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黑格尔有言：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的哲学自然不是例外。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近代欧洲邻国的两场重大革命——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和1789年以来的法国大革命（当然还有之前的美国革命）——从社会和政治两个方面昭示了德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对德国来说，法国革命（以及之前的英国革命）昭示了德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摧毁旧制度，建立一个和英国、法国等一样自由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另外，随着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来临，英法社会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欧洲无产阶级亦开始抬头，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当然，在德国，旧的封建势力还异常强大，依旧盘踞在这块土地上，不甘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从马克思个人的生平来看，其青少年时期恰逢这三股势力风云际会之时。旧的顽固势力尽管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但依旧猖狂，同时德国资产阶级发展迅速，德国无产阶级也在形成之中，开始展示他们的力量。
马克思早年生活正在1815—1848年期间。对于历史的这一时期，德国史学界一般以1830年法国革命为界，称1815年到1830年为复辟时期，1830年到1848年3月革命前的三四十年代为“三月革命前”的时期（Vormärz）。
就这一过渡时期德国的总体态势而言，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德意志邦联成立，德国向统一的方向虽有所迈进，但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联邦内部分为三块，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及独立、分散的其他小邦。这三股势力中间，梅特涅领导下的奥地利在这一时期左右着德国（甚至欧洲）政局，主导了这一时期德意志联邦政治的基本走向。奥地利是欧洲旧制度的堡垒，维护旧秩序和封建君主制，坚决反对和镇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就普鲁士而言，政治方面，复辟初期，它在哈登堡的主持下从事政治改革，但是这种改革仅限于行政改革，未能成为宪政改革。1822年，随着哈登堡的去世，普鲁士的宪政改革以失败告终。经济方面，普鲁士在复辟时期开始进入工业革命阶段，1834年关税同盟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德国和普鲁士经济的发展，普鲁士因此成为德国自由主义经济的领头羊。其余小邦，尤其是南部德国，则在走向宪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整个德国的影响有限。
复辟初期，德国处于政治改革的十字路口。按照维也纳会议的协议，德意志联邦中的各邦均应建立省议会，即“等级制”（landständische Verfassungen）。梅特涅希望其他各邦采用奥地利的旧的等级会议模式，然而南德各邦则想要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在复辟时代早期（1815—1818），旧等级制和代议制之争构成了主要的政治争论。
南德诸邦——尤其是巴伐利亚、巴登和符登堡——在走向宪政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其原因是，这里除了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以外，还有现实的考虑，即为了巩固新获得的国土，以维护主权和统一。这些宪法中，最为先进的是巴登宪法，它承认不按等级分配的选举权，只对选举权进行直接监督，而享有公民权的人均拥有选举权，另外巴登邦议会还具有真正政治协商的议会生活和初步发展的政党组织。
复辟初期，普鲁士在首相哈登堡的统治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哈登堡的改革仅在行政领域获得成功，1817年成立的作为国王和政府的咨询机构的枢密院是哈登堡改革的顶峰，但它并不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在1815年承诺的国民代议机构。1817年普鲁士成立了宪法筹备委员会，但是遭到内部旧的等级势力的反对。到1819年，普鲁士政治改革的形势由于德国大学生运动的发展而发生逆转。
