异。对此,他在文中写道:“在这里,好像通过一个例子,并且也只从一个方面,即从它们与较早的思辨的联系方面,来阐述这种关系也就足够了。”[18]马克思此言似乎表明,通过一个方面的探讨,即足以表明上述三派哲学同之前的希腊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了。他将这种关系规定为 “差别”。为何是“差别”?

我们且从第二个问题说起。

在《笔记》之“笔记七”的评论中,马克思写道:

这是一个根本而言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构成纯粹希腊哲学之终结(Schluß)的三个希腊哲学体系群,伊壁鸠鲁的、斯多葛的和怀疑派的体系,都从过去发现的东西中吸取各自体系的主要要素。因此,斯多葛派的自然哲学大部分是赫拉克利特的,其逻辑学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是德谟克利特的,其伦理学则类似于昔勒尼派伦理学。最后,怀疑论者是哲学家当中的学问家,他们的工作是进行比较,因而也就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先前阐述过的主张。……然而这些体系不失为独创的,并且构成一个整体。

但是它们不仅为它们的科学找到了完美的建筑材料,它们的精神王国的活生生的精神也仿佛作为先知出生在这些[体系]之前。那些属于它们的体系的个人是历史人物,体系相对于体系而言则是包含性的。亚里斯提卜、安提斯梯尼、智者派和其他一些哲学界就是如此。

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19]

显然,马克思这一段话实际上指明了其《博士论文》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伊壁鸠鲁哲学、斯多葛派哲学和怀疑论派哲学与之前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在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我们无从知道,为何这个问题对他如此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迄今为止青年黑格尔派批判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是大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之间因宗教批判而产生的理论批判之争,另一方面则是由波兰学者切什考夫斯基出版《历史智慧导论》引发的实践批判。它们构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思想的直接前提和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