1815年后，从战场归来的德国大学生自发成立了全德大学生联合会。1817年10月18日，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即瓦特堡大会，纪念新教改革300周年和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这种大学生组织具有一定的政治关怀，既怀有法国革命的理想，想要拥有自由、民族统一并且建立代议制政府，也怀有复兴中世纪帝国的浪漫情结。大学生联合会引起了梅特涅的高度关注和恐惧。1819年3月，耶拿神学院学生桑德在曼海姆刺杀了俄国枢密顾问和诗人科采布，是年7月，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刺杀未遂事件。这两次刺杀事件赐予了梅特涅镇压自由主义和大学生运动的良机。在这两次事件的影响下，全德和普鲁士政治走向反动，普鲁士与奥地利签订了奠定德国复辟时期基础的特普利茨临时协定。这个协定构成了1819年8月“卡尔斯巴德决议”的基础。1819年9月，德意志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决定：（1）凡滥用合法地位对青年情绪施加影响，散布败坏道德、敌视公共秩序与安宁，破坏现存国家机构基础的学说，明显暴露出没有能力履行委托给他们重要职务的大学教师应予撤职。此条既针对大学教师的言论与教学自由，也指向大学生的集会和结社自由。（2）撤销联邦条例第18条授予的新闻自由，代之以新闻和出版审查制度。（3）成立联邦特别检查委员会，检查“革命颠覆活动以及煽动性的联系活动”，向联邦议会报告，由后者进行决议。（4）1820年7月3日的执行条例完成了卡尔斯巴德决议。[1]卡尔斯巴德决议表明了梅特涅和奥地利对德国的重大影响，它标志着复辟时代初期自由主义立宪运动的基本终结。该决议的体制“使（德国）革命运动的力量陷入瘫痪达20年之久”，使得19世纪20年代南欧的革命浪潮竟然对德国毫无影响。[2]
卡尔斯巴德决议使普鲁士倒向奥地利的复辟政策。其后，尽管哈登堡并没有放弃制定宪法，然而随着1819年洪堡进入政府，两个都想制定宪法的改革派却因为首相制和同僚制之争而陷入内讧，导致改革派内部洪堡等三人于1820年初被解职。这次解职导致改革派在普鲁士政坛上层完全失去优势，改革派仅剩下首相哈登堡一人而已。至此，普鲁士的政治改革戛然而止。1822年，哈登堡去世，其宪政改革的努力遂以失败告终。直到1848年，普鲁士一直都是一个没有宪法的国家。
由此，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生活在复辟政治的高压之下：“1819—1820年的转变导致了对于等级制的统治者的强调，他们的统治无须危险的现代宪政，并且这种转变还批准对‘颠覆性’的思想进行镇压。19世纪20年代是反动的十年。大学生联合会成员被捕，大学受监管，大学教授被解职，遭到怀疑的组织被解散，报纸和书籍要接受审查。海涅和其他人移民国外。这波镇压的浪潮，‘缉拿煽动分子’，席卷了德国很多地区。以前的叙述倾向于强调其‘警察国家’的性质：邮政局设撤信部，据说奥地利动员侍者和门人报告政治活动。梅特涅吹嘘他是‘欧洲首席公安部长’。”[3]从历史学家的这一段描述，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当时德国社会压抑的政治气氛。
1830年，法国爆发的七月革命给德国带来了一定的变化。这场革命是法国1789年革命的复活和完成，复辟的波旁王朝被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在法国建立起来。在德国，不少邦国掀起了第二波立宪运动，宪制开始从南部和西南部向中、北部扩展。不伦瑞克公爵查理二世被赶走，其兄弟受邦等级议会之邀担任国王，顺应时势，1832年不伦瑞克颁布了新宪法。黑森选帝侯威廉二世被迫颁布了赞同等级议会的新宪法，但由于国王父子的阻挠，宪法并未获得真正的成效。萨克森和汉诺威实行了宪法改革，两院制的等级会议建立起来，下层民众（资产阶级、农民）扩大了他们在议会中的权力。但是法国的七月革命并未在政治上对普鲁士和奥地利造成重大冲击。因而与上一波德国立宪运动一样，19世纪30年代初期的德国立宪运动影响仍然有限，复辟时期的政治态势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相反，政治的保守和反动倒有变本加厉之势。
然而，七月革命对德国社会造成不小的影响。德国西南地区出现了人民运动，其中著名的要数1832年由新成立的“新闻与祖国协会”组织的汉巴赫大会。有两三万人参加了本次大会，并且举行了当时德国最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示威者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农民，还有一些学生，他们要求比自由主义宪政改革更加激进的民主法律改革、妇女解放和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较小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活动再次遭到梅特涅的镇压。不久后，联邦议会通过了“六条法令”，限制等级议会的权利，并且成立了一个监督委员会，以保证“六条法令”切实实施。[4]
“六条法令”在国外遭到了英、法的反对。而在德国内部，民众则在继续抗争。次年，德国又爆发了纪念汉巴赫大会一周年的事件。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爆发了大学生攻击警备队的事件。联邦当局对此高度重视，派出军队进行镇压，结果六名士兵和一名学生被杀。梅特涅通过了进一步的镇压性立法，规定延期召开和解散不顺从的等级会议，并且对联邦各邦的大学、教师和大学生进行严密审查和普遍监督。此外，联邦还成立了一个调查机构，对激进分子进行镇压。至此，1819年以来的复辟政治在德国达到顶点。
然而，德国社会的反抗仍在继续。1835年毕希纳（Georg Büchner）和牧师魏迪希试图发动农民起义，被当局镇压，毕希纳逃亡，客死瑞典。其后，由于德国境内的高压，不少德国的民主人士开始流亡国外，从事反抗活动。在瑞士，流亡者成立了“青年德意志”组织。在法国，海涅等人建立了“德意志人民联盟”，1834年，该组织被法国政府解散后转入地下，其中坚人士又成立了“流亡者同盟”，其后，这一组织分裂，它的一部分成员形成“正义者同盟”。众所周知，它就是马克思后来与之发生密切关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
同时，德国国内的反抗并没有止息。1837年，发生在汉诺威的哥廷根事件名噪一时。是年6月，威廉四世去世后，其兄弟恩斯特·奥古斯特即位，解散议会，宣布1833年宪法无效。此举招致哥廷根的7名教授（史称“哥廷根七君子”）的公开反对，他们宣示忠于宪法。国王宣布解除7名教授的公职，而他们亦因此一举成为德国自由主义的英雄。巴登和符登堡呼吁德意志联邦纠正汉诺威的错误，然而大多数邦国支持梅特涅对恩斯特·奥古斯特的同情。
大致说来，由于复辟初期大多数邦国（尤其是普鲁士）宪制改革失败，18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基本上是在“卡尔斯巴德决议”和“六条法令”的政治高压下度过的。然而，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具体表现在德国关税同盟的成立、德国农村改革和最早的工业革命以及交通革命等几个方面。
有史家指出，“三月革命前的德国的唯一积极的政治事件是关税同盟的形成”。[5]在维也纳会议上，联邦会议应当担任决定共同的关税政策的提议未获通过。其后，普鲁士首相施泰因、经济学家李斯特等人提出，德国只有形成一个共同市场，经济才会发展，这一提议被普鲁士的经济改革家们所接受。1818年普鲁士废除各省之间的关税壁垒，是为德国关税同盟之肇始。之前，巴伐利亚、巴登和符登堡都已先行一步。但是普鲁士则进一步决定尽可能将关税同盟扩展到其他邦国。到19世纪20年代，普鲁士财政部长莫茨（Friedrich von Motz）等人决心将关税同盟扩展到北德和中德，以担起统一德国的职责。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并且遭到奥地利和法国的阻挠。1828年，奥地利、法国、萨克森、汉诺威等共同成立了一个中德关税同盟。同年，南德的巴伐利亚和符登堡也组成了一个关税同盟。次年，普鲁士和南德同盟签订了贸易协定。1833年，经普鲁士和南德同盟协商，德国关税成立，1834年元旦生效，到1842年，在德意志联邦的39个邦中，已有28个邦加入。关税同盟加强了普鲁士在德国诸邦中的地位，而普鲁士的经济实力也确保了它在关税同盟以及后来在德国的优势地位。[6]
18世纪上半叶，德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1848年革命前，全部人口的3/4生活在农村。德国社会的变化始于农村改革，由于封建农奴制的废除，农民获得解放和人身自由。[7]农村改革的结果是人口增长，可耕地数量史无前例地增加：19世纪上半叶全德国可耕地至少增加了50%，在东普鲁士的一些地方则翻了三番，畜牧业也以同样比例增加，轮种法广泛采用，投资增加，农业开始走向商业化和专业化。[8]然而，农村改革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峻的现实问题。土地的自由买卖导致农村土地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导致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大地产主从土地买卖中大获其利，中农也能维持其土地，然而这两个农村阶级所占比重不大（在农村改革于农民有利的萨克森，1843年，仅有22%的农民能够维持他们的土地。这种情况非常典型。在勃兰登堡、汉诺威、巴伐利亚、上施瓦本，上层和中层农民的比例在20%到25%。在南部和西部，比例要小一些）。另一方面，在整个德国，小农数量在增加，他们拥有的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而一些传统的习惯权利（拾穗，在公共土地上放牧，捡木柴）则被剥夺了，小农因此逐渐沦入与更加底层的阶层为伍的境地。1848年之前数年，由于婚姻的限制取消，小农和无地的底层阶级的人数迅速增加。
到19世纪40年代，全德国境内，农村中无地的底层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的一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80%。他们靠打零工或者季节性流动维持生计，不少人移居巴西、美国。18世纪40年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德国农村危机日益严重，移民率猛涨，饥荒和犯罪的报道也不断上升。农村贫困的典型表征就是马克思在1842年深入考察过的林木盗窃。[9]而依附于农业的手工业，由于农业的凋敝，而陷于极不景气的境地，布莱克博恩认为这是农村贫困的另一表征，也是引发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根本原因。[10]
另一方面，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国开始缓慢地步入工业革命时代。1830年到1850年间，德国关税同盟内部原棉的消费增长了8倍，奥地利铁的出口在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翻了一倍，这一时期末，德国的煤产量短期内就翻了一倍。另外，机械化的发展，新能源（蒸汽、煤气）的采用，新工业部门的出现，等等，都表明德国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当然，与同期的英国相比，德国的工业还相当落后：这一时期，德国尽管纺织工人的数量在快速增加，但90%以上的织布机都是手工操作；到19世纪中叶，工厂工人和矿工数量仅占从事制造和矿业总人数的11%—12%，还不到从事经济活动总人数的5%。与英国相比，德国的工业更是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马力从6万增长到36万，仅为英国的1/4强，煤、铁的产量不超过英国的6%—7%。[11]
与工业的缓慢发展相比，德国交通事业的发展要迅猛得多。德国从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修建铁路（1835年，德国第一条铁路开通），到40年代，铁路网日益稠密，形成了以柏林、科隆、法兰克福以及慕尼黑和纽伦堡为中心的4大铁路网络，到了1848年，德国已经形成了可观的铁路网，火车站已经成了集会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从而为1848年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12]
随着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社会问题也在40年代凸显出来。三月革命前社会问题的出现，并非因为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也不是因为当时文学作品中的“贫民”，而是处于当时德国社会底层、处于流动状态的手工业帮工。一方面，这一时期人口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的凋敝和贫困化，这些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还有无地或者失地的农民处于同样的境地。“贫困”成为40年代最为流行的政治话语，1845年到1847年的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德国社会的贫困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德国社会动荡不安，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6年加利西亚农民起义，1847年柏林又爆发了“土豆革命”，表明底层民众对社会已经完全绝望。
当19世纪40年代德国深陷社会危机之时，德国政治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发展来说，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后所造成的政治大转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之初的一系列举动使人们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希望：释放1819年“煽乱分子”雅恩和阿恩特，任命“哥廷根七君子”中的三人担任柏林大学教授，重新起用年届七旬的博伊恩[13]，放松书报检查，减少联邦的管控权，并与天主教会达成和解。他的开明表现重新点燃了人们的宪政梦想。然而，威廉四世骨子里是保守的，他赞成的是历史—宗法制的、基督教—日耳曼的思想和等级思想，从而与时人的期望大相径庭。马克思曾在1843年5月给卢格的信中如是评价威廉四世：
您知道，我对这个人很有研究。早在他还只有《柏林政治周刊》作为自己的刊物时，我就认识到了他的价值和他的使命。他在柯尼斯堡宣誓效忠的邦议会上便证实了我的推测：目前的问题恐怕会成为纯粹的个人问题。他宣称，他一心向往的就是普鲁士领地——他的国家——的未来的基本法。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制度。他是唯一的政治人物。他的人格决定着制度是这样还是那样。他所做的或者人家要他做的，他所想的或者人家要他讲的，就是普鲁士这个国家所想的和所做的……
老国王没有什么奢望，他是一个庸人，并不以聪明自居。他知道，奴仆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生活。小国王比较有朝气，比较聪明，特别重视只受自己心意和理智制约的君主的无上威权。旧的业已僵化的奴仆国家和奴隶国家使他感到厌恶。他想使这个国家振奋起来，并且想完全以自己的愿望、感情和思想来感染这个国家……因而有了他那自由主义的演讲和真情的吐露。在他看来，统治他的全体臣民的，不应当是那死的法律，而应当是国王的充满生气的心灵。他想调动所有人的心灵和智慧为他的衷心愿望和酝酿已久的计划效力。结果是有人动起来了，但是其余的人却和国王不齐心，那些被统治的人，一开口便说要消灭旧的统治。那些曾无耻地宣称要使人成为人的理想主义者也讲话了；当国王按照旧德意志方式来幻想时，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德意志的方式来发议论……国王的愿望和理想主义者的意图之间是容易发生明显冲突的，因为前者醉心于充满僧侣、骑士和农奴的伟大的过去；而后者所想的只是法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因而归根结底总是要建立共和国，要建立自由人类的秩序来代替死的事物的制度。[14]
这段话生动地刻画了威廉四世的个性及其统治的实质，即他想要加强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在普鲁士恢复旧制度的统治。因此，在威廉四世的自由主义作秀之后，其专制和复旧的统治的庐山真面目便很快暴露出来：发布新的书报检查令，控制新闻出版自由；任命萨维尼为司法部长，制定倒退的、向宗教和教会让步的法律；坚持旧的等级制议会，反对建立代议制议会；[15]等等。我们将会看到，威廉四世统治下的这些倒行逆施，无不成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政治批判的对象。在这封信后不久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的对立，对君主制、等级议会制的批判等，构成了全书的核心内容。这些批判，直指普鲁士政治现状和政治制度。
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运动正是产生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以后。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基本状况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七月革命以后，德国人民的民主意识逐渐高涨，尽管遭受政府的打压，但德国人民在国内外的反抗并未止息。第二，就普鲁士而言，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威廉三世统治的末期）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统治前期，普鲁士国家的统治日趋反动、保守。第三，随着德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发生的剧变，在19世纪40年代，整个德国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开始在德国思想界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青年黑格尔派在德国学界迅速崛起，并产生巨大影响。
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运动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各有不同：（1）从1835年大卫·斯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出版，到1841年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各自出版他们重要的宗教论著为止，宗教批判处于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核心。（2）1840年开始，卢格开始将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运动引向政治批判，其后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等人也先后加入。1841—1842年，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的影响日盛，从而遭到了普鲁士当局的镇压。1843年初，《德国年鉴》和《莱茵报》被查封，青年黑格尔派公开的政治批判戛然而止，然而政治批判并未因此而停止，而是转入地下，并在马克思1843年夏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达到高潮。（3）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魏特曼、赫斯等人开始在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下形成具有德国特色的共产主义。1842年，洛伦茨·冯·施泰因的《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6]一书首次将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系统地介绍给德国。马克思本人则在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不久由古典共和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青年黑格尔派批判运动的发展构成了早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直接语境。马克思大约在1837年接触青年黑格尔派，并成为其中一员。除了之前的大卫·施特劳斯的宗教批判以及随后产生的施特劳斯与鲍威尔之间的最初论战以外，马克思基本上经历了此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全过程，因此对该派各家各派的著作和观点非常熟悉。这是我们在阐述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以作者的理解，马克思哲学本质上就是政治哲学。这一点在早期马克思那里表现得尤其鲜明、突出。本书试图对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做一较为系统的梳理，时间跨度主要从其博士论文时期（1839—1841年）到《德法年鉴》时期（1844年初）这一段时间，旨在揭示其由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经古典共和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与思想缘由。[17]
列宁曾将这一时段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博士论文（1841年），此时马克思“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2）《莱茵报》时期（1842—1843年），为“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3）《德法年鉴》时期，为上述转向完成时期。[18]尽管列宁的划分涉及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发展，但并非全然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出发。科尔纽在论述马克思早年思想发展时，则将其分为青年黑格尔派时期、脱离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时期以及共产主义时期。[19]而亨特（Richard N.Hunt）则将马克思早年政治思想的发展分为家庭影响下的自由主义的君主主义时期、青年黑格尔派影响下的民主—共和时期以及1843年向共产主义转变三个阶段。[20]本书主要以文本为中心，将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分为《博士论文》时期、《莱茵报》时期、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逐一考察其各个时期主要政治哲学观念及其内在演变。
[1] [联邦德国]卡尔·艾利希·博恩、马克斯·布劳巴赫、泰奥多尔·席德尔、威廉·特罗伊：《德意志史》，第三卷（下），张载扬等译，丁建弘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1页。
[2] [联邦德国]卡尔·艾利希·博恩、马克斯·布劳巴赫、泰奥多尔·席德尔、威廉·特罗伊：《德意志史》，第三卷（下），第132页。
[3] David Blackbourn，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 of Germany，1780—1918，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73.
[4] Martin Kitchen，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1800—2000，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64-66.
[5] Martin Kitchen，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1800—2000，p.60.
[6] Martin Kitchen，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1800—2000，pp.61-62.
[7] David Blackbourn，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 of Germany，1780—1918，p.245.布莱克博恩指出，对于德国农民的解放，应当注意三点：第一，所有地方都保留了一些封建特权，尤其是狩猎权；第二，唯有法占区、普鲁士和像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样的少数地区才在19世纪早期一下子或者短期内完成了这一过程，其余地方则在19世纪30年代，有的封建限制一直到保存到1848年革命；第三，改革并未将农民耕种的土地分给他们，他们必须花钱购买。地方不同，方式不一，有的地方，大地主从中获益，另一些地方则农民从中受益。参见前书，第245—246页。
[8] David Blackbourn，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 of Germany，1780—1918，pp.247-248.
[9] David Blackbourn，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 of Germany，1780—1918，pp.254-255.
[10] David Blackbourn，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 of Germany，1780—1918，pp.255-256.
[11] David Blackbourn，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 of Germany，1780—1918，pp.261-263.
[12] [联邦德国]卡尔·艾利希·博恩、马克斯·布劳巴赫、泰奥多尔·席德尔、威廉·特罗伊：《德意志史》，第三卷（下），第160—161页。
[13] 博伊恩（Hermann von Boyen，1771.6-1848.2），普鲁士军官，曾于19世纪初协助普鲁士军队改革，与拿破仑作战时期，于1810—1813年担任普鲁士国防部长，1841年3月到1847年10月再次担任此职。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1页。
[15] 当时舆论希望威廉四世能够成立1815年先王许诺过的“邦代表大会”，然而1842年国王召开的由8省省议会议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Vereinigte Ausschüsse），却并非代议制议会，而是等级制议会。1844年后国王推行的“联合省议会”计划仍然如此。1847年2月，威廉四世不顾梅特涅和沙皇的反对，召开“联合省议会”。代表同意政府修建从柏林到哥尼斯堡的东部铁路，也同意设立信用机构帮助农民摆脱因农村改革而产生的债务，然而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要求废除联合委员会，并且要求“联合省议会”定期召开，但遭到国王的反对。国王解散联合省议会，从而再度使人们的宪政梦破灭，并且将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推向统一的对立阵营。威廉四世挑起了人们对于宪政改革的期望，但没有满足人们的期望，其结果是使宪制问题在德国变成了一个十分急迫的问题，1848年2月法国革命的爆发，引发了普鲁士1848年三月革命。
[16] Lorenz von Stein，Der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der heutigen Frankreich，Leipzig：Otto Wigand，1842.
[17] 阿维纳里的《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是笔者目前读过的这一方面的最好著作。就本书主题而论，Hal Draper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一）：国家和官僚政治》（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I：State and Bureaucracy，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7）可能是目前最详尽的研究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发展的著作。Richard N.Hunt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观念》（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4）以两章的篇幅（第2、3章）论述了马克思早期所接受的政治教育及其早年政治思想的发展。Allan Megill的《卡尔·马克思：理性的重负（马克思缘何拒斥政治和市场）》[Karl Marx.The Burden of Reason（ Why Marx Rejected Politics and the Market），Lanham·Boulder·New York·Oxfor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2]用一章的篇幅（第2章）讨论了从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到1843年间政治思想的发展。David Leopold的《青年黑格尔：德国哲学、现代政治和人类繁荣》（The Young Karl Marxl：German Philosophy，Modern Politics and Human Flourish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主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为探讨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要文本，同时也涉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已不完全是对其政治思想的论述了。
[18]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19]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818—1844），刘丕坤等译，持平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4页。
[20] Richard.N.Hunt，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1：Marxism and Totalitarian Democracy，1818—1850，p.17.